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与胡愈之的报缘

陈嘉庚除了商人、慈善家、教育家、侨领的身份外，与中国南来作家往来密切，其中与胡愈之的关系最好。胡愈之是中国著名的出版家，1940年底奉命南来新加坡，开展华侨统一战线工作，并负责编辑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新加坡沦陷时陈嘉庚在印度尼西亚度过了艰苦的流亡生活，日本侵略军投降后，又回到新加坡，与胡愈之重新创办《南侨日报》，为联合华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陈嘉庚

胡愈之

结缘《南洋商报》

《南洋商报》创刊号

1938年10月，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等地45个华侨社团联合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嘉庚担任总会主席。1939年，由陈嘉庚主办的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记者张楚琨去中国后，多次采访周恩来。张楚琨在南洋是陈嘉庚的得力助手，之前就已经认识周恩来，而周恩来也很重视陈嘉庚。周恩来和张楚琨谈话时，曾仔细询问南洋的情况，对南洋的局势、陈嘉庚领导的南洋总会和一些爱国人士及本地的新闻宣传都有深入了解。

1940年3至4月，陈嘉庚组织慰劳团由新加坡启程，经仰光飞重庆。共产党高级将领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来到嘉陵招待所访晤陈嘉庚，双方就当时的国民党与共产党摩擦之事畅谈许久。不久，中共南方局在红岩办事处举行茶会欢迎陈嘉庚等人，叶剑英、林伯渠、博古、邓颖超等百余人参加，陈嘉庚在会上着重阐明国共两党要团结抗战。5月底，陈嘉庚到延安参观，还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他根据实地访问参观的体会，盛赞中国共产党的廉洁，并表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7月21日，周恩来在重庆嘉陵招待所会见陈嘉庚，进行了深入交谈，同样相谈甚欢。

之后，为加强南洋华侨的统战工作，周恩来派遣胡愈之来到南洋。胡愈之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负责编务多年，是著名的《东方杂志》主编之一，也曾编过《生活周刊》和《世界知识》，是主要撰稿人。他的政论散文，深入浅出，条分缕析，思想性与逻辑性很强，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他与郭沫若等人合编出版《救国日报》，并参与编纂出版《鲁迅全集》的工作。后因抗战形势的变化，于1940年6至7月间，离开桂林前往香港，赴香港国际新闻社工作。10月，胡愈之的领导廖承志找到他说：“南洋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这次去中国慰劳并视察，亲自去了延安。通过实地观察，陈先生加深了对我党的了解，他的思想有很大变化。他在新加坡办了一份《南洋商报》，向周恩来提出，要我们推荐一个人帮他办报。周恩来答应了并与我联系，我想你去还比较合适，就推荐了你。”廖承志又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了可以加强对南洋侨胞的抗日宣传教育，扩大党在侨胞中的影响，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这样胡愈之接受了任务。

南洋商报发源地—新加坡罗敏申路

胡愈之于当年11月离开香港前往新加坡，虽然《南洋商报》历史悠久，但当时由胡文虎创办、郁达夫任编辑的《星洲日报》发展势头正猛。此外华侨内部帮派也很多，内耗严重，团结抗日的工作并不好做。胡愈之颇费了一些周折才登陆新加坡，而此时陈嘉庚并未回到新加坡。12月2日《南洋商报》登载了聘胡愈之任该报编辑主任的消息，1941年1月1日，胡愈之正式接任《南洋商报》编辑。

胡愈之在南洋以无党派人士的面目出现，办报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开辟海外宣传阵地，使《南洋商报》成为团结华侨、一致抗日救亡、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有利工具。当时的《南洋商报》处于激烈的竞争中，面临如何扩大影响，打开销路，以赢得更多读者。

《南洋商报》支持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和他所领导的南侨总会、拥护抗战救国，在撰写社论和选编稿件方面也始终以抗日救国运动为中心，突出强调民族团结、南洋华侨团结以及南洋华侨在抗战救国中的作用，配合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工作。胡愈之早前曾在香港国际新闻社工作，因此与国新社关系密切，也与香港和中国大陆文化界的同志保持密切联系，及时把中国抗战的最新消息和重大事件予以准确报道。比如皖南事变发生，他不仅立即如实报道事件，还连续发表社论，评论这一事件，引起了爱国侨胞的强烈愤慨。

为了在南洋侨胞中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胡愈之除办报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他通过在《南洋商报》任编辑的张楚琨的介绍，结识了南洋文化界不少朋友。此时的胡愈之一直牢记着周恩来的特别指示：对于陈嘉庚这样一个为华侨所拥护的爱国华侨领袖，我们应该尽力协助他，爱护他，只要陈嘉庚了解国内抗战真相，他的正义感和爱国心，一定会使他明辨是非，全力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0年除夕，陈嘉庚回到新加坡，看到胡愈之已经就职《南洋商报》，报社也在有条不紊地运转着，非常高兴。在编辑张楚琨（也是陈嘉庚的私人助手）的引荐下，两人终于得以见面，并很快熟悉起来。曾有人误判胡愈之是陈嘉庚的政治顾问，事实上两人只是惺惺相惜，灵魂朋友。胡愈之每周去怡和轩与陈嘉庚谈天，并常与张楚琨上门拜访陈嘉庚，主要是报告新闻，交流国际国内形势及动向。陈嘉庚讲一口福建话，而胡愈之一口上虞腔，都听不懂彼此，全靠张楚琨当翻译。胡愈之曾公开表示对陈嘉庚的为人、襟怀，尤其是爱国主义精神由衷钦佩。并表示都愿为抗日救国竭尽全力，尽管言语不通，却心有灵犀，再加上一位优秀的“翻译官”，每次见面都十分投机，相谈甚欢。

携手《南侨日报》

《南侨日报》

这种促膝谈心，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星岛沦陷前夕才中断。陈嘉庚了解到新加坡英总督摇摆不定，同时重庆国民党政府来电要求安全撤退总领事馆人员及官方代表，却无只字提及抗日侨领及其工作人员的安全问题。英殖民当局甚至不许陈嘉庚离开新加坡。陈嘉庚当机立断，召集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工作人员谈话：“新加坡总督准备当俘虏，我们可不能！”并通知大家务必设法迅速撤离，以免遭日寇残酷报复。陈嘉庚于1942年2月2日凌晨，与刘玉水等乘小火轮秘密转移去巴东。后又辗转到爪哇，改名李文雪，剃去留了多年的胡子，在玛琅蛰匿至日本投降，才重返新加坡。

而胡愈之时任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副团长，又是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执行委员兼宣传主任。等陈嘉庚安全离开后，他也紧急召开会议，并于2月3日携夫人沈兹九、郁达夫、王纪元、王任叔、高云览、张楚琨、汪丁舍、邵宗汉等二十几人，撤离了兵临城下的新加坡。他们隐姓埋名，改头换面，在苏门答腊的原始丛林里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流亡生活。直到1945年10月左右，才和沈兹九以及同时撤离的朋友，陆续回到了战后的新加坡。而彼时鼎鼎有名的作家郁达夫却在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人杀害，长眠于苏门答腊岛，终年不到50岁！

回到新加坡，胡愈之立刻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办报中，在战后精神食粮匮乏时，他为了中国的和平民主、南洋各民族争取独立解放、提高华侨地位，想尽快开辟舆论阵地，开设一个为民呐喊的窗口。于是他接受了上海书局老板石叔旸的邀请，帮忙开了上海书局新加坡分店，楼下门市部卖书，楼上做编辑部，成立新南洋出版社，编辑出版《风下》周刊，胡愈之任主编，笔名风下。还以此为基础创办青年自学辅导社，帮助广大失学又渴望学习的青年自学成才，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文化、新闻、教育战线的栋梁之才。

彼时的中国大陆，内战大规模打响，国民党政府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组织，胡愈之等人筹备成立了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部，驻新加坡办事处设在《风下》编辑部楼上，编辑出版《民主周刊》。此外还有邵宗汉在苏门答腊主持的《民主报》、王纪元等在东爪哇吧城出版《生活报》等等，这些进步报与《风下》一样，篇幅不大、影响有限。为团结广大华侨，促进中国早日实现和平民主、自由解放，也为了协助彼时已经回到新加坡的陈嘉庚与南侨总会的发展，胡愈之等人决定开辟规模更大的舆论阵地，并决定拥有对自己有利的宣传喉舌。

此前的《南洋商报》由于股权变化，昭南阴魂不散，已经不能为他们所用。于是胡愈之与陈嘉庚商量办一份大报，陈先生欣然赞同，并与其亲友慷慨解囊，再加上张楚琨和高云览的倾囊相助，各帮爱国侨领和民主派侨胞纷纷入股，很快就募集到了必要资金，由胡愈之出面组织了出色的编辑班底，大家齐心协力，仅用了两个月时间，赶在1946年11月21日，将《南侨日报》创刊号送到读者手中。董事主席陈嘉庚、总理张楚琨、督印李铁民、社长胡愈之总管编辑事务。《南侨日报》的发刊词这样写道：以前南侨是抗日长城，现在长城是和平先驱，民主堡垒。

《南侨日报》共八版，主要栏目有：中外电讯、本坡要闻、马来亚新闻、祖国要闻、南洋要闻、经济商情、读者园地。副刊有《南风》和《小世界》。《南侨日报》创办伊始受到了广大侨胞的信任和欢迎。尤其是陈嘉庚在《南侨日报》发表的一系列专论和演讲词，如《论美国救蒋必败》《从历史经验证明蒋政府必倒》《蒋介石表示不要做总统》《蒋介石的“最大错误”》《中国内战何日告终》《国共绝无和平可言》《明是非，辨真伪》等，集中体现了和平、民主的思想，为广大侨胞钦佩和拥护。值得一提的是，陈嘉庚的文章和演讲词都是自己动笔，允许总编胡愈之润色，但不能随便删改或增添。他的文章都要亲笔签名，以示负责，表现了他不屈的战斗精神。

为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南侨日报》针对前马来亚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1948年2月发表马来亚战役报告书，抹煞当地华人的功绩，发表社论，提出批评。陈嘉庚向英国陆军提出备忘录，要求修改并道歉，全马侨团和侨领一直支持陈嘉庚的正义行动。直至1950年9月20日，《南侨日报》由于发表了一系列与当局利益不符的言论，最终被英国殖民者彻底封闭。《南侨日报》仅仅生存了3年多，但是它对于团结广大华侨群众，特别是在团结各帮派，在坚持民主、反对独裁的斗争起到了巨大的舆论作用。而胡愈之因为两份报纸与陈嘉庚结缘近10年，两人热忱创办侨报的精神、严谨的撰文态度、共同的价值观，一直为读者津津乐道……

（作者为中国语言文学博士、新加坡社科大学兼职讲师。历史图片来自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