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画家印尼之旅的真相 ——谈新书《峇厘1952：通过刘抗的镜头——四位新加坡先驱画家的峇厘与爪哇之行》

自1930年代起，从中国南来新加坡知识分子中的作家群体开始重视“南洋文艺”，不愿意“沦为中国文化的支流”，转而关注居住在热带的生活。

例如艺评家玛戈（许钟祜）于1933至1936年间，曾经在报上发表过一系列有关马来亚、新加坡美术的文章，后来出版成一本题为《南洋之美》的文集，内容很明确肯定本土人文风物的美学价值。

南洋美术专科学校的校长林学大于1938年创校时认为新加坡独特的地理、人文条件，有利于创造和发扬富有南洋特色的美术，并沟通东西文化。

身为南洋美专创校校长，林学大的美术教育理念将美术活动设定于东南亚观点的语境中，造就出一批作品独具特色的南洋美术家。

新加坡四位先驱画家：左起刘抗、陈宗瑞、钟泗滨、陈文希1952年6月8日印尼之旅启程前摄于加冷机场（版权属刘抗家人）

从这个历史背景的视角，我们更能体会葛月赞（Gretchen Liu）新近以英文出版的《峇厘1952：通过刘抗的镜头——四位新加坡先驱画家的峇厘与爪哇之行》（Bali 1952: The Bali and Java Journey of Four Singaporean Artists through the Lens of Liu Kang）在美术发展上的意义和重要性。为配合新书出版，国家图书馆也特别策划了相关展览《尘封的故事：四画家1952年峇厘寻艺之行》，展览开放至今年8月2日。

葛月赞曾任职于《海峡时报》，出版过多部有关新加坡传统文化书籍。她这本新出炉的大部头著作，详尽记录了四位中国出生的新加坡画家刘抗（1911-2004）、陈文希（1906-1991）、钟泗滨（1917-1983）与陈宗瑞（1910-1985）当年具里程碑意义的印尼之旅，必定成为众人津津乐道的出版物。

葛女士为已故先驱画家刘抗的媳妇。2016年，她在刘抗Jalan Sedap家中清理遗物时，偶然发现一个鞋盒，盒盖上写着“相片峇厘”四个大字，盒内整齐排列着以中英文标注的信封，信封内装有6cmx6cm的底片。四年后疫情期间，她进一步整理这些旧物，仔细一看，惊讶地发现底片竟多达一千张。

她从这批已尘封将近70年的底片当中精选了数百张冲洗出来，成为这本书的主要部分，也构成相关展览的图片内容。这些照片经过细致编纂，再配合画家们的素描、画作、藏书、书信、日记等原始资料，汇聚成一部前所未有、详尽而鲜活的历史记录。值得一提的是，葛女士还努力从其他画家的家属那里获得相关资料，得以比较与参照。

这部新书叙述了一段引人入胜的故事：四位南洋画家为了找寻新的灵感，从新加坡远赴印度尼西亚，游历了爪哇岛上的雅加达、万隆、茂物、马朗、日惹、梭罗与泗水以及有世外桃源美称的峇厘岛。故事叙述也澄清了长久以来的一个误解，人们含糊地称他们的旅程为“峇厘之旅”，给人印象似乎他们只去了一个地方，实则远不至于此。

全书将近300页，内容分量厚重、图文并茂。这本画册不仅展示了刘抗以艺术家的独特审美眼光捕捉的摄影作品，更融合了葛月赞女士生动的文笔、严谨的考据与精细的注释，并适当地加入画家相关的素描与画作，构成一个内容丰富、形式多元的完美组合，是美术馆专业人士与一般艺术爱好者的必备参考书。

刘抗等人在雅加达逗留了一个星期。雅加达Jalan Hayam Huruk河畔妇女正做沐浴、盥洗等活动， Hayam Huruk河畔妇女正做沐浴、盥洗等活动，对岸是Jalan Gajah Mada路（版权属刘抗家人） 对岸是Jalan Gajah Mada路（版权属刘抗家人）

摄于雅加达博物馆，左起：刘抗、陈宗瑞、钟泗滨、罗铭、陈文希与雅加达友人杨永奎（版权属刘抗家人）

从书中我们获知，四位画家的行程始于1952年6月8日加冷机场。搭乘飞机前往雅加达。在雅加达逗留一周后，于6月15日乘车前往万隆，并在那里住了四天。照原定计划是先环游爪哇，再从泗水飞往峇厘岛，停留两个星期。然而由于当时日期接近开斋节，爪哇地区活动受限，他们只好临时调整行程，将原订的爪哇之旅延后，改为先行前往峇厘岛——这一待，就是整整一个月。

他们一行人从万隆乘火车，走了13个小时的路程直达泗水，抵达后发现飞往峇厘的机票已售罄，并且也无船可乘，只剩下乘汽车的选择。可是由于佳节在即，车票价格飞涨，远超合理的限度。幸好，他们结识了由陈文希的亲戚介绍的泗水商人李泽恭。多亏这位爱好艺术、古道热肠的李先生慷慨相助，邀请他们在附近Tretes的山庄别墅度假，然后派自己的车子和司机送他们前往班由万宜 （Banyuwangi）。

他们从位于爪哇岛东端的班由万宜乘小船，横渡三公里宽且时有汹涌波涛的峇厘海峡，经历了两个半小时胆战心惊的航程，抵达峇厘岛西岸的吉利马奴克（Gilimanuk）。

对那些习惯从新加坡乘直飞航班三个小时之内就抵达峇厘的人来说，当时这四人团队选择那多番转折的奔波旅途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就是这样的行程才能让他们游览更多的地方，获得更丰富的体验。

从这本书里的照片与叙述看来，他们对这一次的爪哇峇厘之行肯定觉得非常值得，并且可说是收获满满的，尤其是看他们翌年那场备受瞩目的展览，确是成绩斐然。

新书的出版为这一美术史上重要的篇章提供了极宝贵的资料与新观点，它同时也让我们联想到与刘抗同游的以及旅途中所遇见的艺术家们，是否也曾留下值得参考的材料，为这段难忘的旅程增添一样精彩的叙述。

1952年6月25日，刘抗从班由万宜乘船前往峇厘的前夕，他远眺彼岸，感触良深：十多年来梦想的世外桃源如今就在眼前。他在日记中如此记录下心情，可见他对峇厘是多么殷切的期盼与向往。

五人团队抵达峇厘后第一个早晨，摄于Singaraja, Buleleng皇宫左起：陈文希、罗铭、钟泗滨、刘抗、陈宗瑞（版权属刘抗家人）

就在这之前的十多年期间，刘抗与亦师亦友的艺术大师刘海粟（1896-1994）之间时有书信来往。刘海粟曾是刘抗在上海时的老师，后来两人在法国巴黎深造时成为知交，情谊持续终身。刘海粟于1940年曾在爪哇各大城市包括峇厘岛访问，并举行抗日筹赈展览。同年年底来到新加坡，并带来了在印尼完成的作品，翌年在新马继续筹赈活动。

以他们俩传奇性的友谊关系，刘海粟来新时刚完成在印度尼西亚数月的艺术之旅，亲历姿彩丰富的美学体验，必有深刻的感受，对向往峇厘岛的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刘抗来说不可能不激发一定的灵感与触动。但是，在他们之间的信札里或者这本新书所引述的资料里，似乎都不见任何提及刘海粟曾对刘抗述说爪哇峇厘活动的记录。

葛女士因几张在峇厘拍摄的照片当中出现了中国留法画家周碧初（1903-1995）而感困惑，尤其令她费解的是刘抗与陈宗瑞两人的文字当中都未曾提及这位从1949年起旅居印尼的中国油画先驱画家。她甚至认为刘抗等人认识定居于峇厘的比利时画家Le Mayeur与荷兰画家RudolfBonnet，很可能是通过周碧初介绍的。周氏于1959年回返中国之前在雅加达举行一项个展，之后也曾来新加坡展出。

新加坡画家访荷兰画家Rudolf Bonnet私宅，左起：陈文希、刘抗、钟泗滨、罗铭、周碧初、陈宗瑞、Bonnet、峇厘商人薛煜淇

其实，正当写书评之际，一位中国友人传来两则刚寻获的剪报，正好化解了葛女士的谜团。《星洲日报》1953年5月14日报道了中华美术研究会联合南洋美术专科学校在植物园设茶会，欢迎张荔英与周碧初访新的消息。会上刘抗发言表示热情欢迎两位远道而来的画家，并希望他们“长期居留在新加坡加入我们的阵线工作，以增强我们的力量”。另外，陈宗瑞印尼归来翌年在《星洲日报》（8.5.1953）发表了一篇短文以记周碧初在新的画展，文中回忆在峇厘偶遇周碧初时喜出望外的心情，更何况陈于20年前离开上海时期盼会见周碧初并欣赏他的作品，但却缘悭一面；如此相见犹如他乡遇故知，感到格外兴奋。从陈宗瑞此文看来，四位新加坡画家会见两位欧籍画家，未必如葛女士所猜测是由周碧初引荐。

此外，中国画家罗铭（1912-1998）是刘抗在上海时的同学，自1940年代起就在东南亚各地写生。他与刘抗等人在雅加达偶然相遇，马上决定跟随大伙儿同游。后来罗铭回到中国，画坛对他在东南亚的写生活动与创作阶段，尤其关注。1989年罗铭来新加坡举行个展时，媒体报道并没点出他当年曾参与“峇厘之旅”，与四位先驱画家曾把臂同游的往事。《联合早报》的报道却聚焦于罗铭与美术评论家玛戈庄在展览会上重逢的消息。

如今，就因为罗铭频频出现在这本新书的照片与文字中，我们才发现他原来是与这四位南洋画家一起同游的第五位成员，占有相当大的意义与重要地位。这本新书提供了一则我们大家以前所不知道的信息：峇厘之旅的画家不仅有四位，而是有五位。

从书中照片看出，罗铭跟其他人一样——除陈文希以外——也携带了相机，以他全程的参与，理应也拍摄了不少照片，做过一些记录，对于1952年印尼之行料必有值得参考的资料可以提供。令人不解的是，他虽然曾对东南亚有浓厚的兴趣，也曾在区域活动过相当长久的时间，但根据可查考的记录，在他下半生的岁月里，似乎从未在所发表的文字中追忆过自己曾参与那场富有时代意义的旅程。

这本书所引发诸如此类耐人寻味的问题，值得美术史研究者深入探讨，或许早年像刘海粟、周碧初、罗铭这样的中国美术家在东南亚的经验，正可为我们研究南洋美术提供有趣的对比与参照，也可能带来新的启示与发现。

迄今为止，对于南洋美术史上1952年这段印尼之旅的相关记录，这本书可算是最为周详齐全，也拥有最珍贵、最可靠的原始资料，其中大部分的原文是用中文书写的。倘若有人愿意将全书翻译成中文出版，对仅阅读中文的研究者及读者来说，肯定是一大喜讯。

（作者曾任《海峡时报》双语版主编、好藏之兼吴冠中美术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