永春籍海峡华人李清渊家族

李清渊（图源：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

李清渊（Lee Cheng Yan，1841-1911）出生于马六甲，17岁移居新加坡经商，成长为赫赫有名的海峡华人头家与社群领袖，其独子李浚源（Lee Choon Guan，1868-1924）出生于新加坡，将父业发扬光大，亦成为名震一时的海峡华人领袖。父子二人均卒于新加坡，葬于实龙岗的家族墓地。在南洋华侨华人史的论述中，多论及父子二人的社会地位与商业成就。2012年新加坡福建会馆出版的《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收录了这两位永春籍名人，将他们归类为“祖籍福建省永春县企业家”。李清渊家族的社会影响力持续至新加坡建国后，李浚源夫人陈德娘以“钻石女王”（Diamond Queen）的形象与女性慈善家的名望为社会所关注。

目前对于李清渊与李浚源父子、以及李浚源夫人陈德娘的生平介绍，大多源于1923年宋旺相编撰出版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1950年，沈渭泽在其编纂出版的《新嘉坡华侨名人传》中，以中英双语介绍了李浚源夫人。2026年，Ooi Yu-Lin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刊物BiblioAsia刊发题为A Pioneering Philanthropist：The Life of Mrs Lee Choon Guan（《慈善先锋：李浚源夫人生平》）的文章，介绍这位生卒于新加坡的海峡华人女性的生平，特别是她对于妇女权益与慈善事业的贡献。1978年2月27日，这位传奇女性以百岁高龄辞世，其后裔分别于1984年设立李浚源夫人信托基金（Mrs Lee Choon Guan Trust Fund），2011年成立李浚源夫人基金（Mrs Lee Choon Guan Fund）。

长期以来，李清渊家族被视为接受英文教育的峇峇豪门，世人对于其家世渊源所知不多。本文通过整理李清渊的两次越洋长途旅行，以及李氏后裔的寻根溯源，结合早期的新闻报道，梳理其家族南来的轨迹，探讨19世纪晚期马六甲海峡华人的社会与教育特征，以及他们对于祖国与祖家的认知。

李浚源（图源：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

李浚源夫人陈德娘（图源:Roots）

马六甲的永春大路头李氏

有关李清渊家族源流的探讨散见于新马两地学者的记录，目前所知较为完整的李氏房派源自Peter Lee的研究，他是本地知名的土生华人学者与策展人，其父Lee Kip Lee曾任新加坡土生协会会长，其叔叔李急麟（Lee Kip Lin）是建筑师与建筑史学者，其长兄为音乐人Dick Lee。2009年，Peter在新加坡土生协会出版的The Peranakan Magazine（《土生华人杂志》）上连续发表两篇文章，记录自己作为新加坡峇峇前往祖籍地永春的寻根之旅，结合在祖厝所见的族谱，以其房派写下永春大路头李氏南来的七代传承。

Peter是罕见的掌握华语并深究中华文化的海峡华人后裔，有着研究家族史的先天优势。他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London University’s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修读中国语（Chinese Studies）时，前往北京外国语大学进行一年的交换学习，趁着暑假的机会，年仅23岁的他，拿着父辈保留的原乡亲人来函，第一次踏上前往永春的寻根之路。1986年6月11日，他从北京乘坐飞机抵达厦门，在厦门住了两晚后，坐上去永春的巴士，行驶了约12小时才抵达这座内地县城，在入住酒店一楼的华侨办公室得到帮助，找到了大路头李氏祖厝，意外见到历经文革劫难的族谱与题刻“忠迈弘高”的巨大木制牌匾，牌头雕刻“光绪壬寅三月为二品封职李清渊立”，这是李清渊1902年获得满清政府二品官衔的实证。

第一次见到李氏族谱时，Peter在族亲的指导下看到熟悉的先祖名字“五世李永侃”。因为从小祖母让他背诵直系六代祖先的名字，他很快确认这是南来马六甲的开基祖李侃，得以写下其直系房派源流——Lee Kan（族名：李永侃，第一代），Lee Chan Bee（李赞美，第二代），Lee Quee Lim（李桂林，第三代），Lee Keng Kiat（李庆吉，第四代），Lee Chim Huk（第五代），Lee Kip Lee（第六代），Peter Lee（第七代）。根据Peter的研究，李侃于1778年以18岁的年纪来到马六甲，与当地女子Tan Tuan Neo（陈端娘）结婚，育有一子李赞美和三个女儿。虽然在马六甲成家立业，李侃最终决定将财富留给妻儿，独自返回永春，在老家另娶两位夫人，育有七个儿子和若干女儿，以84岁高龄去世。Peter称，二战前祖父辈仍与永春族人保持书信往来，这意味着两地的家族成员保持联系长达五代。

最早考察欧洲的海峡华人

李侃在马六甲留下儿子李赞美，为永春大路头李氏在南洋留下昌盛的一脉，李赞美的儿子中最为人所知的是李清渊。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李清渊17岁时南来新加坡，在直落亚逸街开设店铺做仲介和日杂买卖，成立李清渊公司（Lee Cheng Yan&Co.）与振裕号（Chop Chin Joo）。公司在兄长李清岩（Lee Cheng Gum）加入作为合伙人后，以十年时间发展成为新加坡与欧洲人贸易的主要洋货商之一，迁至马六甲街10号（No. 10 Malacca Street），将业务扩展至航运、金融与房地产投资等。

1883年7月，42岁的李清渊与51岁的郑玉瓞（Tay Geok Teat，1832-1893），两位同样出生于马六甲的新加坡华商结伴同游欧洲，于同年9月由威尼斯返回新加坡。他们被视为最早游历欧洲的海峡华人，当地报纸报道了他们在欧洲的行程与考察经历，相关的新闻稿也传回新加坡并刊登在英文报纸上。例如，1883年8月23日的Straits Times Weekly Issue（《海峡周报》）转发了The Birmingham Daily Gazette（《伯明翰日报》）7月19日的报道，详细记录李郑二人在伯明翰的五日考察。英国媒体的描述显示出西方世界对于海峡华人的兴趣，也透露出两位海峡富商的族群特征与职业兴趣。

李清渊与郑玉瓞入住的是伯明翰先进的火车站酒店——女王酒店（Queen’s Hotel），陪同的Barrington D’Almeida先生是伦敦律师公会的成员，深谙马来语，为他们翻译讲解。另一位陪同人员Grimes，则是英国著名制造公司Short，Short，and Co.的经理。这些细节暗示李郑二人惯以马来语沟通，而非想象中的英语。他们对英国制造业深感兴趣，在伯明翰期间考察了多家制造厂，涉及的行业包括玻璃、针与鱼钩、钱币、马车、镜子等，受到厂商的热情接待，得以观察制作过程与工艺技术，购买了大量贵重商品。除了商务考察之外，他们也参观了剧院、图书馆、艺术馆、市政厅和议会大厦等，观看了戏剧表演、竞技运动和烟火表演，对于英国运动员的体能和壮观的烟火表演感到震撼。

虽然无法确认此次欧洲之行对于李清渊与郑玉瓞事业发展的影响，不难想象他们所受到的文化冲击与启发，后来他们都参与新加坡的市政事务，李清渊致力于为华族谋求福利，担任保良局委员、华人参事局成员，获封太平局绅。他也慷慨资助各项慈善事业，担任陈笃生医院董事等。在教育方面，李清渊除了在实龙岗创办凤裕义学，也大力支持华校的发展，包括颜永成创办的华英义塾，陈金声创办的萃英书院，以及福建会馆创办的道南学校等。

同游中国日本的李家兄弟

李赞美所生的儿子中，除了李清渊和李清岩外，已知的还有李桂林、李清辉、李清池，都有着不俗的社会成就。在马六甲发现的李桂林与夫人薛氏的墓葬，记录他卒于光绪十七年（1891），为“皇清诰封朝议大夫”，谥号“宏毅”，夫人薛氏卒于宣统庚戌年（1910），谥号“慈良”。李清渊的另一位兄长李清辉（Lee Cheng Wee，？-1897）有着相当高的华语水平，在《叻报》刊发文章。有理由相信，李赞美已具备相当的经济实力，能够为李清渊兄弟提供良好的教育，包括华文的学习。

光绪戊子年四月初三至六月十七日（1888年5月13日至7月25日），47岁的李清渊再次踏上越洋长途旅行，这一次是与兄长李清辉，及两位朋友（锺瑞吉、陈有宽），带着两位仆人踏上了东亚之旅。1984年4月23日，梁元生在《联合早报》刊登了题为“李清辉与《东游纪略》——百年前一个新加坡人访问中国的记录”的文章，梳理了李清辉连载在《叻报》的游记（刊发时期是1889年2月12日第2162期至3月5日第2180期），并将游记内容分为九个标题加以讨论。

李家兄弟与友人在长达两个半月的旅程中，到访了香港、上海、神户、大阪、京都、长崎、福州、厦门、广州，从香港返回新加坡的途中，在安南（西贡）做了短暂停留。与考察欧洲不同的是，他们所到之处受到亲朋好友的款待，考察各商埠的商号、银行、企业，拜访福建人设立的会馆，更多的是与亲友团聚，品尝美味，感受风土人情。在中国期间，他们在上海停留的时间长达三周，当时李清辉之子锡琅和一些海峡华人已在上海经商或是工作。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在福州与厦门停留的时间很短，并未返回永春省亲。

结语

新加坡开埠之后，一些在马六甲落脚的华人家族已有相当的经济基础，具备为后代提供良好教育的能力，使得他们能够学习华语、马来语与英语。李清辉所具有的华文写作能力，显示马六甲有着提供相关教育的师资。由于马六甲海峡华人的家族背景与语言能力，他们往往在仲介与洋货贸易中占据优势。

李清渊无疑有着看世界的好奇心与探险精神，他前往欧洲与中国日本的两次长途旅行，从一个侧面显示19世纪海峡华人的社交网络、职业兴趣与情感认同——在祖家英国感受到西方技术的先进与社会进步，在祖国中国则有着紧密的族群网络和文化亲近感。

永春大路头李氏南来历史的溯清，得益于房派长辈对于祖先辈序的口耳相传，归功于七代孙Peter对于中华文化的兴趣与华语的掌握，也因为对于历史文化艺术的浓厚兴趣，这一房派保留相当数量的家族文书影像记录，为研究新马历史留下珍贵的档案史料。

注释：

[1]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London: John Murray, Albemarle Street, W., 1923，p. 110-112, 540-542。

[2]沈渭泽编纂，《新嘉坡华侨名人传》，新加坡：南国出版社，1950，页103-104。

[3]《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新加坡：新加坡福建会馆，2012，页119-122。

[4]Yu-lin Ooi, A Pioneering Philanthropist: The Life of Mrs Lee Choon Guan, BiblioAsia, Vol. 21, Issue 04, Jan-Mar 2026，p.58-63。

[5]Peter Lee, Of Bohea and Bakok Siah: Memories of a Baba’s Visit to the Land of His Ancestors, The Peranakan Magazine, Issue 1, Jan.Mar 2009, p. 4-8。

[6]Straits Times Weekly Issue, 27 September 1883, p.1.

[7]Two Singapore Chinese Citizens in Birmingham, Straits Times Weekly Issue, 23 August 1883, p.13.

[8]梁元生，“李清辉与《东游纪略》——百年前一个新加坡人访问中国的记录”，《联合早报》，1984年4月23日。

（作者为ON-LABO创办人兼主持人、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系兼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