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大学的专任建筑师:黄庆祥

文图 · 陈煜

1968年,黄匡国建筑师刊发了一篇题为The Life and Times of Ng Keng Siang(《黄庆祥的生平与时代》)的短文,以纪念黄庆祥(Ng Keng Siang,1908-1967)——本地首位接受专业训练的华人注册建筑师,马来亚建筑师协会(Society of Malayan Architects)的创会会长。在这篇短文中,他回忆了黄庆祥的个人魅力与职业成就,特别是对于本土建筑师专业发展的贡献。1979年,新加坡大学建筑系四年级学生Chow Fong Leng,在李急麟建筑师的指导下,完成了一篇题为Ng Keng Siang(1908-1967)——Singapore’s Pioneer Architect(《黄庆祥1908-1967——新加坡的先驱建筑师》)的论文,较为完整地记录黄庆祥的建筑作品。

虽然黄匡国提及黄庆祥交游广泛,顾客中不乏中华总商会的富豪,然而,在建筑设计领域对于黄庆祥的讨论中,鲜少提及他与华社的渊源。这位潮籍建筑师不仅是中华总商会会员,也是怡和轩俱乐部的会员,与华社领袖交往甚密,受委托完成多座华族公共建筑,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南洋大学。早在1953年初华社筹办南洋大学之际,黄庆祥即受聘为建筑师进行校园规划与建筑设计,主持完成南大建校最初十年的历次工程,奠定了校园发展的基础。

2011年,笔者在《华人研究国际学报》刊发题为《南洋大学校园规划与建筑设计(1953-1980)》的学术论文,提及黄庆祥作为专业人士参与南大校园建设。本文将回溯黄庆祥作为本地初代华人注册建筑师的生平,进一步梳理他对于南洋大学建设做出的贡献,以及时代所造就的建筑师精英形象。

初代的华人注册建筑师

黄庆祥1908年出生于新加坡,其父黄锡权为金银首饰商号“宝光斋”的东主。1925年英华学校毕业后,黄庆祥进入本地建筑师事务所实习三年,培养了他对于建筑学的认知。在父亲的支持下,他于1929年前往英国伦敦巴特莱特建筑学院(The Bartlett School of Architecture)修读建筑学,1935年毕业后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在欧美生活的九年间,除了学习专业知识,黄庆祥游历各国,在当地建筑师事务所实习,于1936年获得建筑师执业资格。

1938年返回新加坡后,黄庆祥成为本地罕有的华人注册建筑师,因其双语背景与社会关系,加上设计风格折衷多变,得到中上阶层华商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黄庆祥勇于挑战陈旧条规,能够说服市政厅接受其新颖的设计作法,亦能避免与富豪客户发生正面冲突,树立了极高的个人声望与社会地位,“成为1945年至1957年间个人执业规模最大的建筑师事务所。”

黄匡国曾回忆说,黄庆祥是极少数能将自己名字镌刻在作品上的建筑师,间接地激励了他与一些年轻人出国修习建筑。在他们学成归国后,黄庆祥以乐观坚定的信念,带领这些初出茅庐的本土建筑师争取权益,于1958年创办马来亚建筑师协会,担任首两届的会长。值得一提的是,黄庆祥意识到新加坡与马来亚联邦的依存关系,将这一专业机构定位为马来亚,后因新马分家分化为新加坡建筑师协会与马来西亚建筑师协会。

马来亚建筑师协会会员合影。前排右起第二为黄庆祥(图源:RUMAH,1958)

为南洋大学的建设发声

黄庆祥在45岁盛年之际,受华社之邀主持南洋大学校园设计,从1953年开始规划直至1963年文学院新教室建设开工,长达十年间负责建筑工程设计。他以本地著名建筑师的专业形象接受媒体采访,澄清外界对于南大校园发展的疑虑。1953年1月23日,福建会馆决议捐出裕廊路五百英亩土地作为南洋大学校址,筹委会即聘请黄庆祥担任建筑师。同年3月22日,在筹委会委员黄奕欢、连瀛洲、柯进来的邀请下,黄庆祥带着市政局工程师与城市设计专家,前往裕廊校址勘察地势,勾勒这所华语大学的未来,在现场留下珍贵的影像。

1953年3月22日的裕廊南大校址勘察。前排左起第二为黄庆祥(图源:《南洋大学创校史》,1956)

受聘为南洋大学进行规划设计,对于黄庆祥不仅是个大工程,也是极具社会意义的伟大项目。要在裕廊的荒山野岭上兴建一座传承华族文化的大学,本地并没有如此规模的大学校园先例,当时唯一的马来亚大学沿用的是1928年英国建筑师设计的莱佛士学院校舍。黄庆祥及其团队花费了很多心血,收集整理中国、印度、墨西哥、欧美各国校园案例,汲取美英两国大学的建设经验。考虑到南大聘请的教授多为留美教育背景,遂采用美式大学校园做法,学院建筑规模不以百人为限,而是尽可能多地容纳学生,同时留有充足的运动场地,这一理念体现在南大校园布局中。

1966年的南洋大学图书馆(图源:《南洋大学创校十周年纪念特刊1956-1966》)

在南大执委会确认学院、礼堂、图书馆、宿舍及各类场地的要求后,黄庆祥团队展开设计。除了他作为主创建筑师,还有两位建筑师助手,一位是同样毕业于巴特莱特建筑学院的喜斯,另一位是本地华人洪庆龙,一年前刚在加拿大获得建筑学学士学位。黄庆祥团队设计的建筑,不仅有明显中华文化特征的华族传统复兴式样,也有适应本地热带气候的现代式样。

1960年代初的南洋大学全景鸟瞰(图源:《南洋大学概况:祝新加坡自治纪念册》1959)

与一般的公共项目不同的是,南洋大学的校园设计不仅要对执委会负责,也要让各界支持者了解校园规划与建筑样式。在建筑小组主任柯进来的指示下,黄庆祥团队在短短四个月内完成了校园规划与建筑设计,并制作了建筑模型,放置在禧街中华总商会内,于1953年7月26日起开放给公众参观,藉此收集各方意见与建议。也是在这一天,南大执委会主席陈六使率领委员们前往裕廊校址举行动土典礼。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南大建设工程正式启动,首先进行的是道路开辟工程。

黄庆祥能够担任南大的专任建筑师,不仅因为他的专业技术深得执委会的信任,亦在于他敢于抗争的性格。1959年的南大评议会报告,不仅对于这所华文大学的教学质量提出质疑,亦对校园规划和校舍质量多有批评。黄庆祥认为这是对南大及他的专业水准的侮辱,为此致函《星洲日报》,要求刊登他的陈述与不满,指出这些妄发评论的门外汉既不了解南大建校背景,也不懂建筑工程技术。他指出南大的规划兴建虽然仓促,但参考了最新欧美大学的设计,是在尽量节省造价的情况下完成的。他逐一反驳报告书所罗列的问题,例如,图书馆与行政楼的混用是临时措施;学生宿舍大部分为南北朝向,仅个别建筑因地形而采取东西朝向;建成四年后外墙出现陈旧现象是正常的,并非结构或地基问题等。

由于黄庆祥长期负责建筑设计,熟悉建校以来的相关审批规定,能够从专业的角度据理力争,确保工程较为顺利地进行。例如,1961年南大再度扩建,建筑图纸审核遭遇延误,政府部门指示须进行土地权与设计项目的审查。黄庆祥指出1956年展开第二期工程时,已获政府部门明确答复,南大五百英亩土地的规划与建筑设计是做为一体核查审批通过,各期工程无需再经设计局的批准,建筑方案完成后即可递交建筑测量局审批,从而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十年不间断的校园建设

南洋大学的校园建设是在时间紧迫、经费有限的状态下进行的,最初的预算为500万元。1956年3月30日,南大举行盛大开幕典礼时,已经建成的第一期建筑包括行政楼、牌坊、学院大楼、教授与学生宿舍楼等,建设费已高达400万元。由于教学的需求和生源的扩大,随后展开的第二、三期工程都相当有规模,旨在将南大建设成能媲美先进国家的大学。

1963年的南洋大学学生楼(图源:《南洋大学学生楼落成特辑》1963)

第二期工程在1957年至1960年展开,建设重点是1957年在理学院西南侧兴建的新楼。由于修读理科的学生数量激增,新的理学楼设有八间教室及24间化学实验室,总建筑面积为15120平方英尺,长420英尺,宽度36英尺,成为各学院大楼中最大的一栋。与此同时兴建了多座辅助建筑,包括在男生宿舍一侧,邻近工人宿舍处的两层高可容纳1600人的膳厅;440间学生宿舍与100间教师宿舍;在文学院与图书馆之间的两层高的银行办事处,楼下为业务处,楼上为实习室。

在这期间,南大校园的娱乐与运动设施也得到完善。首先是行政楼前云南园建设的完成,设在中轴线上的建校纪念碑于1958年3月10日落成揭幕;1959年兴建的椭圆形大运动场,长800英尺,宽500英尺,设有双重跑道,中央是标准足球场,设有混凝土建造的10级看台,可以容纳2万名观众,外围停车场可容纳2000至3000辆车。

黄庆祥主持的第三期工程大致从1961年开始至建国前,完成了学生楼、大礼堂、文学院扩建等工程。这一期间完成的建筑都是热带适应性建筑式样,与当时本地兴起的现代建筑风潮一致。1961年10月开始兴建的学生楼,是根据学生收集的先进国家大学的学生楼样式提出的建设理想而设计的。1962年开始兴建可容纳5000人的大礼堂(建国堂),是当时东南亚最大的礼堂之一,耗资高达130万元。礼堂内设有长60英尺、宽40英尺的舞台,特别聘请德国声学专家进行设计。在大礼堂的三面附设建筑,正面的4层高,两侧的3层高,设有理事会、学生会、行政办公以及商学院讲堂。

1966年的南洋大学大礼堂(建国堂)(图源:《南洋商报》1966年10月26日)

结语

作为本地初代华人注册建筑师,黄庆祥以其专业水准和双语背景深得华社信任,得以扩展设计业务。值得关注的是,在参与南大建设的十年间,黄庆祥不仅是作为建筑师,也将部分设计费捐献给南大作为建校基金,各类筹款活动中亦不乏他的身影。1960年南大执委会与政府成立特别联络委员会时,他也是执委会选派的十位代表之一。

出身于富裕的潮商家庭,黄庆祥得以远赴英伦修习建筑,归国后依靠其建筑专业服务,有着不菲的收入,过着优渥的生活,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为本地建筑师塑造出精英形象。在黄匡国的印象中,黄庆祥总是彬彬有礼,身着裁剪合体的西装,打着领结,叼着烟斗,出现在上流社会的交际场所。这位生活多姿多彩的钻石王老五,直到43岁才迎娶豪门千金余慧明,生下两子一女。

年过半百之后,黄庆祥对于旅游业萌生兴趣,于1958年亲自设计、建造、经营巴尔的摩酒店(Baltimore Hotel),投资超过百万元,开幕典礼时邀请300位中外宾客出席,成为城中热议的话题。不幸的是,黄庆祥晚年罹患肝癌,忍受病痛折磨,于1967年11月5日在中央医院逝世,享年59岁,葬于实龙岗路基督教坟场。

(作者为ON-LABO创办人兼主持人、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系兼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