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作者到文艺园丁——谢克专访

超龄小学生

1931年8月24日，祖籍潮州澄海的佘克泉出生于俗称柴船头的新加坡河畔，那里是潮州人的聚居地。

克泉的母亲是一名家庭主妇，父亲在新巴刹（建于1899年，毁于1968年）做小贩。他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

伴随着弟妹们的相继出世（他有六个弟弟，五个妹妹），克泉一天天成长起来。

1941年年初，已然迈入第10个年头的克泉成为一名小学生。他就读的陶英小学设备简陋，规模小，班里仅有二三十人。入学前，他曾跟着一位老先生读过一段时间私塾，算是有点儿基础。

一年后，日军入侵，学校关闭。其时的克泉一家搬去了后港，他常常从后港走去大坡（新加坡河南岸），帮父亲卖猪肉。

日军投降后（1946年），克泉转入位于登路（Tank Road）的端蒙小学继续学业。在那里，他遇到了首批南来的先驱水墨水彩画家陈宗瑞（1910-1985）老师。陈老师教学生华文和美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年后，克泉又转去位于经禧路的启发小学就读，至小学毕业。

中正遇恩师

1949年，克泉进入位于金炎路的中正分校读初中。

在这里，他遇到一批爱好文学创作且已颇具盛名的华文老师。他们经常介绍新出版的文学书籍给同学们，也鼓励爱好写作的同学投稿，加上每学期一次的全校学生作文比赛，同学们的创作热情高涨起来。

克泉的写作兴趣就是在这种洋溢着文艺气氛的环境中培养起来的。

初中一年级时，克泉的华文兼级任老师是长于写小说和戏剧的谢白寒。谢老师的口才全校闻名，但脾气不大好。一次上课时，他撕碎了一位吴姓同学在课堂上偷写的爱情小说。放学后，克泉趁机向这位同学“讨教”，由此对写作产生了兴趣。

初中二年级时，他写了一篇散文，托低一级的一位同学转给他的级任老师仝道章。一周后，那篇习作在仝老师主编的《星洲日报》文艺副刊“学生园地”刊出。

这一年，教克泉华文的是擅长散文创作的刘瑜老师。刘老师不但鼓励同学们写作，还帮他们修改准备投出的文稿。她跟邱新民老师是夫妻，邱老师也爱好写作，他的文章经常出现在《星洲日报》出版的《星洲周刊》。这对夫妻为克泉树立了好榜样。

处女作发表之后，克泉又写了十多篇习作，投去《星洲日报》“星云”版，但只有三篇被采用。他不气馁，继续投稿《南洋商报》《南方晚报》及《星洲日报》文艺副刊。

由于动笔勤，他每个月总有三几篇习作见报。

在同学的介绍下，克泉很快跟仝道章老师熟络起来，并不时去他位于芽笼13巷的住家讨教。

“要写别人没写过的。”正当而立的仝老师这样指点这位喜爱写作的学生。

对于恩师的教诲，克泉铭刻于心并付诸实践。

那时的仝老师身兼三职：上午在学校教书，下午去李玉荣（《南洋商报》老板）广告公司画广告，晚上编《星洲日报》“学生园地”。有时候，他也画电影广告，电影院会送他戏票。当哪位学生有作品发表时，他就送两张戏票给对方作为奖励。有作品发表，可以拿稿费，还有免费电影看，何乐而不为 ？！

相信尊称仝道章先生为恩师的，绝非谢克一人。

此外，写历史小说的葛青凡（芝青）老师及写旧诗词的王梅窗老师对克泉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结缘名家刘以鬯

1952年，克泉进入位于月眠路的中正总校读高中。此时的他对于文学创作的热情有增无减，写稿、投稿于他而言已属常态。

就在这一年，他结识了从香港来新加坡担任《益世报》文艺副刊主编的著名小说家刘以鬯先生。

那是一个星期天，《新力报》举办一个文艺讲座，主讲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刘先生。面对心仪的大作家，克泉冒昧上前打招呼，并成功得到对方的住址及联络电话号码。此后的每个星期天中午，他风雨不改地从中峇鲁前往丹戎巴葛柏城街南洋客属总会探望住在四楼的刘先生。

首次见面时，他便把一叠发表过的习作剪报送到对方手里。

刘先生除了指出习作中的不足，鼓励克泉多写，多读名家的作品，还为他开了一份中国小说家的名单。

于是，克泉从书店或图书馆买到或借到张天翼、蒋牧良、艾芜、沙汀、赵树理、吴组缃、姚雪垠、骆宾基、谷柳等名家的多部长、中及短篇小说，花了将近半年时间，认认真真全部读完。

刘以鬯先生无疑是他文学创作之路上的又一位领路人。

后来，刘先生搬到中峇鲁文冬路附近的组屋，住在底层，时任《南洋商报》文艺副刊“世纪路”主编的著名小说家姚紫则住在同座组屋的四楼，克泉家就在他们所住组屋的后一座。

距离的缩短为克泉提供了更大的方便。

不久，刘先生受聘出任吉隆坡《联邦日报》总编辑。从吉隆坡回到新加坡，他还邀克泉一同看电影。

为了向仝道章及刘以鬯两位恩师致敬，刘仝成为他的又一个笔名。

但当他用这个笔名投稿给《南洋商报》“世纪路”主编姚紫时，对方很不以为然，建议他用“佘克”做笔名，克泉觉得“佘克”的读音太过接近自己的原名，未采用。姚紫是福建人，常把“佘克”念成“谢克”，“谢克”便出现在他主编的副刊上。谢克后来也就成为克泉的常用笔名。

步入文坛

1954年10月中旬，即将高中毕业的谢克从自己发表于《南洋商报》“世纪路”、“文风”（杏影主编）等文艺刊物的短篇小说中选出八篇，在同班同学张远和的赞助下，出版了他的首部短篇小说集《为了下一代》。

1955年，他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困城》出版。该小说集收录了六篇刻画小人物生活境况的作品。

1959年12月13日，谢克娶小一岁的蓝淑芳（小学老师）为妻，苗秀、于沫我、姚紫、方修、李星可、苗芒、杜红、丘絮絮、李汝琳等一众文坛宿将皆为婚宴座上客。

也就在这一年，他的第三部短篇小说集《新加坡小景》出版。该小说集收录了七篇发表过的短篇小说。

1962年，他的第四部，也是最后一部短篇小说集《学成归来》出版。

此时的谢克已在教育界服务多年。步入社会的最初阶段，他曾在一所小学当书记，校长是文坛名人柳北岸的夫人，他也因此跟柳北岸结下了深情厚谊。

主编文艺副刊

1966年杪，《民报》社长黎国华有意增设一个纯文艺副刊——“新生代”，在柳北岸的力荐之下，谢克接下重任，兼任该副刊主编。

由于和文坛联系紧密，他成功邀约了不少名家，包括本地的苗秀、赵戎、苗芒、杜红、陈凡、柳北岸、姚紫、艾骊及马来西亚的林参天、方北方、韦晕、叶苔痕等为该栏目写稿。就连历任《南洋商报》主笔、总编的连士生及《星洲日报》主笔的李星可也慨然赐稿。前者在“新生代”开设了专栏，后者则为该栏目写了不少寓言故事。

1969年，他主编的《新马文艺创作索引》出版。

他还把自己主编的《新生代》缩成十六开本，分四册影印出版，出版时间分别为1967、1968、1969、1970年。

1970年的某日，谢克在路上遇见恩师仝道章先生。此时的仝先生已是《南洋商报》执行编辑（后升任总编辑），他告诉谢克可以去《南洋商报》上班，并为他安排了面试。

那年的9月1日，谢克离开《民报》，加盟《南洋商报》。他为新开启的副刊栏目取名“新年代”。

1970年9月14日，每周三次的“新年代”正式推出。谢克在“编者的话”中写道：“我们欢迎成名作家为我们撰稿，也重视文坛新秀的作品。”

跟“新生代”一样，“新年代”除了得到成名作家的支持，不少年轻作者也积极投稿。

一个月后，作为“学生文艺作品专号”的“学府春秋”版推出，该栏目同样每周三次。

在主编《学府春秋》的十余年时间里，为了邀得学生的佳作，谢克亲自登门拜访十多间华校的校长——在推出某间学校学生专辑的同时，连同《校长的话》一起刊出。一时之间，一股浓浓的华文写作热潮在各学府间悄然弥漫开来。转瞬几十年过去了，当年跃跃欲试的学生作者如尤今、尤琴、林高、林锦、张曦娜、辛白、李永乐（冰点）、音涛（李宁强）、潘正镭、梁文福、柯思仁、伍木等，如今都已成了文坛宿将，谢克也因此享有“文艺园丁”的美誉。

此外，《南洋商报》也相继推出了《小说天地》《南洋小说》《星期文艺》《青年伴侣》《人文》等副刊，皆由谢克主编。

《小说天地》以刊载武侠小说为主（该栏目也刊登侦探小说及历史小说等）。谢克也因此跟被誉“新派武侠小说”开山鼻祖的梁羽生结下了不解之缘。于此同时，他也跟刘以鬯取得联系，连载他的长篇小说《对倒》《一九九七》《岛与半岛》及中篇小说《寺内》等，至1985年对方因创办《香港文学》（月刊）停止供稿。

1983年3月16日，《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合并为《联合早报》。转入早报副刊组的谢克成为“文艺城”“书林”“星云”等栏目的主编，至1991年退休。

同年12月，他的评论集《新华文坛十五年》出版。

新华作家百人集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黄孟文联系当时的名作家连士生、苗秀、姚紫等，发起成立“新加坡作家协会”。1970年8月，该协会在里峇峇利路“风景楼”顶层宣告诞生，谢克是参会的14人之一（其他十三人包括连士生、李庭辉、苗秀、柳北岸、姚紫、赵戎、黄孟文、杜红、周粲、苗芒、陈凡、麦青、钟祺）。

该协会成立后不久，黄孟文负笈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而钟祺与连士生又先后作古，加之其它一些客观原因，并未能开展任何活动。

1976年，黄孟文学成归来，即与几位执行理事商讨重组新加坡作家协会，易华文名为“新加坡写作人协会”（1987年改回原名），同时适当修改协会章程，以吸纳更多年轻写作人入会。谢克为执行理事之一（其他执行理事包括田流、杜红、范北羚、林北等）。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何家良总经理的大力支持下，教育部属下的“教育出版社”开始出版《新加坡文艺》半年刊。烈浦任执行编辑，编委会主席为杨松年博士，谢克为编委会成员之一（其他成员为王润华、骆明、杜诚）。《新加坡文艺》出版至第二十期时，为了便于申请“文化基金”，在何家良博士的建议下，由烈浦出面注册了“新加坡文艺研究会”（十年后易名为“新加坡文艺协会”），谢克为发起人之一（其他发起人包括杨松年、骆明及杜诚）。

1978年，他主编的《新年代散文选》由教育出版社及《南洋商报》联合出版。

此后的一二十年间，谢克的时间和精力主要用于编文艺副刊，但他还是会受邀出任一些文艺创作比赛的评审，如新加坡《联合早报》主办的文艺创作比赛（“金狮奖”小说组）、文艺协会设立的“新华文学奖”及“连士升文学奖”、新加坡国立大学主办的“肯特岗文学奖”（小说组）、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主办的“花踪”文学奖（小说组）、马来西亚乡联青总会主办的第六及第七届“乡青小说奖”、“新加坡青年短篇小说比赛”等。

1985年1月，刘以鬯创办了以推动世界文学为宗旨的《香港文学》（月刊），并从第二期开始，连续推出介绍其他地区华文作家作品的特辑。谢克于是写信建议刘先生为新加坡女作家出一个作品专辑，并于1988年年初开始帮忙组稿。

这年4月，由12位女作家的作品组成的《新加坡女作家作品特辑》在《香港文学》第40期刊出。同年12月，《香港文学》第48期又推出了由18位作者执笔的《新加坡微型小说特辑》。

此后的六年时间里，《香港文学》陆续刊出了《新加坡青年作家作品特辑》（第58期，11位作者）、《新加坡新诗特辑》（第70期，15位作者）、《新加坡文坛面面观》（第78期，8位作者）、《新加坡女作家作品特辑》（第95期，9位作者）、《新加坡华文文学作品特辑》（第105及112期，27位作者）。

这些特辑的组稿人皆为谢克。

1996年5月，谢克把这100位不同流派、不同文学团体、不同年龄层作者的作品集结成书，由新加坡报业集团设立的新闻业基金赞助出版，是为《新华作家百人集》。

2000年，他获“亚细安文学奖”。

2010年，他受邀到香港参与配合刘以鬯获得香港书展“年度文学作家”而举行的“刘以鬯与谢克对谈在新加坡的生活”，畅谈两人多年的文学情谊，及刘以鬯50年代在新加坡的文学活动。

近十余年来，年事已高的谢克在含饴弄孙、莳花弄草中颐养天年，却也未曾远离文坛清风——他仍偶尔现身文学活动场所，与旧雨新知谈艺论道。更令人动容的是，一些当年在他悉心栽培下成长起来的成名作家，亦常登门探望这位已届耄耋的文艺园丁。茶香袅袅间，往事与近思交织，恍若又见那段他执笔为灯、扶植新绿的岁月。

后记

早在六七年前，骆明即给了我谢克老先生的联络方式，我也顺利约好了采访时间。但在约定时间的前一天，当我打电话过去确认时，老先生告诉我说他有事，要我一周后再跟他联系。但我已订好一周后回国探亲的机票，只好在回来后再次打给他。这一次，他说暂时不打算接受采访。

此后，我曾多次想再拨通那个号码，但伸出的手指总也无法断然按下。一拖再拖之下，也就渐渐失去了跟他联络的勇气。

此后不断有人问我有否写过谢克，我只能告诉对方说希望有人帮我联络。两三年前，白荷说她可以帮我，但结果并不如人意。

直至我的《文坛掠影（上）》新书发布会之后的那个周末，成君终于给我带来了好消息。

那天成君载我去谢克家，并陪我完成了采访。老先生精神矍铄，声如洪钟，只是听力严重衰退，纵使我喊破喉咙，依然无法跟他很好地沟通。我只能利用拿回的和搜集到的资料，以及我对他有限的感知，完成独属于我的人物专访。

感谢成君！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冰心文学奖首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