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中窥豹：从《南洋杂志》看南洋研究

《南洋杂志》创刊号封面

《南洋杂志》（The Nanyang Miscellany）是二战后出现的一本综合性杂志，由新加坡著名历史学者许云樵（1905-1981）主编，出版于民国三十五年十月（1946年10月）。他在《发刊词》里颇详细陈述该杂志创刊动机与宗旨：马来亚光复后，各地刊物出版如雨后春笋，多达百余种，单是新加坡就有五、六十种。可是不到一年，马来亚各地的许多刊物陆续停刊，最终仅剩下不到十种。其原因相当复杂，而许云樵认为大家“不能合作和眼光太短”，动机又不纯，是个关键性因素。

《发刊词》接着指出，《南洋杂志》经过多时筹划才得以问世，目的在于为志同道合者提供一个耕耘园地。既不为了赚钱，也“不谈什么主义”，单纯为了个人兴趣，所以“我们没有色彩”。此外，该杂志的使命是仅“谈南洋，谈华侨”，不谈国际问题与中国课题。如果改用今日的俗话来说，那就是以“立足本土，放眼南洋”，作为该杂志的创刊宗旨。在此所谓“本土”，是指撰稿者所在地，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在内。它还进一步说明《南洋杂志》不同于《南洋学报》（1940年创刊）：前者要求通俗化、大众化，后者要求专门化、学术化，所以二者并不存在“双胞胎”问题。

在《征稿简约》中，它更加明确阐述对稿件的基本要求：“本志主旨在提倡南洋学术研究，发扬华侨精神，建设本位文化，故凡有关南洋各地或华侨问题之专著或资料，以及富有地方色彩之文艺作品，均所欢迎。文体不拘，但求通俗，如有征引，请注出处。”

《南洋杂志》表明其园地公开，欢迎各地人士投稿，“来稿一经刊载，概以现金奉酬”。但因当时的投稿者人数毕竟有限，如何确保稿源不会中断、如期出版？该杂志倒有个好办法，先后邀请了二十一位学者文人，作为“特约撰述”者，即张礼千、姚楠、郑子瑜、陈育崧、韩槐准、谢云声、陈序经、任美锷、王景成、朱杰勤、许苏我、刘强、谢松山、谢犹荣、何启拔、卢维基、洪炜堂、叶采真、吴一均、叶衣、林英强等。其中不乏一些著名的南洋研究者，如韩槐准（1892-1970）、张礼千（1900-1955）、陈育崧（1902-1984）、陈序经（1903-1967）、姚楠（1912-1996）、朱杰勤（1913-1990）等。

《南洋杂志》创刊号似乎气势不凡，其中开卷之篇是张礼千《南洋研究的重要》，它指出：中国与南洋关系密切、历史悠久，但如今却没有一个专门研究南洋的官方机构或团体，对于南洋的关注程度，非但远远落后于欧美，也比不上中国古代的隋唐与明清。因此，该文认为，这种漠视南洋研究的价值观念与客观现实，必须尽早改变过来，因为南洋研究对于中国非常重要！另一篇重要文章是王景成《烬余思痛录》，分成三期连载，它详细回顾了日寇席卷南洋后，作者个人流亡印尼的痛苦遭遇，如果配上《南洋画报》插页中的“检证大屠杀”十几帧照片，足以让当年的读者心潮起伏、悲愤不已！至于许云樵翻译的《马来纪年》（Sejarah Melayu），连载多期，且被列为“南洋文献”，无疑应属于该杂志的压轴之作。

连载十几期的《马来纪年》

综观《南洋杂志》各期的内容，我们不难窥见当年华族的南洋研究之一斑。

先就文章涉及地域而论，虽然是以马来亚（即新马）为核心，但几乎涵盖了整个南洋地区，包括暹罗（泰国）、安南（越南）、缅甸、菲律宾、荷属东印度（印尼）等，甚至超出稿约所规定的南洋范围，远达锡兰（斯里兰卡），如第一卷第10期刊载译作《中国锡兰交通史》一文。我猜想或许是稿源不济所致，过了不久就由月刊改为双月刊。

就文章涉及内容而论，可说是五花八门，过于繁杂，是名副其实的“杂”志。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财政到小说、诗词、书评、掌故、考证、集邮、广告，都包含在其中。唯未知何故，编者对集邮特别感兴趣。同时，几乎每期都有一两篇关于暹罗（泰国）的文章，其比重显然偏高（似乎超过新马），内容涉及暹罗华侨、政党、金融、邮票、电讯、报业、航运、稻米，乃至暹罗风光、贡头、女郎等诸多领域。这或许因为在南洋殖民地化后，暹罗是唯一的非殖民地或独立国家。

就文章的学术水平而论，可以说是良莠不齐，千差万别。有些言之有物，条理分明，颇有见地，如许钰《昭南时代检举大屠杀案始末记》、吴一均《华侨自办大学议》、无邑译作《马来亚建国论》、陈育崧《清末驻新领事与华民护卫司》、张礼千《美国研究南洋的热烈》等。有些则属于滥竽充数，乏善可陈，似乎为了填充版位空间，不论对当时或后世，都没有什么价值或意义可言，如《五十年前之星洲物价》《莱佛士生日之谜》《热情的暹罗女郎》《新嘉坡市街华名录》等等。

许云樵在发刊词里强调，《南洋杂志》出版经过多时筹划，但是，最终仍然无法避免短命的厄运。它仅仅出版了十六期，即第一卷十二期，第二卷四期，便在1948年7月停刊了，存在时间前后还不到两年。若究其原因，当然不止一端，撇开客观因素不谈，我个人认为主要是杂志本身的文化定位有点问题。它虽标榜“通俗”化，但所发表的文章，许多并不通俗，并脱离了读者的心理需求。当中居然包含文物考证与大量的统计数字，而且陈述无法做到深入浅出，使得可读性偏低，一般读者难免觉得索然乏味。试想：在一本20多页的单薄杂志里，通俗与学术怎么能够长期“共生”？从哪儿引来“俗学共赏”的广大读者？

尽管如此，《南洋杂志》在南洋华族历史上的贡献，仍然值得我们回眸审视一番。作为一种历史文物，它为我们提供了不少重要的历史信息，至少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昭南时代的检举大屠杀。前文提及的《昭南时代检举大屠杀案始末记》，非常详细记载了检举大屠杀的实况，包括检举过程、屠杀地点、涉及刽子手姓名等等。同时，《南洋杂志》前后刊印了几十帧关于检举屠杀的黑白照片，以及《昭南日报》和《新嘉坡检证惨案鸣冤特刊》复印缩小版。这些都是非常难得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其可信度极高，成为如今有关历史研究的史料至宝。

关于检证大屠杀的详细记述

杂志内《南洋画报》插页中的检证大屠杀照片

不忘“推荐”《昭南日报》

杂志内的插图

第二，关于南洋华文教育发展问题。吴一均独具慧眼，在《华侨自办大学议》里，主张南洋华侨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创办一所华侨大学。他所持理由主要有两点：其一是根据官方统计，南洋各地的华文中小学多达3231所，其中马来亚（含新加坡）占了1339所，但却没有一所高等学府供南洋华侨子弟深造。其二是华侨子弟人生地不熟，回国升学相当困难，除了所需费用很大，一般家庭负担不起，而国内大学的学额有限，也无法满足华侨子弟的需求。此外，南洋地理位置适中，华侨大学还应负有“二大使命”：“宣扬中华文化特长”与“促进世界文化合作”。

第三，关于南洋华人的经济状况。在某种意义上说，华人属于“经济动物”，长期以来，华人大多聚居于城镇，在南洋的经济地位举足轻重。《南洋杂志》里的几篇文章，如卢维基《战后暹罗华侨的金融事业》、瑜伽《新加坡经济前途的检讨》、任美锷《南洋的土地利用》、瑜伽《马来亚征收所得税的检讨》、梦飞《荷印之所得税》等，都直接或间接说明了华人对南洋经济发展的高度重视，对各地政府财政收入的巨大贡献。该杂志对所得税制的特别重视，自然不在话下。

第四，关于南洋的其它文化信息。《南洋杂志》的宗旨既然是“谈南洋，谈华侨”，而且一再强调“侨居南洋不可不研究南洋”，在所发表文章中，单纯“谈南洋”的也不少。其中除了连载的《马来纪年》推荐的《北大年史》，还有译作《马来亚建国论》《昭南时代邮票史》《马来文化的要素》《谈南洋》《大雅克人的神话》《马来亚的真主人》《贡头在暹罗》《吃槟榔研究》等，都可说是南洋研究的成果吧。

第五，关于中国与南洋的密切关系。根据《汉书·地理志》，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汉代，中国便与南洋地区建立了海上交通、往来，海上丝绸之路随之形成，而且在唐宋时代便为了经商需要而开始“住番”（定居一年以上）。在《南洋杂志》中，除了《中国暹罗关系史》，《近十年来南洋研究在中国》《中暹亲善关系中的毒瘤》，它所简介的几部南洋华侨史，都是中国与南洋关系的组成部分。陈育崧《新嘉坡中国领事设置史》特地介绍了左秉隆、黄遵宪等四位清末驻新加坡领事。

封面人物左秉隆

特地推荐《新加坡风土记》

第六，关于书写南洋的重要著作。每期都有相关图书简介，主要的有李钟珏《新加坡风土记》、张礼千《东西洋考中之针路》、黎正甫《中缅关系史》、姚楠《中南半岛华侨史纲要》、张礼千《倭寇侵略中之南洋》、陈正祥《南洋地理》、姚楠《古代南洋史地丛考》、许云樵《北大年史》、李朴生《华侨问题导论》、陈嘉庚《南侨回忆录》、海上鸥《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麦家生等《印尼问题讲话》、洪锦堂《劫后回忆录》、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胡铁君《星华义勇军战斗史》、赐思《抗日英雄在柔南》、抗日同志联谊会《血碑》、张礼千《马六甲史》、海上鸥《抗战以来的泰国华侨》、陈序经《暹罗与中国》、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李长傅《南洋华侨史》、姚楠《马来亚华侨史纲要》等。从这些主要著作名目中，不难看出作者都是站在中国立场上，以华侨视角来讲述南洋与华人的故事。

毋庸讳言，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多数南洋华人都把南洋当成“第二故乡”，这与中国的“血缘国籍”不谋而合。但是，随着战后殖民地时代的结束，南洋出现一系列新兴国家，以及新中国废除双重国籍，并鼓励华族落地生根，南洋华人的国家认同逐渐改变，最终“把他乡变故乡”。正因为如此，《南洋杂志》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即史料价值，就显得更加重要、更加珍贵，成为研究南洋华人史者必读的参考文献。

（作者为复旦大学博士、资深教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