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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守护与文化共融:新加坡文物保护观念的演进

文 · 张森林

目前,从一些网络文章中,我们可以获取到关于新加坡大批文物在2007年中北移的记载。事缘1980年代初期,鉴于新加坡城市化步伐越来越快,牛车水的改造,新加坡河驳业货运大转型等,一些早期华人社区的人文景观逐渐消失。出于保护文化遗产的使命感,从商的新华诗人陈来华(马田)开始兼做收藏工作,起初是以抢救马华文学作品为主,后来扩大到侨史遗存的物件与文献上。

一般理解,文物是指人类在社会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与科学研究价值的物件。在陈来华的藏品中,有早年华人离乡检疫证、船票、护照、侨民证、戏班牌匾、谋生工具、太平洋战争海报等。这些藏品,绝大部分是环绕着华人生态环境而衍生出来的平凡物件,然而,正是这些毫不起眼、散轶民间的物件,恰恰见证了正在消逝中的历史。

2005年,在友人协助下,陈来华创办石叻坡民俗博物馆。2007年,他出于对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创建理念的认同,毅然把多年搜购的千多件侨史藏品、实物,捐赠给当时筹建中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让世人认识华侨先辈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开拓垦荒、勤俭耐劳、奋斗创业的历史,更准确地了解他们对侨居地的贡献以及与祖籍国的情感联系。

陈来华当初应没预料到,在他把重达14,000公斤的珍贵文物捐赠到中国北京数年后,新加坡民间开始形塑“新加坡华族文化”的概念。他所捐赠的那些文物,不仅对中国方面研究华人移民历史文化有着莫大的帮助,对于新加坡方面厘清与考据华族文化源头的溯源工程,也是强有力的历史见证。

往者已矣,来者可追。陈来华当年仅凭一己之力,不惜砸锅卖铁搜购文物,一度被身边朋友视为“不解”之举;而创建于2018年的广惠肇碧山亭文物馆,则让我看到了一股抢救与保存国人文物的民间力量正在逐渐壮大中。

值得一提的是,陈来华当时的藏品不仅是华人使用过的器具,还有很多其他族裔的历史文物。这些藏品展示早期移民的生存发展与可贵的人文精神,协助人们了解新加坡的多元文化及跨种族和睦相处的特质。

广惠肇碧山亭文物馆的宗旨是“立足广惠肇文化,兼容并蓄,承前启后,发扬文化”。2021年7月开始担任该馆副主任的庾潍诚博士,深谙“筑有凤凰巢,就能引来凤凰栖”的硬道理。他不仅按照馆方的既定方针继续收集广惠肇文物,更从国家社会的角度考量,不放过一件可资研究的先人文物,一本可供参考的文学创作。在这种海纳百川的认知基础上,该馆的跨族群藏品数量直线上升。

2023年2月12日,《新明日报》为庾潍诚开辟“墓葬笔记”专栏。他在题为《广惠肇碧山亭藏百年墓葬文物》的首篇文章中透露,担任文物馆副主任后,他偶然间听闻国家文物局向他们探寻是否有兴趣前往武吉布朗坟场,看一看那些无人认领的文物。在“开挖后的土葬文物是不可再生资源”的大前提下,他和文物馆主任关汝经前后用了一年时间,把原先要扔到大海的大批文物抢救回来,安置于文物馆内。

当年的碧山亭主要是广东人和客家人的埋葬地,而武吉布朗坟场是福建人的墓园。要在一个籍贯壁垒分明的保守场所接纳另一籍贯的墓葬品,无疑需要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与观念辩证。文物馆最终排除观念上的障碍,答应接纳来自武吉布朗坟场无人认领的文物;这些被成功抢救的文物,包括1402件墓葬品,以及46件墓碑和瓷砖等物件。

此外,庾潍诚深信,文物馆的收藏空间够大,跨族群的藏品会让该馆加分增值,当兄弟族同胞前来参观时,更能感受到一种亲切感。如果马来族和印度族同胞愿意把他们的文物捐赠出来,文物馆自然乐意收藏。抱持这种有容乃大的收藏理念,文物馆已初步收藏印度族同胞一些百年前的文物,以及马来族同胞的乐器和弓箭。

我认为文物馆此举已远远超越了抢救与保存文物的层面,它的深层次意涵在于打破传统的籍贯与族群藩篱,消弭族群排他性,对于建构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新加坡社会,起着正面的示范作用。

我从庾潍诚的身上,可以想象陈来华昔日穿街走巷到处搜购文物的身影和满腔热忱。然而,从文物考证和收藏到文献书写,这是我从庾潍诚身上看到的新加坡文物收藏领域的一大跨越,也是庾潍诚和陈来华之间最大的不同点。

庾潍诚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完成了博士课程,学的是历史专业。他不只热衷于收藏文物,且擅于文章写作。除了写墓葬笔记之外,因与文物收藏结缘,他也曾在报章上发表多篇历史考据文章,例如《战前广帮领袖吴胜鹏稳定碧山亭管理》《旧碧山亭学校郭明校长轶事》等。

此外,由于处理碧山亭地库内广福学校的一批珍贵文物,庾潍诚在2023年11月中旬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主办的第一届吉隆坡世界华文教育论坛,宣读题为《新加坡广福学校(1916-1982)〈学籍总册〉等一批珍贵档案发现始末及其意义》的论文。在此文中,庾潍诚认为,广福学校虽在1983年停办,但这批一手档案被重新发现仍有其重要意义。从华社的历史以及教育的发展来看,广福学校是广肇人士创办和自力更生的平民学校,它虽消失了,但广肇人士的办学精神不灭。今天,或许年轻一辈的籍贯意识稍弱,但我们仍可把广肇人士的办学精神视为华社自强不息与族群互助的体现。

经由文物与文献考证而撰写相关论文,相辅相成,这是庾潍诚与一般文物收藏热衷者的不同之处。曾发表《“百年墓碑”隐藏的富商颜东成家族史》一文的他相信,一些文物蕴含丰富的历史信息,他希望在抢救与保存文物的同时,也能以书写的方式,借由这些信息拼凑出华人的南来路;这一点,与陈煜博士在《槟城探墓 偶见徐悲鸿题书墓志铭》一文中发出的喟叹如出一辙——“烈日下举目四望,漫山遍野的墓葬中,还有多少鲜为人知的家族往事与文化遗珍?”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庾潍诚发现人为的损坏是文物流失的原因之一。例如,每当有长者往生时,其后人总是喜欢把往生者在世时的旧文件,如旧护照、旧驾驶执照等,焚烧给往生者,“希望”后者在九泉之下能用得上。殊不知,这些旧物件正是研究华族文化的重要依据。如果大家能建立起正确的保护文物观念,不轻易丢弃先人的物件,而是将之捐赠给广惠肇碧山亭文物馆,对于提升该馆馆藏的参照价值,促进华族文化的整体研究,极有帮助。例如,黄义强在整理其双亲的遗物时,除了在一个古老的木箱里藏着一件保存良好的新娘龙凤褂外,还发现了一张1952年的结婚证书。根据证书所载,婚礼是在新加坡三水会馆内举行的。结婚证书的用词典雅古朴,辞藻华丽。黄义强毅然把这张彰显华族文化遗产的结婚证书捐给广惠肇碧山亭文物馆,作为华族先辈婚礼传统历史的永恒见证。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博士、新加坡社科大学客座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