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家书的联想

新冠疫情笼罩下，即时通信消息漫天飞。好消息和坏消息，真相和假象，互相在争夺眼球似的。于是突然想念起互联网史前“家书抵万金”式的慢时代来。

28年前，我刚刚来新加坡，在初期的那段三个来月的光景里，与分居两地的妻子飞鸿不断，鱼雁往来。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些曾经盼望期待的书信在哪里？

留下印象的只有那第一封，也就是我在新加坡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家书》中引用的那封：“送走你以后，我骑车跑了好多书店，只买到一张大大的世界地图。拿回家翻开一看，哇，新加坡只有那么小小一个圈。去外地出差，特地买了一本袖珍世界地图册带在身边。每天一有空闲，便翻到有新加坡的那一页，看看新加坡。但图册上的她依然是一小块，根本找不到你住的地方。”

在社交媒体流行的当下，人人喜欢用手机照相记录自己的行程，而在以前的慢日子里，人们是用文字来记录他们各自的旅行经历的。就拿早期来访新加坡的旅者来说，其中就有这样一中一西两位写作者，给世人留下了他们当年的旅行记录。

1887年，从自己的曾祖时就世代居住于今天上海浦东新区界的李钟珏，前来新加坡游历两个月，回去后写下个人的观感，为世人留下了一本《新加坡风土记》。

比他早八年，英国人伊莎贝拉博德（Isabella L. Bird）来到新加坡，给我们留下她在东亚及东南亚游历的书信体游记读本《黄金半岛》（The Golden Chersonese）。她在1879年1月19日写于新加坡的信中，有这么一段描写，译文如下：

我觉得多数热带殖民地的淑女们只活在一个“回家！”的念头里。这里的生活沉闷而漫无目的，或根本谈不上生活，有的只是生存。我在新加坡的欧洲人身上见过最具活力的景象，莫过于是妇女在赶着写信。面对任何申诉和邀请，她们的回答总是：“你知道的，今天可是寄信日。”或“我正在写信。”或“在寄信之前，我没空！”急迫的心情无法挡，即便是虚弱的英国女子也尽其所能地为“家乡的友人”奋笔疾书。从这忙乱和兴奋以及赶在最后一刻冲去邮局的举动，甚至整个社区沸腾的情况来判断，人们可能以为是因为一两年才能寄信一次，殊不知这可是每星期都会出现的景象。同样的，收到来信也是一件大事……

19世纪的英国妇女，陪伴她们的丈夫前来本地担任大小职位不等的殖民地官员，自然是远离家乡倍思亲，而写信是当时人们与远方亲人保持联络的一种世代相传的方式。不像如今廉价航空时代，世界已成为一个地球村，免费的及时通讯和社交媒体更是覆盖天涯海角，写信和读信早已是正在消失的人类传统之一。

科技虽然取代了家书，但改变不了人们更想要的相聚，以及想要回家的心。尚记得冠病疫情在全球蔓延的初期，新加坡政府决定敞开国门，让身在海外的国人回家避疫。当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世上最安全的地方莫过于自己的家园。而天下最令母亲牵挂的，便是漂泊在外、云游异乡的游子。

我的一个邻居的女儿在本地大学毕业后，去伦敦修读硕士课程。课程刚修了一半，英国便沦为疫区，她逃离了英伦，返回新加坡，又通过远程上课，最后得以完成学业。与此同时，我家中已经入读大学的长子，本来入住学校宿舍，因为疫情回到家中。原来在高年级学期时可以申请海外学府交流计划，也因突发疫情而被搁浅，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重读我的“家书”，不禁想起1993年时候的新加坡，那似乎已经是一个久远的年代。我们这一代人见证了从一个时代迈入另一个新时代的速变过程，既有让人兴奋的感觉，又有令人惋惜的感慨。

人的一生就是这样一个流动的过程：在一个地方出生成长，然后离开家乡在外打拼。有人在外建立了自己的家园，有人漂泊他乡后又重返故地。也有人一生坚守出生之地，只是偶尔出外旅游，体味不同的人生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