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通华英双语的海峡华人：同安籍李金泉

李金泉（图源：《新加坡同安会馆特刊五十三周年》）

1999年9月3日，李金泉在新加坡病逝，享年83岁。9月12日，区如柏在《联合早报》发表题为“李金泉二战期间在印度策划反攻马来亚”的文章，纪念这位“报人、战士、诗人的一生”。新加坡国立大学设立的《新加坡旧体诗库》网站称李金泉为“新加坡华人新闻工作者与知名诗人”，介绍其曾担任新声诗社社长，除了写诗，亦与同安会馆合办中华诗词研习班等。然而，世人对于李金泉这类精通华英双语的海峡华人的了解极为有限。

1980年代，李金泉受新加坡国家档案馆之邀，为两个项目进行口述历史访谈。第一次是在1982年3月26日，项目名称是“日治时期的新加坡”；第二次是1987年4月2日，项目名称是“新加坡政治发展史”，这两次访谈与他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为研究新加坡华族历史留下了珍贵记录。本文通过梳理李金泉口述历史与早期报刊记录，呈现在本地出生的另一类海峡华人，他们成长于华语环境，在华校接受教育，萌生对于遥远祖国与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在接受英文教育后，成为华英双语的人才，成为英国殖民政府与华社之间的媒介，在英文社群中传播华族文化。

1940年代新加坡总督金森爵士（右）接见李金泉（图源：新加坡国家图书馆）

海峡华人的双语教育

李金泉祖籍福建同安，1916年10月28日出生于新加坡，目前对于其家族背景所知不多。1947年的一则英文报道称其父Lee Eng Chai曾是有名的船主，为他聘请专门的华文家教。

根据李金泉的自述，母亲抚养他们长大，他上有姐姐，下有弟弟李添泉，居住在直落亚逸一带。八岁就读爱同学校前，他在家中接受传统中式教育，入学后直接进入三年级。李金泉是位早慧的学生，尤其喜欢写作，习作常作为爱同学校的教学成果发表在《南洋商报》。最早的一篇短文题为“惜米”，是他在1926年12月以五年级上学生的身份所发表的，最后一篇发表的短文是1928年7月六年级下完成的，题为“大家努力前途”。爱同学校的“校闻”显示李金泉是活跃的学生代表，曾担任学校商店的监察委员，出席过第三次学级联合会会议等。

爱同学校小学毕业后，李金泉进入住家附近的英校颜永成学校，学习三年至六号位，后进入英校维多利亚桥中学（Victoria Bridge School）继续中学教育，该校于1933年迁址后改称维多利亚中学（Victoria School）。1934年12月，李金泉获得该校剑桥初级班英文类奖项，完成剑桥高级班学习后，因需要工作养家而未能到莱佛士学院深造。

李金泉对于爱同学校有着深厚感情，长期活跃于校友会，并于1935年3月回到爱同学校担任教员。在维多利亚中学求学期间，李金泉已参加成立于1933年的爱同校友会；1934年获选担任校友会第二届执行委员，1935年担任总务，1936年担任主席。因为积极参与领导爱同校友会，李金泉投身于华社主导的筹赈运动，特别是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爱同校友会通过话剧演出、乒乓球和篮球比赛等方式，为各类筹赈活动募款。

李金泉回忆起当年的抗日热情时，在华校和英校都接受过教育的他做出中肯评价：“华校的老师多数来自中国，对于祖国有着深厚感情，抗战爆发后他们的爱国热诚深刻地影响着学生；同时期英校的老师主要是异族和接受英文教育的海峡华人，他们不关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加上政府学校禁止政治活动，学生很少有抗日的想法。”

以笔从戎的工作经验

李金泉被视为本地华文老报人，其媒体生涯始于1939年左右。在爱同学校任教期间，他兼职家教，辅导的学生包括《星洲日报》总经理胡昌耀的孩子，其华英双语能力得到胡昌耀的赏识。在胡昌耀的推荐下，他进入《星洲日报》担任采访记者。1940年8月，辞职转入《南洋商报》，一年多后应邀加入英国新闻处担任新闻稿的翻译员，同时在马来亚广播电台担任福建话新闻广播员。

在本地华社如火如荼的爱国筹赈运动中，初出茅庐的李金泉以知识青年、教师与记者的身份活跃其中。除了爱同校友会，他还参加青年励志社等组织，得以结识林庆年、庄惠泉、林谋盛等闽籍青壮年侨领，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根据李金泉的自述，日本入侵新加坡前夕，林庆年等侨领计划逃离新加坡，对此他并不知情。2月11日上午，他偶然遇见穿戴整齐准备出门的林庆年，获悉有一批侨领将离开新加坡避难，林庆年让他去直落亚逸街林金泰茶庄找庄惠泉询问详情。在获得母亲的支持后，他找到庄惠泉请求一同撤离，匆匆带上简单的换洗衣物，跟随林庆年等人于12日上午乘坐舢板离开新加坡。

从新加坡到印度加尔各答一个多月的逃难旅程，使得这批难友成为莫逆之交。李金泉回忆逃难途中英军需要他们协助为“丰川号”轮船添煤，二十多位同行者中大多体弱晕船，只有六位青壮年分为三组轮流值班。他与林谋盛一组，葛弗罗上校为他们留下珍贵合影，合影中33岁的林谋盛戴着眼镜面对镜头微笑，年仅26岁的李金泉则绑着头巾，表情严肃。

1942年2月林谋盛（左）与李金泉在逃难途中合影（图源：《国际时报》）

1942年3月，一行人抵达印度加尔各答之后，他们大多数是富商，自费购买或是获赠机票前往重庆。囊空如洗的李金泉原计划辗转前往昆明，获知加尔各答中国领事馆需要人手协助登记难民，他接受了这份工作，同时为孟买英文报《突击报》撰稿，也在一些报纸投稿赚取稿费。李金泉在加尔各答驻留长达三年多，林谋盛与庄惠泉因组织“中国留印海员战时工作队”回到该城后，三人共同租了栋小楼生活，年长的庄惠泉与林谋盛对他照顾有加。

136部队成立后，林谋盛与庄惠泉分别担任马来亚华人区正、副区长；李金泉则秘密加入该组织接受军事训练，以备返回马来亚从事敌后谍报工作，但他的公开身份是英国新闻处工作人员，后来调入心理作战部。李金泉回忆136部队经历时，提及招募的队员是懂得闽、粤方言的华人知识青年，但大多不谙英语，共事的英军官兵有着种族优越感，双方常常发生摩擦与冲突，通晓华英双语与福建话的他从中协调，因此得到英军官员的重视。

李金泉与庄惠泉（右）在印度合影（图源：Tan Chong Tee, Force 136）

沟通英语群体的华人

因二战时同甘共苦、以笔从戎的经验，李金泉与136部队成员，以及一些英国军官建立了深厚的袍泽之情。1945年11月，他从锡兰（现称斯里兰卡）哥伦坡回到新加坡后，他与同袍一起将林谋盛遗骨从怡保运回新加坡安葬。此时的李金泉已是华社知名人物，其社交网络亦体现在其婚礼中。1947年6月18日，李金泉与崇福学校教员黄明淑结婚，时任国大代表林庆年为证婚人，莅临嘉宾包括李光前、陈楚楠、郑古悦、庄惠泉、英倚泉等华社名流，以及英国联络官署主任等。

回到新加坡后，136部队解散，李金泉重操旧业担任记者。他先是与胡昌耀合资办《公报》几个月后结束，又在《中兴日报》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1946年8月获选担任星洲华侨记者公会组织部正主任。

二战时期为英国新闻处工作的经验以及136部队所建立的人脉，使得李金泉成为战后新加坡军政府沟通华社的可信赖人选。1946年6月的政府档案显示，公共联络官汤逊（George G. Thomson）推荐李金泉担任该部首席助理。在汤逊担任公共联络部主任后，1947年8月李金泉获聘担任副主任，开始人生的一段高光时期。

1995年10月12日，王鼎昌总统接见在新加坡的136部队幸存者，前排左起第二为李金泉（图源：Tan Chong Tee, Force 136）

二战后，新马时局动荡不安，迫切需要安抚民心以稳定社会，公共联络部的工作在于宣导政策与沟通民意。李金泉的日常工作繁杂，包括选民登记管理、推广献血与种痘、警告市民提防疯狗、开辟图书室、设置流动图书馆、组织电影放映队等。其职责是及时将政策传达给华语社群，在英国官员或讲英语的华人进行公开演讲时，往往需要他担任华语翻译。

李金泉在报界的工作经历与网络，在其公共联络部的工作中发挥了作用，能够带领贵宾参观本地华文媒体。因其担任公共联络部副主任之职，李金泉亦成为华社闻人，加上他精通华英双语、风度翩翩的知识分子形象，以及华人基督徒的背景，经常受邀出席各类社交活动，与之交往的不仅有商界名流与政界领袖，也有文化界名人与宗教组织代表等。

在政府部门任职期间，李金泉参加了一些协会组织，包括中国学会、英籍海峡华人公会、华人基督教青年会、中兴俱乐部、平社、吾庐俱乐部等。值得一提的是林文庆博士于1949年创办的新加坡中国学会，这家机构以英语推广中华文化，会员不限于华族。1950年，李绍茂获选担任第二届主席，李金泉担任义务副秘书。他以深厚的中华文化修养与语言能力，协助该机构举办富有影响力的书画展览，将部分收入捐助给华社公益活动。

李金泉提及，他在担任公共联络部副主任时最引以为傲的是促使殖民政府批准设立马华大学，即南洋大学。他提出的观点是，如果本地无法为受华文教育的优秀青年提供高等教育，将迫使他们前往其他国家地区求学，无疑让其他势力更有机会影响这些年轻人，为海峡殖民地带来潜在威胁。这一观点得到英国殖民政府的认同，最终批准南洋大学的设立。

李金泉在公共联络部的表现得到认可，获得了政府奖学金，于1951年1月25日前往英国进修，参加由英国中央新闻局为殖民地公共联络官举办的六个月训练课程，同年9月18日返回新加坡。在将近8个月的留学期间，他受到高规格的接待，亲眼目睹英国健全的政府组织与新闻自由，也借机游历欧洲增广见闻。然而，进修之后李金泉的仕途并不顺畅，他于1953年8月从公共联络部辞职，9月起担任《南洋商报》督印。

结语

李金泉一生热爱中国传统文化，钟情于写作，特别是诗词。即便是后来离开报界从商，他从未停止写作，频繁地在报纸上刊发文章。李金泉对于华语的掌握，常常让人忽视他身为海峡华人的背景。事实上，一些在本地出生的华人有机会在华校和英校接受教育，成为精通华英双语的人才，文化知识与语言能力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技能。

李金泉的生平亦显示海峡华人因生活与教育环境的不同，生发出不同的国族认同感。他将中国视为祖国的认知来自教育，来自他者的叙述与自我想象，而他对于方言与华语的掌握，淡化其英籍海峡华人的身份，被更广大的华人社群所接纳。另一方面，他对于中华文化的了解以及英文表达能力，使其得到英语群体的认可，成为能够跨界的文化人。

（作者为ON-LABO创办人兼主持人、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系兼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