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城别具特色的书画装裱业 文图·陈伟玉 彩石斋印戳 中国书画艺术历史悠久，书画装裱则是运用绫、锦、纸、绢等材料，对书画作品进行修饰、美化与保护修复的传统工艺，为中国特有的传统技艺之一。一幅优秀的水墨作品，往往需要精良装裱相辅相成，所谓“三分画，七分裱”，正说明装裱对于提升中国书画整体艺术美感的重要意义。 书画装裱古时称为“装潢”“装治”“装池”“裱褙”“潢治”等。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自晋代以前，装背不佳；刘宋时范晔，始能装背。”可见早在南朝时期，装裱技艺已逐渐发展成熟。北宋宣和年间，宫廷书画装裱制度亦日趋完善，后世称之为“宣和裱”。米芾、米友仁父子也曾与装裱工匠共同探讨装裱技法，对古绢、古纸的冲洗、修补等工艺有所推动。至明清时期，苏州逐渐成为中国书画装裱的重要中心，形成著名的“苏裱”风格，以裱件平挺柔软、配色清雅见长。日本的书画装裱艺术则深受中国影响。自奈良时代（710-794）起，日本通过遣唐使等途径吸收中国装裱艺术，并结合本土审美与工艺传统，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日本装裱风格。 中国历来不少书画家与收藏家皆深谙装裱之道。齐白石早年曾从事裱画工作，不少书画家亦曾于装裱店学艺，对装裱工艺颇为熟悉。书画与装裱相辅相成，裱褙行业的发展亦与书画艺术息息相关。随着书画艺术的兴盛，装裱工艺也不断发展与完善。近代以来，中国书画艺术南传，对新加坡本地绘画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20世纪30年代，不少南来画家将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精神、构图方式与审美意识带入新加坡，推动了本地彩墨艺术的发展。书画艺术与装裱技艺犹如一体两面，随着中国画在新加坡的传播与发展，装裱行业亦逐渐在本地扎根发展。 徐悲鸿引进装裱肇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战由此展开。陈嘉庚发起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华筹赈会”，马来亚各地纷纷组织地方筹赈机构，共同支援中国抗战。1938年，文人郁达夫到新加坡，从事抗日文化宣传工；画家徐悲鸿则通过举办筹赈画展，以艺术报效祖国。徐悲鸿与新加坡侨领黄孟圭交情深厚，也曾为陈嘉庚、林志义等侨领及其家人绘制肖像。1939年1月，徐悲鸿南下新马举办筹赈画展，直到1941年12月返回中国。为筹办画展，他特邀槟城裱画师傅邱珍祥赴新加坡协助装裱工作。 邱珍祥（进三）出生在龙溪县，自幼承袭祖传古今字画精裱工艺。南来槟城后，他在“大吉祥”装裱店做裱工。后来，经南国旅社骆清泉引荐，与徐悲鸿相识，并通过考核，随同赴新加坡协助筹办画展。黄孟圭的“敬庐”设有装裱工场，邱珍祥曾为徐悲鸿赴海外展览的数百副作品进行装裱。徐悲鸿对装裱要求极高，由于不谙福建话，双方沟通需要陈人浩及学生翻译。邱珍祥亦曾陪同徐悲鸿前往漆木街玉发纸店选购厚矾纸等书画材料。 1941年日军南侵前夕，徐悲鸿离开新加坡，邱珍祥随后亦离开敬庐。[1]战后，他于大坡漆街（Church Street）开设书画舫，经营书画装裱生意，新加坡书法学会会长陈声桂为其客户之一。后来因政府重建市区，漆街旧店屋遭拆除，“书画舫”遂迁至芳林购物中心继续营业，并由其子邱智生接管经营。邱珍祥于1988年12月10日逝世。[2] 徐悲鸿当年为举办个展，将中国装裱材料与技法带入新加坡，并由来自福州的林俊英负责装裱画作。林俊英原从事纸扎行业，后逐渐掌握书画装裱技艺。战后，林俊英在大坡漆街开设“彩石斋”，经营书画装裱生意。收藏家杨启麟与彩石斋来往甚密，经常拿字画到彩石斋装裱。1970年代，彩石斋因市区重建计划影响，搬至芳林公园一带继续营业。1985年桥南中心竣工后，彩石斋迁入该处。后来，其子又将店铺搬至尼路（Neil Road）一带，最终因经营困难而停业。 张丹农父子涉足装裱业 蔡澜曾说：“裱画就像为中国书画加一层衣裳，衣裳是否剪裁得宜，得看裱画师傅的功夫。”[3]裱画师犹如字画的医师，他们通过装裱技艺，不仅令画作得以更好展示和珍藏，更能修复破损，使其“起死回生”。 书画篆刻家张丹农（1903-1975）出生于广东梅县望族，早年就读上海美专。毕业后，受聘于河南省开封中州大学任教，并兼任美术学校教师。他爱好篆刻，广泛搜集秦汉古印及明清名家印谱，潜心研究，渐负盛名。其后辗转苏州、上海，以出售艺术品与绘画为生，活跃于金石书画界。1930年代，他到吉隆坡举办金石书画展。抗战爆发时，张丹农到新加坡举办书画篆刻筹赈展览，支持祖国抗战。1940年定居新加坡后，他担任林师万秘书，并在中正中学担任美术教师。战后，他曾在崇侨银行服务，兼任《中兴日报》督印。后因肺疾告假疗养，病愈后就专心从事绘画和篆刻，成为新加坡书画篆刻界的重要人物之一。[4] 1960年初，张丹农到台湾举办书画篆刻展览，携其子张俊宇同行，在当地逗留三个月。其间，张俊宇拜师学习书画装裱和修复画作的技法，学成后随父返回新加坡。张俊宇虽未继承其父绘画衣钵，却在其鼓励下潜心钻研装裱技艺，并投身装裱业。此后，他凭借精湛技艺，长期协助张丹农处理书画装裱与修复工作，成为其艺术事业的重要助手。 1960年代中期，张俊宇开始在实龙岗路（Serangoon Road）开设装裱店，从事书画装裱与修复工作。这门手艺不仅维持家中生计，也让张丹农免于频繁为筹办画展奔波劳碌。张俊宇认为每位装裱师都有各自的装裱风格与技艺，而一幅书画作品的装裱过程往往繁复且极为耗时。装裱的第一道工序是在原画背面粘上一层纸，称作“托画”，其作用在于使原画平顺，并增强纸绢韧性。其后还需经过方裁、刺镶、镶嵌、四裁、转边、粘串、配背、扶活等多道工序，[5]方能完成一件装裱作品。 80年代装裱业风靡一时 裱画工具 裱画竹子 托底 托底2 轴头 新加坡独立后，政府大力兴建组屋，推动“居者有其屋”的社会蓝图。自1980年代起，随着居家条件不断改善，许多家庭在迁入新居前，往往讲究室内布置与家具陈设。其中，悬挂书画作品、摆放艺术品，逐渐成为现代家居装饰的重要元素之一。传统华人家庭素有悬挂字画、张贴对联的习俗，以营造古朴、典雅的文化氛围及书香气息。随着本地居民经济能力提高和生活水平不断提升，越来越多家庭开始通过选购画作，布置艺术装饰来美化家居环境，为日常生活增添更多艺术气息与文化韵味。 由于新加坡土地面积小，本地居民喜爱出国旅游观光。前往中国、香港、台湾、日本及韩国等地旅游时，不少人会选购画作为纪念和收藏，尤其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本地人到中国旅游时，不忘在当地购买物美价廉的书画带回新加坡。这些画作经装裱或装框后，悬挂家中，既能点缀生活空间，也成为个人审美与文化情趣的体现。这股风潮也在无形中带动了本地装裱行业的发展。 裱画不仅是一门工艺，更是一项延续与保存艺术品的工作。现代的书画装裱形式多样，主要分成卷轴（挂轴）、手卷、页册三大类。1979年海鸥画廊重金礼聘广州裱画名家陈觉人来新加坡，为收藏家、艺术家裱画。海鸥画廊除裱古今名画外，兼售宣纸、文房四宝，以及明清与近现代名家真迹等艺术品。[6]到了1980年代，本地已有10余家裱画店，若加上业余及家庭式经营者，相关从业者约有30家。黄明宗是新加坡著名书法家及画家，曾鼓励其弟黄明生学习裱画，师从董函青，学成后自立门户，成为当时本地知名裱画师之一。 另一位裱画师王思宗（1940-2011）自幼热爱书画，后来赴香港、台湾学习裱画，并逐渐成为书画收藏家。他与夫人刘玉娟于1980年6月2日在书城大厦（今百胜楼）开设“金石书画社”，售卖文房四宝，并提供书画装裱服务。[7] 王思宗热衷于研究古画揭裱与修复，经常在金石书画社举办书画展览，与书画爱好者分享明清及近现代名画鉴赏心得。在收藏家、书画家与艺术爱好者的推动下，当时本地华人书画圈逐渐开始关注传统书画与装裱工艺，也吸引了一些年轻人接触并学习装裱技艺。何梅田便是一个典型例子，他因热爱中国书画，而逐渐走向书画装裱与修复之路。 篆刻及装裱师傅何梅田 何梅田 何梅田热爱篆刻与书画装裱，对中国传统艺术兴趣浓厚，曾学习二胡、笛子及古琴，并先后随赖瑞龙学习水墨画、随陈建坡学习篆刻。后来，经陈建坡介绍，他加入新加坡啸涛篆刻书画会，进一步接触中国书画艺术。 1986年，何梅田参加新文化工艺社举办的短期裱画班，跟张建硕学习书画装裱技法。其后，又参加友谊书局主办的书画装裱课程，由上海博物馆书画珍品裱画师孙坚讲授。为了深入掌握手卷与册页装裱技法，他更远赴四川，向刘成益学习手卷和册页装裱技法，以汲取不同流派装裱技法及长处。[8] 在陈建坡的鼓励下，何梅田正式投身书画装裱行业。三十多年来，他不仅累积了丰富的装裱经验，还可以辨识名画真伪，对宣纸材料也颇有研究。他认为，优良的宣纸手感柔韧细滑，较不易受虫蛀。传统净皮宣纸多以树皮与稻草按比例制成，而棉料纸则以稻草成分较高，比较适合用于裱画。不同宣纸对裱画效果的影响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