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银幕到社会：《给阿嬷的情书》激起的回响

第一次得知潮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是在今年5月的一次旅行途中。当时我浏览网上资讯时刷到这部新片的介绍，熟悉的潮语电影题材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此前，我已在线上观看过蓝鸿春导演的《带你去见我妈》；而早在2019年，我曾同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青年团的黄亮参与《爸，我一定行的》放映会的策划。虽然这两部作品当时并未在新加坡正式公映，却让我对蓝导如何以潮汕本土文化为背景、通过潮语呈现地方生活、家庭关系与人情伦理留下深刻印象。

《给阿嬷的情书》是蓝鸿春导演“潮汕三部曲”的第三部作品，我格外期待看它如何延续前两部的脉络。然而，电影上映后在新加坡引发的关注与回响，仍超出我的预期。

南洋潮州家族的记忆与付出

我有幸参加了6月17日的首映会。电影情节动人，叙述手法细腻；我虽然深受感动，却没有泪崩。起初，我以为这是因为事前在网上看了太多电影相关片段，导致期待过高或情绪已被消磨。后来问了几位潮籍亲友，发现他们也没有流太多眼泪。大致原因是，朋友之间“有情有义”互相扶持的事迹仍存在于潮州社群中，而那些动人的家乡情怀，他们其实都曾听说过或亲身经历过。

电影里，谢南枝自己生活并不宽裕，却仍一再从泰国寄衣服、咸猪肉和脚车等物资给身在潮汕的叶淑柔。导演蓝鸿春在一次访谈中说，剧本第7、8稿中曾写过一段情节：南枝的儿子泽华不解地质问母亲，为什么要把脚车送给远在他乡的淑柔，而不是先送给自己。

长期关注泰国潮汕社群与侨批的中国学者汪玉姣博士，在2025年出版的《金钱与血脉：泰国侨批商业帝国的百年激荡（1850年代-1990年代）》中提及跨海侨批系统，1938年广州沦陷后，泰国侨批业迎来小额汇款的顶峰，泰国华侨不顾一切往家乡寄钱，即使自己要为此负上债务（当时有三分之二的批款是靠借贷寄出的）。像这样身处海外的华人始终把家乡亲人放在首位的例子，也真实存在于当时新加坡潮州人的生活经验中。

作家蓉子在发表于《联合早报》的文章《一个过番人说世纪佳片〈给阿嬷的情书〉》中提到，自己童年家境清寒，连肉都难得吃上，却总是优先把肉、饼干和砂糖寄给潮州老家的亲人。南华潮剧社社长卓林茂回忆，小时候母亲只给他一角钱当零用，却寄了一百元给潮州的亲人。

我的堂弟媳回想起幼时祖父开杂货店，家里大人（包括堂弟媳的祖母）和小孩常在铺里帮忙到深夜。祖父非常挂念身在揭阳的曾祖母，对她的要求几乎都是有求必应，就连曾祖母以祖父的名义在家乡另招媳妇和领养孙子来孝顺她老人家时祖父也没异议，还常寄钱回老家给素未见面的“妻儿”充生活费和盖房子。

最令人感动的是一位林姓朋友提起的一段家族往事：他的父亲早年南来新加坡谋生，并在此娶妻生子。为了维持一家生计，同时接济远在揭阳老家的父母与其他亲人，他不得不忍痛将排行第三的儿子送给他人收养。然而，朋友的母亲和兄弟姐妹始终没有忘记这位失散的家人。多年后，他们托人寻回哥哥，并带他重返潮汕。揭阳老家的亲人见到他后纷纷围上前，向他表达感激之情。

为报养育之恩而将父母和手足置于配偶和子女之上的真实事例，在如今以新生家庭为核心的时代虽显得不可思议，但这正是那代人的家庭价值观。其中承载的，不只是过番客为潮州原生家庭寄钱寄物品的责任，也包括其身在南洋的妻儿为成全这份担当的共同付出。对许多曾目睹父母或祖父母如何咬紧牙关、在潮州原生家庭与南洋新生家庭之间艰难承担两地养家责任的新加坡潮州人而言，电影里的“有情有义”故事并不单是情节，也照见了他们自身的家族记忆。

从观影感动到寻根行动

相对于个人观后感，更值得关注的是《给阿嬷的情书》上映后在新加坡掀起的“潮州热”与舆论热潮。电影促使更多新加坡华人回望先辈南来的艰辛，重新思考寻根的意义，也激发大众对潮州文化和潮汕旅游的兴趣。据8视界报道，电影于6月中旬上映后，潮汕旅游的咨询量增加了三成。在第64届NATAS旅游展上，多家旅行社顺势调整行程。其中一家旅行社指出，电影不仅吸引年长者，也带动年轻人前往潮汕探索；另一家旅行社则表示，过去相关行程多为清明探亲团，如今连非潮州籍人士也开始加入。

比旅游热潮更深一层的影响，是电影唤起了南洋华裔后代对南来历史的关注，也推动了寻根行动。据亚洲新闻台8月6日报道，潮州市归潮寻根志愿者协会成员曾健鹏表示，自电影于6月起陆续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上映以来，东南亚华侨寻亲个案已从每月1至2例跃增至数十例。根据报道，在志愿者协助下，已有10个新马家庭成功团聚；寻亲者多通过微信传送老照片、族谱等资料。与此同时，电影也掀起潮语学习热潮。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于7月30日开办的“潮州日常会话——基础班”座无虚席，报名者既有大批年轻潮籍乡亲，也有不少热爱潮州文化的非潮籍人士。

一部电影引发的方言讨论

如果说这部电影所引发的舆论热潮是近年来少见、甚至未曾有过的现象，并不夸张。笔者于8月2日以“给阿嬷的情书”为关键词在早报网搜索，竟得到近190条相关结果，其中包括读者投书、编辑评论、国会讨论及各方回应。将这些搜索结果稍加梳理后，可大致归纳为几个主题：票房与放映讯息、电影行业反思、人间情义、家族记忆、侨批历史、潮州文化与饮食、统战议题，以及新加坡方言政策等。其中，搜索结果最多的是票房成绩与电影放映讯息（尤其是潮语场），紧跟的是新加坡方言政策的讨论，两者各占三分之一左右。潮语场放映讯息和方言政策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如将两者并入“方言”一大议题，那就等于六成的早报网舆论都聚焦这一个议题。

1979年“讲华语运动”推行后，大众媒体方言节目播映逐年被约束，方言电影也只有在特批下才能在商业院线公开上映。2019年《爸，我一定行的》的放映计划得到不少潮籍会馆支持，潮州八邑会馆是经过申请、获得当时信息通信媒体发展局审核批准后才在首都戏院放映。《给阿嬷的情书》潮语商业放映也是在这特批政策下进行，但有限放映场次所引发的广大兴趣和戏票抢购热潮，带动社会重新审视方言政策，并激起民间保存方言文化的呼声。

方言议题也在2026年7月的国会引起朝野议员关注和发言，相关提问聚焦于我国方言政策是否需应时代变迁调整，以及在持续推广华语的同时，如何兼顾并保存方言文化。这议题在8月23日国庆群众大会上迎来高潮，黄循财总理在发表华语演讲时，宣布政府将从9月起放宽对本地电影和付费电视的方言内容限制。片商放映全方言或以方言为主的电影，只要同时配上华文字幕，并提供华语配音版本，在戏院的放映场次将不再受限。

《给阿嬷的情书》让人们重新看见下南洋先辈为原乡与新家园承受的牺牲，也把寻根、潮语学习与方言政策带入公共讨论，成为新加坡调整方言电影放映政策的重要契机。它在新加坡所激起的回响，说明一部以乡土文化为背景的电影，也能跨越地域与世代，触动一个社会对历史、身份与文化传承的共同思考。

（作者为本刊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