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音到文化遗产——新加坡潮州话的变迁与传承

在今年，新加坡电影院里出现了一件颇耐人寻味的事。

以潮语拍摄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6月上映之初，只获准有限场次放映潮语原音版，却很快售罄。随着观众反应热烈，潮语版不断增加场次；到7月，当局再批准加映100场，而此前56场潮语版约2万3600张戏票已经全部售罄。

在一个英语和华语早已成为主要生活语言、年轻一代华人越来越少使用方言的新加坡，为什么仍有这么多人愿意走进电影院，重新听见潮州话？

答案或许可以从两百年前的新加坡河畔说起。

 

新加坡河畔的潮州乡音

潮州话属于汉语闽方言中的闽南语支，使用者祖籍主要来自广东省东部的潮汕地区。根据2020年新加坡人口普查，潮州籍居民约58万人，占华族居民的19.4%，是仅次于福建人的第二大华人方言群。

潮州人在新加坡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开埠初期，甚至可能更早。国家图书馆BiblioAsia刊载的研究指出，莱佛士1819年登陆以前，新加坡已有华人经营甘蜜种植园，其中部分很可能是从廖内群岛等地迁来的潮州人。1823年，潮籍商人佘有进来到新加坡，逐渐成为早期潮州社群的重要领袖。

随着人口、商业和居住网络形成，潮人建立起以地缘、血缘和信仰为纽带的社会组织。1830年，潮人成立“义安郡”，为移民提供宗教、丧葬和社会福利等服务；1845年，义安公司正式成立。1929年，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成立，后来成为本地潮州社群的重要组织之一。

过去所谓的“方言群”，并不仅仅是一群说同一种语言的人。籍贯、职业、信仰、居住区域和互助网络往往彼此重叠。一种方言，实际上也是一个社会网络的声音。

在当年的新加坡河畔、巴刹、商号、会馆、善堂、戏台和家庭，潮州话并不需要被刻意“保存”。只要这个社群继续生活，语言也就自然地延续下来。

 

当生活语言成为文化遗产

进入20世纪后半叶，随着英文教育的普及以及1979年“讲华语运动”的展开，新加坡华人的语言环境发生明显变化，方言在家庭及大众传播中的使用空间逐渐缩小。

根据历次人口普查资料，1980年有81.4%的华族居民以华族方言作为家庭最常使用的语言；2010年下降至19.2%。2020年人口普查显示，在五岁及以上华族居民中，以英语作为家庭最常使用语言者占47.6%，华语占40.2%，华族方言只剩11.8%。2025年综合住户调查显示，这一比例进一步下降至6.7%。

因此，人口普查中的“约58万潮州人”，并不能理解为“约58万名潮州话使用者”。籍贯分类首先反映的是族群和祖籍背景，而非语言使用情况。

过去，潮州话是许多人无需专门学习便能自然掌握的生活语言；如今，对于不少年轻人而言，它反而成为需要主动寻找老师、教材和语言环境，才能重新学习的家族语言和文化遗产。

 

具有新加坡本土特色的潮州话

在新加坡流传近两个世纪以后，这里的潮州话并非中国潮汕地区潮州话的简单复制，而是在长期的移民与语言接触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本土特色。

新加坡社科大学罗福腾教授整理的资料指出，据语言学者李永明对新加坡潮州话的研究，其语音系统可分析为18个声母、69个韵母和8个声调，并保留不少古汉语和闽语特征。

与此同时，新加坡潮州话也吸收了其他语言的成分。例如，老一辈潮州人口中的“吉哀”来自马来语kedai，意为商店；“隆帮”来自tumpang，可以表示寄放、寄住或搭顺风车；“哥松”来自kosong，表示“空的”。

这些词语看似只是生活中的几句口头话，却保存了移民社会长期语言接触的痕迹。新加坡潮州话并不是一件从原乡带出来以后便静止不动的语言“古董”，而是在不同族群不断接触、交流的过程中生长出来的语言。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加坡潮州话本身就是一份由语言写成的移民史。

 

潮州话今何在？

家庭中的方言环境虽然逐渐缩小，却不意味着潮州话已经从新加坡社会中消失。

今天，新加坡仍有潮籍会馆、宗亲组织、善堂、潮剧及潮乐团体活跃于社会之中。这些组织所保存的，也不仅仅是“潮州人”这个籍贯身份。潮州话仍然与潮州歌谣、潮剧、铁枝木偶戏、善堂文化、德教文化等传统紧密相连。

尤其是善堂，至今仍是新加坡潮人社会相当独特的一部分。自1916年修德善堂成立以后，本地陆续出现普救善堂、同奉善堂、同敬善堂、报德善堂等潮州善堂。部分善堂今天仍保留经乐股，在宗教节庆及红白事中以潮州鼓乐和潮语诵经参与仪式，使潮州话继续存在于特定的宗教、慈善和社群生活之中。

过去，潮州话可以贯穿家庭、邻里、商业和日常交往；今天，它则更多集中在某些家庭以及会馆、宗亲组织、宗教文化团体和传统文化活动之中。这些场域已经无法形成过去那种覆盖整个社区的方言环境，却仍保留着真实的人际关系与语言实践。

而在传统社群之外，另一种新的潮语社群也正在形成。

 

新加坡潮州话传承的新路径

事实上，在新加坡，把潮州话记录下来、整理成学习材料的尝试早已有之。

1886年，潮籍法庭翻译员林雄成（Lim Hiong Seng）编写Handbook of the Swatow Vernacular，汇集“英潮土语”，既帮助英国人学习潮州话，也协助潮州人学习英语，是新加坡早期系统记录潮州话的重要文献之一。

一个多世纪以后，这项记录语言的工作仍在继续。曾任马来文教师的吴英俊退休后，开始系统整理自己生活中听到和使用的潮州话，先后出版《潮州口语集释》《呾呾潮州话》《新编潮州口语集释》和《学呾潮州话60课》等著作。其中对外来借词的记录，也保存了新加坡潮州话本土化的痕迹。

纸本记录之外，课堂也开始承担过去家庭的一部分语言传承功能。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自2003年起开办潮语班，资深潮语教师林仰忠长期参与教学，至今已坚持二十多年。林仰忠曾指出，课堂只是学习潮州话的开始，真正掌握一门语言仍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反复练习和使用。

这也点出了今天潮州话传承最现实的问题：课堂可以教人怎样说，却很难独自创造一个必须说潮州话的环境。

2020年，醉花林俱乐部与潮州文史学会联合举办本地首个潮州方言文字比赛“来拼潮州话啦！”，让参加者在“会说”之外，也进一步认识潮州话的本字、古词和俗语。至2025年，比赛已举行第六届。

年轻人也开始建立属于自己的方言社群。约在2021年前后，一批莱佛士书院学生成立“莱讲方言”（Raffles Dialects）兴趣小组，学习和推广潮州话、福建话、客家话及广东话，后来还与碧山公共图书馆合作，把方言活动从校园带进社区。

互联网则进一步突破了地域和课堂的限制。

新加坡潮州青年Brandon Seah（Ah Boon，阿文）小时候从祖母那里接触潮州话，却和不少同代人一样，只能理解一些简单表达。成年以后，他重新系统学习潮州话，并于2020年建立Learn Teochew网站。网站以英语为主要说明语言，整理潮州话的发音、语法、日常用法及阅读材料，方便年轻人借助自己熟悉的英语重新学习祖辈的语言。

手机应用程序则把语言传承进一步带入日常的数字媒介。

2025年，南华潮剧社推出“南韵华彩”（Nam Hwa Opera）手机应用程序，将潮剧曲目、戏曲知识、表演教学、潮语教学及潮州文化等内容集中在同一平台，以数字媒介辅助传统戏曲与语言的传播。

由一群新加坡年轻方言爱好者开发的Tio Boh?，则以类似现代语言学习软件的方式教授本地方言，通过分阶段课程、词汇与语法练习、复习及闪卡等形式降低学习门槛。应用最初以新加坡福建话为主要内容，并于今年7月加入潮州话课程，目前可通过Android及iOS平台使用。

从1886年林雄成手中的纸本工具书，到吴英俊的辞书、会馆课堂，再到今天的比赛、青年社群、网站和手机应用，潮州话的传承媒介不断变化。

过去依靠家庭和社区自然完成的语言传承，如今正在被课堂、文化团体以及数字媒介重新连接起来。

 

潮州话只是换了一个地方

说回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对不少本地观众而言，银幕上的潮州话所唤起的，可能是已经离世的祖辈，是小时候家中长辈之间的谈话，也是一些自己未必能够完整说出，却仍然一听便觉得熟悉的声音。媒体在报道这一现象时也注意到，当方言逐渐退出日常沟通以后，它可能转化为连接家庭、身份与记忆的一种情感符号。

这或许正是今天新加坡潮州话最值得关注的变化。

过去，潮州话依靠人口密集的方言社区自然延续；今天，这种环境已经大幅缩小，但它并没有因此完全消逝。

在一些家庭、会馆和潮籍团体里，它仍然被说着；在潮剧、歌谣和潮曲中，它仍然被唱着；在善堂及德教仪式中，它仍然被诵念着。与此同时，辞书把它写下来，课堂重新教人开口，比赛让人寻找潮州字，年轻人在学校和网络上建立新的方言社群，网站和手机应用则让已经缺少语言环境的人重新学习祖辈的语言。

新加坡潮州话正在从一种覆盖整个潮人社区、无需刻意学习的共同生活语言，转变为一种仍在特定社群中继续使用，同时需要新一代主动选择、主动学习和主动传承的文化语言。

昔日新加坡河畔商贩脱口而出的乡音，今天或许已经很难重新成为整个社区的共同语言。但是，只要仍然有人愿意“呾潮州话”，有人愿意记录如何“呾”，有人愿意教，也有人愿意听，那么这门语言与新加坡潮人近两百年来的历史联系，就并没有真正中断。

 

资料来源：

[1]新加坡统计局《2020年人口普查》及相关住户调查。

[2]新加坡国家图书馆BiblioAsia、Singapore Infopedia。

[3]《联合早报》有关新加坡潮州话、方言传承及《给阿嬷的情书》的相关报道。

[4]陈嘉琳〈新一代潮州方言学习与传承〉，《联合早报》，2025年9月22日。

[5]“新加坡华族文化百科”网站、新加坡潮州总会、潮州八邑会馆及相关潮属团体资料。

[6]Learn Teochew、Tio Boh?、南华潮剧社等公开资料。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学生，杨启霖潮州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