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水深流 文心不息
——连奇专访
文·齐亚蓉
图·受访者提供
连奇近照2026
消失的街道
1947年1月3日（农历丙戌年十二月十二日），郭成章、连秀琴夫妻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此时的他们跟父母一起住在现劳明达地铁站附近。不久之后，他们一同搬往现黄金大厦对面的一条街道上（俗称白塔巷），租住在一座店屋的二楼（一楼有一家印度人经营的小店）。
祖籍福建同安的成章是父母的独子（他唯一的兄弟早夭）。其父南来后几经打拼，经营起一家小造船厂（造小木船），他自己后来则成为一名小承包商。
成章为长子取名坤福。坤福有关人生的最早记忆始于入学前：幽暗的房间里，他头枕在祖母腿上，祖母慈爱的脸庞闪耀着柔和的亮光；祖父则时常背着他，缓步走过窗外的街道，来来去去，不知多少回。
坤福六岁那年（1953年），祖父以孙儿按农历生日算已届入学年龄为由，把他提早送入附近的崇正学校。
入学后的坤福跟一般学童没什么两样，放学后，他常常会在街边的五脚基下租连环图书来看。
白塔巷如今早已失去了踪迹，取而代之的，是拔地而起的组屋。
多年之后，《消失的街道》在他的笔下重现。
中小学教育
入学后的第二个学期，坤福一家搬至旧加冷机场附近的基里玛路，住进改良信托局修建的组屋里（大牌73）。此时的祖父已过世，紧随坤福身后的，是三个年幼的妹妹。后来，他还多了一个妹妹及两个弟弟。
搬家后的坤福转去住家附近的光华学校。那时的他一大早去上学，中午12点放学回家吃午餐，下午两点返校，四点放学回家。一成不变的日子乏善可陈，但也不乏亮点。小学五六年级时，他遇到教华文的林锡老师。林老师常常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故事，深受同学们喜爱。那些声情并茂的瞬间，至今仍留存在他的记忆深处。
1958年，坤福小学毕业。二十多年后，他的孩子踏进同一所母校。某日放学回家，孩子转述老师的话：“树三十年了，学校也三十年了。”他知道孩子口中的树指根植于校园里的那一排排木麻黄，感慨之余，他提笔挥就《三十年》。此文后来收录于他的散文集《繁华集瓣》里。
1959年，坤福进入距家一两公里的德明政府华文中学（今德明政府中学前身）。此时的他开始接触中外文学名著，鲁迅、巴金、高尔基等大家的作品令他爱不释手。中四那年，他在学校图书室借到中国作家艾芜的《文学入门》（原名《文学手册》）。这部实用性专著成为他的文学启蒙，文学创作的念头悄然萌生。
高中时，他进入文科班。除了大量阅读文学名著，坤福还跟班上的几名文学爱好者一起办壁报，他创作的诗歌、散文及短篇小说常常出现在壁报栏里。
受同学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他开始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课外读物。为了省钱买书，他常常在课间不吃茶点，也坚持步行上下学。巴耶里峇地铁站附近的海洋书店，成了他课后最常流连之所。
进入高中阶段，他的学业成绩突飞猛进，名列前茅。
1964年，高中毕业的坤福被南洋大学中文系录取。
中年时期的连奇（摄于1992年5月）
南大岁月
1965年6月，满怀憧憬的坤福跨入南洋大学的门槛。
南大岁月里，令他印象深刻的有两位老师，其一是大一时教他《南大文选》的黄六平老师，其二是大二时教他《孟子》的苏雪林老师。
黄六平老师曾在年终考试时考同学们默写，内容出自《南大文选》。由于篇章众多，大家只能靠押题，考前战战兢兢，结果皆大欢喜。而对坤福而言，真正令他铭记在心的，是黄老师对他的肯定与鼓励。有一次，他的习作《新加坡河畔》被老师在课堂上表扬并分享。后来，他将这篇习作投去香港的纯文艺月刊——《文艺世纪》，1966年7月得以顺利刊出，成为他的处女作。次年，他的一首诗作及一篇短篇小说也相继在该月刊发表。
那时的他为自己取笔名“连奇”。“连”字取自母亲的姓氏（受鲁迅影响），他由此联想到“涟漪”——水面上的细小波纹，但又不愿太过直白，于是干脆去掉“漪”字的三点水和反犬旁，只留下个“奇”字。若不加以解释，一般人恐怕很难联想到“连奇”取意“涟漪”。
苏雪林老师之所以令他难忘，除了慕其盛名，更因她那浓重的安徽口音。为了听懂授课内容，同学们总是争着往前排坐，即便如此，大多数人仍难以适应她的方言。
课堂学习之余，连奇常常借“杂书”来读。他所谓的杂书，包括李希凡所著的《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及常任侠所著的《印度与东南亚美术发展史》等。此外，他还向同学借了两本评论当时中国青年作家的文集来读。这些经历，对他日后的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969年，连奇大学毕业。
初涉文坛
连奇部分作品
1970年，连奇进入中国商品进出口商会，担任授薪秘书一职。
这一时期，他开始在李向主编的《南洋商报》“青年文艺”版及长河创办并主编的综合性月刊《建设》上发表文章，题材包括散文和文艺评论。他也由此结识了李向，并在后来的文友雅聚中结识了长河。
1971年11月，他的首部评论集《文艺创作的道路》由万里文化企业公司出版，收录了他近两年来发表于报刊的七篇文艺评论。作者署名孔武，取意“孔武有力”。
次年9月，初涉文坛的连奇跟小他三岁的杨云珍喜结连理。
1975年，连奇应聘进入《星洲日报》社，担任新闻编辑。
次年1月，他开始兼编停刊近19年的文艺副刊“晨星”版。每周一次，至1979年12月。
1976年4月，李向主编的综合性杂志《知识天地》“革新号”创刊，连奇受邀为新开辟的“书评”栏目撰稿（所评书目多数由李向指定）。至当年12月，他分别以纪思（两次）、裴知、于兹、侯进（两次）、金亮（两次）、思雨、思周、陈直、林音、初步、一新、叶鸣、赵文为笔名，撰写了16篇书评。
1979年11月，连奇的第二部评论集《切磋集》由群岛文化社出版，作者署名纪思。刊载于《知识天地》（月刊）的九篇书评尽皆收录其中。
这年11月初的某一日，连奇跟时任文艺杂志《乡土》主编的本地文史学家方修先生共进午餐时，对方突然提起郁达夫先生在本地报馆任职期间尚遗留有最后一批佚文，问他是否有兴趣将其辑录成书。
方修先生所言之佚文，指郁氏当年在《星洲日报》短期兼代主笔时所著社论，这些文章在发表时皆未署名，要把它们一篇篇找出来实属不易，但连奇还是答应效力。
此后的四年时间里，他通过查看战前《星洲日报》的显微影片，找到一大叠疑似社论影印本，经比较遣词用句、行文风格及立论观点，淘汰部分存疑篇章，得到郁达夫发表于1940年8月初至10月中及1941年8月初至9月尾总计36篇佚文。
1984年6月，连奇、方修合编的学术研究文集《郁达夫佚文集》问世。该文集的其中一篇序文——洋洋两万字的考证长文，出自连奇之手（另一篇为方修所作）。
1980年，连奇在时任《南洋商报》副刊执行编辑李向的推荐下，进入该报社担任新闻编辑。
此后，他一度兼任《南洋商报》新创午报《快报》的助编。
1983年，《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合并为《联合早报》，连奇继续担任新闻编辑，后来升任新闻编辑组副主任。
1983年3月，他开始以曹为笔名，在《联合早报》“商余”版写专栏，专栏名称“星洲漫步”，每周一篇，前后约半年。同一时期，他也以曹钧为笔名，在“商余”版发表一些杂感。
1988年5月，他的首部散文集《小楼随笔》出版。发表于《联合早报》“商余”版的专栏作品尽皆收录其中。
1992年2月，他以连奇为笔名，开始在《联合早报》副刊“茶馆”版写专栏。栏目名称“罗雀轩”，前后约半年。这组短文后来收录于他的评论集《罗雀四辑》。
参与文学组织
自上世纪90年代起，每月首个星期六下午，一群志同道合的文友即雅聚于新马文史大家方修先生位于马里士他路的寓所，大家谈文论艺，互通信息，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愉快的周末。
方修担心文苑寂寞，希望文友们笔耕不辍，于是倡议筹组一个新的文艺团体，取名“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简称“热带”）。
1997年4月，“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获准注册。李庆年、李过、风沙雁、流军、适民、彭竹生、周亚山、连奇、陈妙华、郑文彬、林祥雄被推举为首届理事，李庆年任会长，方修与刘抗任顾问。
1999年，长河被推举为第二任会长，连奇继续担任理事。此后的长河一再连任会长，连奇则不再担任理事。
2001年11月，连奇的第二部散文集《繁华集瓣》作为“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创作丛书”，由春艺图书贸易公司出版。收录其中的部分作品曾发表于谢克主编的《联合早报》副刊“文艺城”。
2002年5月，他的首部诗集《那一丛夹竹桃》同样作为“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创作丛书”，由春艺图书贸易公司出版发行。
2006年6月，连奇的第三部评论集《罗雀四辑》作为“新马文学丛书”系列，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
也就在这一年，他因眼疾自《联合早报》离职，成为一名退休人士。
老骥伏枥
退休后的连奇并未停下自己的脚步。早在2003年，他就在同事风沙雁（欧清池）的鼓励下，报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开办的博士课程。
他以新加坡现实主义华语话剧的思潮演变为课题，耗时四年搜集资料，又用三年潜心撰写，最终于2010年完成博士论文，获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2011年11月，他的博士论文《新加坡现实主义华语话剧的思潮演变（1945-1990）》付梓出版。2018年12月，他的第四部评论集《东隅文评》出版。
如今的连奇依然保持着阅读与思考的习惯。他的手边仍有一些尚未集结的文字，不久的将来，或许它们会以别样的形式面世。
从黄金大厦对面那条“消失的街道”出发，连奇的笔触穿越时空，克制而冷静。
静水之下，深流不止。是写照，亦是期许。
后记
连奇之大名首次出现在我的笔下，是写长河的时候。其时的我并未对这个名号留下任何印记。
采访过谢克之后，这位近百岁的老人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三几个新华文坛人物之大名及其手机号码，要我联系对方。连奇是其中之一，也是老人家反复强调必须尽快采访的对象。
过后的几天里，老先生接二连三打来电话，问我是否联系到了连奇。
“打不通，根本打不通。”我实话实说。
“再试试，你再试试。”他近乎恳求。
试了再试，耳边传来的依然是“你所拨打的号码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求助伍木，他给了我对方的宅电号码及住址。
第一天打过去，无休止的嘟嘟嘟，一声紧似一声。第二天倒是通了，但无人接听。第三天早上九时许，连奇先生的声音终于在电话那头响起。
他读过我写长河的专访，说自己没啥好写的，不知是否应该接受采访。
“谢克说你低调，还真是的。”不善游说的我但求顺其自然。
一个星期后，我坐在了连奇对面。
采访一如既往顺利。但我不得不说，他是我采访过的最为低调的受访者。
他的低调是骨子里的，绝非刻意。
感谢谢克！感谢伍木！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冰心文学奖首奖得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