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闽图景中的印尼糖王黄仲涵

玛腰黄仲涵（图源：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1923年，页205

1924年6月3日凌晨，黄仲涵（Oei Tiong Ham，1866-1924）在新加坡武吉知马住家心脏病突发逝世，年仅58岁。消息传出之后各界震惊。这位精力充沛的印尼糖王，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华人”，几天前刚将公司事务安排妥当，准备退休享受生活，最宠爱的七夫人何金华娘正怀着他们的第五个孩子……

黄仲涵及其所建立的商业帝国，至今仍是印尼华人史与经济史研究关注的课题之一。长期以来有关其家族生活的描述，主要源自次女黄惠兰的书写。她生前以顾维钧夫人的名义与人合著，在美国出版了两本英文自传——Hui-lan Koo，Madame Wellington Koo：An Autobiogaphy（1943），以及No Feast Last Forever：Madame Wellington Koo（1975）。第二本自传于1988年由天津编译中心翻译出版，题为《没有不散的筵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2018年修订后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发行。1989年，日本历史学家吉原久仁夫主编的《黄仲涵财团：东南亚第一个企业帝国》一书，其中第二章回忆录是由黄蕙兰所提供，此书由周南京翻译成中文，于1993年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

约1923年，黄仲涵、何金华娘与子女合影（图源：黄仲涵家族）

近年来，马来西亚独立研究者叶柳心从女性研究的角度，展开对于黄仲涵家族三位女性——何金华娘（七夫人，Lucy Ho）、黄蕙兰（元配次女，Angela）、黄敏娘（五夫人次女，Ida）的研究，完成题为As Equals：The Oei Women of Java的论著，此书于2024年由世界科学出版社出版。由于作者与黄仲涵后裔的关系，得以运用家族内部档案资料，较为真实地呈现了这位印尼糖王的家庭生活与子女教育。

黄仲涵生前虽写下遗嘱指定执行人，但子女遗产分配差异极大，引发继承人的纷争并诉诸法庭。由于各国对于遗产继承权与遗嘱效力有着不同的规定，黄仲涵国籍身份的认定成为诉讼的重点。尽管黄仲涵身份显赫，生前周游列国，在各国投资置产，竟无人能确定其国籍身份。他可能同时拥有荷兰籍、英国籍、中国籍与日本籍。然而，黄仲涵的祖籍明确，其父志信是由福建省同安县灌口李林村前往印尼的华侨第一代。本文通过整理早期新闻报道以及在闽南的田野调查，呈现黄仲涵在新加坡、厦门鼓浪屿与同安灌口的若干事迹，探讨南洋华侨华人第二代与原乡的关系，海外后裔与原乡沟通所面临的窘境。

印尼糖王与新加坡

一般认为，黄仲涵为了躲避荷属东印度的严苛税收，1921年左右携七夫人何金华娘与子女移居新加坡。事实上，他很早就建立与英国海峡殖民地的密切交往，不仅将子女送至新加坡读书，亦时常造访本地，以三宝垄华人玛腰的身份出现于上流社会，与华人精英过往甚密。早在1902年，黄仲涵为维多利亚纪念基金（Victoria Memorial Fund）捐款1000元。1905年春节，他带着长女宗兰与次女蕙兰，陪同海峡殖民地总督出席观看在芳林地举办的华人体育竞赛。贵宾们在华人体育会的亭子中避雨观赛，随同的华人贵宾还有陈若锦、林文庆医生、殷雪村医生等。不难看出，黄仲涵在本地华社已有相当的影响力。

在新加坡，黄仲涵通常被称为三宝垄华人玛腰，也常以海峡殖民地华人的身份参与慈善活动，以其财富为华社争光添彩。例如，1915年他以新加坡协荣茂船务有限公司主席的名义，为威尔士王子基金捐款5000元。1916年以马来亚华人（新加坡）的身份购买25万战争债券，是购买债券份额最高的个人，仅次于华商银行（40万），远高于分别购买10万元的林秉祥与李浚源。

由于黄仲涵遗产继承问题的纷争，印尼方面展开调查，估算其产业价值。在荷兰报纸上公布的信息是：“黄仲涵糖公司（四千万盾）、建源（四百万盾）、黄仲涵银行（四百万盾）、兰鲁沙里砖厂（一百万盾）、协荣茂轮船公司（一百五十万盾）、新嘉坡借出之款（三千五百万盾）、英伦存款（一千二百万盾）、现金（二千万盾），总计一百十六兆五十万盾遗产。”这份非官方数据显示，黄仲涵的巨额财富中，除了在印尼的大笔资产，新加坡亦占有极高比重。

捐助本地教育慈善

早在移居新加坡前，黄仲涵就为本地教育慈善事业慷慨解囊，为华社所盛赞。为他刊发的出殡预告曾写道：“黄君仲涵生前为人众所嘉许，至其热心公益捐资助学，尤为社会所同钦。”黄仲涵一生捐助的项目难以统计。值得关注的是，由于他对教育机构捐助的数额巨大，所捐助完成的项目往往有着相当规模，多得以保留下来成为国家古迹。

20世纪初的新加坡圣若瑟书院（图源：ROOTS）

成立于1852年的圣若瑟书院，在1912年庆祝钻石金禧60周年庆祝会上特别提到黄仲涵的慷慨支持。早在1904年，因为朋友的介绍，黄仲涵慷慨为这所天主教男校捐出1000元修建铸铁栏杆。1911年再度捐款2000元兴建围墙。按照校方的说法，在此前四年，他已为该书院捐款累积6000元。1988年圣若瑟书院迁往新校区后，该建筑于1992年2月14日评定为国家古迹，1996年修复后作为新加坡美术馆。

新加坡土生博物馆（原道南学校。摄于2023年5月15日）

黄仲涵慷慨助学留下的另一处国家古迹是原道南学校。1910年初，他以1万1000元买下阮添筹律师位于亚美尼亚路的宅邸，将其捐献给福建会馆作为道南学校校址。1982年道南学校迁出后，该建筑于1994年重新装修作为亚洲文明博物馆的分馆，1998年2月27日被评定为国家古迹，2008年重新修复改造成为土生博物馆。

黄仲涵捐助款项最大、也最富盛名的教育机构是莱佛士学院。为了纪念新加坡开埠一百周年，1918年成立百年纪念委员会组织各项纪念活动，其中一个重大决定是成立一所提供人文与科学高等教育的学府，以莱佛士爵士命名，为此在海峡殖民地广泛筹款。1919年12月30日，黄仲涵指示其在新加坡的代理人李云龙（建国总理李光耀的祖父）致函给华民护卫司，表示愿意为筹建中的莱佛士学院捐款15万元，用以兴建作为庆典、接待、授课、颁奖的中央大楼，条件是该楼须以其命名。1920年1月7日纪念委员会迅速批准他的请求，虽然彼时黄仲涵仍是荷属印度居民，并非海峡殖民地居民。

为了兴建莱佛士学院，筹委会在当时的英联邦组织建筑竞赛，由伦敦建筑师赢得项目，形成围绕两个大草坪兴建的建筑群，中央各有一栋核心建筑，其中之一为黄仲涵楼。1949年莱佛士学院与英皇爱德华七世医学院合并成为马来亚大学，1962年更名为新加坡大学，1980年与南洋大学合并成为现在的新加坡国立大学。这片校舍于2009年11月11日年评为国家古迹，如今是国大武吉知马校区。黄仲涵楼用作李光耀政策学院的办公楼，冥冥之中将李云龙与光耀祖孙二人联系起来。

新加坡国立大学武吉知马校区黄仲涵楼（摄于2025年1月25日）

黄仲涵的另一重大助学项目是为成立于1919年的新加坡华侨中学慷慨解囊。1923年为了在武吉知马兴建华中大礼堂，时任董事长陈嘉庚领导筹款，希望能够兴建一座可以媲美欧美的校舍，预计建筑费用是14万元，黄仲涵慨然承诺捐献10万元。1925年落成的钟楼大礼堂成为华中标志性建筑，其中的大礼堂命名为“黄仲涵堂”，该建筑于1999年3月19日评定为国家古迹。

1990年代的新加坡华侨中学钟楼（图源：Wikimedia）

与华社原乡的关系

在荷兰殖民时期，虽然贵为三宝垄华人玛腰，黄仲涵一生都在争取华人权益以对抗种族歧视，自父亲去世后剪掉长辫，终身西装革履。他在新加坡为教育与慈善事业捐款，并不局限于华社。在女儿蕙兰1920年嫁给顾维钧后，加强了他与中国的联系，媒体亦称其为“顾维钧岳父”。1922年10月，汉口明德大学校长胡元倓南来新加坡为扩建大学筹款。在顾维钧的介绍下，黄仲涵在中国总领事馆会见了他，表示赞许支持教育事业，并会将其介绍给在缅甸、泰国和爪哇的商业伙伴。胡元倓对这位世界上最富有的华人留下深刻印象：称他大约60岁的年纪、仪容端正、身材健硕、远看像是欧洲人；且举止友善、没有繁文缛节、富有同情心。

黄仲涵逝世后，其家族成员在办理丧事时，亦敦请以李浚源为首的16位华社名流在报刊共同发表“黄仲涵君出殡预告”，其中包括声名显赫的闽籍先贤薛武院、殷雪村、林秉祥、薛中华、陈延谦、丘国瓦等。这份通告说明黄仲涵灵柩于7月2日早8时由东陵住宅引发归葬于三宝垄之原，详细列出灵柩经由路线以及运送的船只。

鼓浪屿会审公堂旧址（原黄仲涵产业。摄于2024年12月22日）

作为出生成长于印尼的闽籍富豪，与同时代南来的第一代移民相比，黄仲涵与祖籍地的互动，以及在厦门的投资置产相对较少，原因虽然与其1924年猝然离世有关，亦显示海外出生的华人对于祖籍地的归属感较弱。笔者在研究鼓浪屿笔山路5号林文庆产业时，在英国国家档案馆发现一幅完成于1982年的测绘地图，详细记录林文庆宅邸及其邻居的产业状况。该地图清晰标注南侧产业为“前英国公会之地，现黄仲涵君地”，从而确定黄仲涵在鼓浪屿确有置产。根据厦门地方文史的陈述，这一产业于1930年租借给鼓浪屿会审公堂使用。新中国建国初期，该产业登记注册在建源公司名下。然而，这一产业究竟何时为黄仲涵购得？建筑是何时兴建？为何租借给会审公堂？这些产业相关的问题尚待深入研究。

厦门灌口镇李林村黄氏祠堂内景（摄于2024年12月20日）

2024年12月，笔者与叶柳心一同前往灌口李林村考察黄仲涵事迹，在当地人的带领下参访重建的黄氏祠堂，惊讶地发现神龛中摆放着洋人照片等。宗祠外高大的石碑雕刻着黄志信与黄仲涵生平，一侧矮墙上镶嵌着两块小石牌：一块记录着1994年9月22日为重建黄氏祠堂所签署的“协议书”；另一块题为“难忘的日子”，表达对于海外中间人林成喜的感激，称此人为“原印尼糖王黄仲涵女儿的儿子”。实际上，神龛中的洋人为黄仲涵三宝垄糖厂的工程师，林成喜是黄仲涵妹妹的曾孙。这些作法有意或是无意地混淆了黄仲涵家族谱系，通过立碑将不实信息加以史实化的作法令人堪忧，深感促进海内外后裔沟通的迫切性，须整合不同语言的研究成果以公布真实的家族信息。

（作者为ON-LABO创办人兼主持人、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系兼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