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与新加坡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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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与新加坡华社

文图 · 柯木林

1909年陈嘉庚在新加坡晚晴园与孙中山会见时的场景画像（图源：晚晴园）

陈嘉庚是20世纪初期著名的企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在新加坡华族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少年时代的陈嘉庚，从厦门集美的一个小渔村，漂洋过海来到当年号称“南洋第一埠头”的新加坡。就在这块土地上，陈嘉庚成就了一番事业。他一生最辉煌的20年，也是在新加坡度过的，正是新加坡这块土壤造就了一代奇才陈嘉庚。

研究陈嘉庚的学者大多侧重于他对中国侨乡，及创办厦门大学的贡献，还有抗战期间的表现，本文在此从略。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解读陈嘉庚，那就是：陈嘉庚与新华社会的关系。

南来新加坡

陈嘉庚初下南洋时，新加坡福建帮在开山鼻祖薛佛记的领导下，已初具规模。从恒山亭（薛佛记1828年创办）、天福宫（1840年创办）再到福建会馆，奠定了薛氏家族一百年来在福建帮的领导地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加坡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也不断变化，福建帮需要新的领导者来应对这些挑战。1929年，陈嘉庚改组福建会馆，打破了薛氏家族一个世纪的统辖局面。

1909年，陈嘉庚在新加坡晚晴园会见孙中山，并于次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他出任新加坡福建保安捐委员会（Hokkien Protection Fund）主席，曾捐献孙中山及福建政府20万元，可见他向来就有革命理念。1923年陈嘉庚出任怡和轩总理，这是促使他真正进入新华社会领导层的一个契机。在他的锐意改革之下，怡和轩一扫过去嫖赌饮吹的习气，成了社会运动的发源地。他鼓励并吸收新马华侨各帮侨领为会员，以每星期六举行的聚餐会作为联络感情、扩大影响的手段，并在怡和轩三楼设立图书馆，供会员进修研讨之用。这样，他便把新马华侨的优秀人物吸收到自己的身边，为日后作为华社领袖打下基础。

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陈嘉庚担任新加坡山东惨祸筹赈会主席（Shantung Relief Fund Committee，简称山东筹赈会SRFC），声讨日本，历时九个月（1928年5月17日-1929年1月31日）共筹得$1,340,000叻币。其中抵制日货，对日本经济的制裁，赢得华族社会极大的反响。此次担任山东筹赈会主席，崭露了陈嘉庚的领导才能。山东筹赈会可说是“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Nanyang Federation of China Relief Fund，简称“南侨总会”NFCRF）的预演。有了山东筹赈会的经验，日后处理更加复杂的南侨总会，陈嘉庚更得心应手。处理完山东筹赈会的事务后，陈嘉庚又聚焦于福建会馆改组事务。

新兴势力挑战保守派

早年领导新华社会有两个组织：天福宫与福建会馆，两者之间拥有文化上互补关系，共同存在了75年。天福宫领导层负责管理该庙产业与处理传统的迎神、普渡等宗教活动；而福建会馆的领导人主要办理恒山亭与麟山亭的产业，并处理丧葬祭尊的活动。此外，福建会馆还维持萃英书院等教育事业。换言之，一个是有宗教色彩的组织，另外一个是社会活动的团体，两者虽然有共同的领导层，但有不同的职员。直至1916年5月22日，天福宫与福建会馆合并，成为天福宫——福建会馆（Thean Hock Keong-Hokkien Huay Kuan）。从1915年至1929年，薛佛记后人薛中华连续担任福建会馆总协理15年（1915-1929年）。在此期间，福建会馆组织并不严密。虽有新章程，但无法实行。主要原因是领导层缺乏推行改革的决心，故有会馆虚名而无会员的记录。坦言之，此时福建会馆的制度已不合时宜，赶不上改良与民主的步伐。也是因为这种散漫，终于导致了日后陈嘉庚改组福建会馆的决心。

事实上，福建帮领导地位的转让，并非源于权力斗争，而是为了解决闽帮教育的经费与董事问题。事缘1927年福建会馆属下之道南学校欠缺选举总理与财政等职，爱同学校该届董事选举投票甚寡，故陈嘉庚再度联任两校之总理。陈嘉庚本人已连任道南学校之总理凡十年，对于闽侨商家之冷漠选举与本人连任年年感到不耐其烦，于是两次登报呼吁闽帮人士到福建会馆开大会商讨办法，以便解决连任之问题等等。1927年7月16日之大会议决新加坡闽侨所办之学校由福建会馆董事部统辖，将逐年馆业长息及公众捐款补助支配各闽侨所办之学校。此外，大会也组“改组福建会馆董事兼教育委员会”，举委员12名，以办理改组福建会馆，统计闽侨学校及其经费问题。

1929年陈嘉庚改组新加坡福建会馆，图为早期的福建会馆，附属在天福宫内（图源：《新加坡华人通史》

陈嘉庚的举动无疑代表了新兴势力对老牌薛氏家族的挑战。陈嘉庚改革福建会馆的雄心，引起当时福建会馆的主席薛中华的不满。薛中华曾函告华民政务司署，控诉陈嘉庚为“颠覆分子”，企图颠覆福建会馆的薛氏领导权。陈嘉庚也不示弱，反击薛中华为买办。由于买办可能有利益冲突，故谓薛中华没有领导闽帮的资格。华民政务司署支持陈嘉庚的看法，因而决定了薛中华失败的命运。在华民政务司署的眼中，薛中华是闽帮的保守派；而陈嘉庚则代表了前进派。前进派较有把握推动闽帮的慈善与教育事业。

无论如何，历尽坎坷的新加坡福建会馆终于在16个月后，即1929年3月16日改组成功。福建会馆改总理制为委员制，领导层由35名执行委员与五名监察委员组成。新改组的福建会馆执行委员会35名委员中，五名为常务委员。陈嘉庚则以移民身份出任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象征马六甲侨生集团领导会馆时代的结束。这一改组不仅仅是一次组织结构的调整，更是一次新旧势力的交替，象征着福建帮在新华社迎来了新的领导者和发展方向。这一年，上距薛佛记创建恒山亭（1828年）整整一百年，这个令人惊叹的历史巧合，似乎预示着新加坡福建帮已然完成一个世纪的周期，而新的篇章即将开启。

在陈嘉庚的领导下，福建会馆不仅在组织结构上焕然一新，更在实际运作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执行委员会下设总务、教育、经济、建设和慈善五科，通过各种社会活动，增强了福建会馆在新加坡华人社会中的影响力。自此，福建会馆面貌一新，陈嘉庚成功掌握新华社的话语权，也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他的能力，众人有目共睹，乃推举其任福建会馆主席。此外，他还曾两度出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协理。陈嘉庚凭其个人的财力与管理智慧、组织能力与社会影响力，击败了盘踞华人社会的马六甲移民集团（薛氏家族），从而取得新华社会领导权，领导福建帮将近二十多年之久。

截然不同的新华社会

薛佛记与陈嘉庚分别代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新加坡华族社会。19世纪初薛佛记创建恒山亭之际，新华社会仍然处于草创时期。当年华社领袖的职责主要是照顾弱小的底层同乡，通过“慎终追远”的传统观念、族群冢山的管理、建庙宇，以“神权取得绅权”。换言之，薛佛记的领导是在民俗信仰与宗教膜拜的框架中进行的。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华社领导人的职责被放大，他们也须惠及全体社会，才能得到友帮族群领袖的支持与殖民地政府的重视。

陈嘉庚所处的时代，与薛佛记的时代大不相同。此时，新加坡与东南亚社会已趋向政治化与国际化，陈嘉庚频繁往返于新马、东南亚各国与中国之间，视野和格局也随之拓宽和提升。他不仅关注当地的发展，更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推动华侨社会的进步和中外交流。1941年末日本南侵新加坡，殖民地总督“三顾茅庐”，邀请陈嘉庚领导南侨总会，为殖民地政府解决民防工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南侨总会主席团成员包括印尼的庄西言（Tjung Sie Gan）、马来亚的陈占梅（Chin Chan Boey）、菲律宾的王泉笙（Ong Chuan Seng）及越南的陈肇基（Tan Sau Chi）。陈嘉庚领导南侨总会，无疑是整个东南亚华族社会公认的领导人物，远远超越了作为新加坡闽帮领袖人物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