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与烧肉

烧肉

老一辈的人，表达感情，靠的不是语言，更不是文字。他们往往凭借食物来倾注心中的温暖和关怀。

爷爷的心头大爱是烧肉。他对饮食不挑剔，独独对于烧肉，要求很高。皮，一定要脆。脆卜卜的皮，又分两种：一种是厚实的脆，一口咬下去，“喀喇”一声，带点沉重感，展现了硬朗的风骨，有着饱满的嚼劲；另一种是轻薄的脆，像琉璃，一咬便分崩离析，“咔滋咔滋”地金碎玉裂。爷爷喜欢的是后者。至于肉呢，一定要肥瘦掺半的。如果太肥的话，他会说：“我在吞油吗？”太瘦呢，他又会说：“咦，我这不是在吃木柴吗？”

能够完完全全地符合爷爷要求的，唯有开设在牛车水的那一个烧腊摊子。

那是一间不起眼的咖啡店，摊子设在咖啡店一隅，摊主就在咖啡店后面的空地上制做烧腊。一排排声势壮阔的五花腩肉，就平平地摊放在砧板上。他用松肉针一下一下地在猪皮表面均匀地戳洞，为了确保烧烤后的表皮酥脆，孔洞越密越好。这可是一项非常累人的活儿啊！我看摊主那两条黝黑的胳臂粗粗壮壮的、贲张的肌肉坚坚实实的，嘿嘿，把这样的力道注入烧肉里，难怪能做出他人难及的水平了！

偶尔，父亲偕同爷爷去牛车水，爷爷就站在摊主旁边看他处理五花腩肉，看得再久，也不觉厌腻。摊主戳好孔洞后，便下腌料，涂上盐、糖、五香粉、胡椒粉、海鲜酱、腐乳和料酒，蓬蓬勃勃的香气立马镶嵌到每一寸空间里。腌了一阵子后，就把五花肉用铁钩挂着，小心翼翼地放入传统的烘炉里去烤。

爷爷不喜欢在咖啡店里用餐。远在五六十年代，烟民很多，粘在烟民们肺里的烟垢，化成了一堆堆浓浓厚厚的痰，随着长长的一声“咯——”，一口黄绿色的痰便夹杂着不知名的病菌从口中飞射而出，像是一支邋里邋遢而又剧毒无比的飞镖。咖啡店的经营者为了防止食客随地吐痰，通常都会在桌子底下放个痰盂，让那一口口浓痰有个妥善的“安身之处”。有时，烟客功力不足，飞痰落空，跌在地上，成了地上一个恶心的“浓疮”，烟客以鞋底在地上磨一磨，浓痰便不动声色地与石灰地板合为一体了。性喜干净的爷爷，不喜欢那种烟雾缭绕的污浊环境、不喜欢此起彼伏的吐痰声、更不喜欢痰盂里肆无忌惮地飘散出来的异味，这个“有声有色有味”的环境，让他觉得超级反胃，来过几次之后，便坚拒不来了。他始终拒绝不了的，是烧肉的诱惑，所以，父亲常常把烧肉买回家去让爷爷享用。父亲买烧肉时，刻意嘱咐摊贩不要斩，那一大排烧肉，大约有一公斤重吧，阔得像一片暗香氤氲的海洋。

每回看到烧肉，爷爷总高兴得咧着嘴笑；他有一口洁白的牙齿，牙质极好，他嫌一般摊贩把烧肉斩得太小块了，小里小气的，咬起来全没劲头，所以，总吩咐爸爸把捎回来的烧肉在砧板上斩成大块大块的，豪气干云。浮想联翩的我，不免偷偷地想，爷爷的前世，或许是个“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所向披靡的“马上英雄”吧！这种无厘头而又毫无意义的想象，常常将童年时代那个性格封闭的我逗得很乐。

丰腴的烧肉在盘子里堆得老高老高的，黑啤酒在晶亮的玻璃杯里起起灭灭地冒着顽皮的泡沫。这时的爷爷，整个人都满满地充塞着一种熠熠发亮的快乐，而掩抑不住的笑意也从他皱纹麇集的眼角倾泻下来；当笑意“滴滴答答”地落在烧肉上时，烧肉当然变得更加的可口了。

这时，我们几个馋嘴的孩子就化成了陀螺，在爷爷跟前转来转去。嘿嘿，司马昭之心，爷爷岂会不洞察，于是，烧肉便一块块地喂进了我们的嘴里，哎哟哟，那真是油淋淋的幸福呀！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和爷爷两代的关系才显出该有的亲昵。

尽管我们和爷爷长年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然而，我们祖孙的关系，却淡如开水，原因在于语言的隔阂。爷爷只会说台山话（又称新宁话），对我们而言，那是一种全然陌生的语言。不讳言，每当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那一串又一串的话，和窗外的雨声并没有什么差别——声音高时，像滂沱大雨；声音小时，像霏霏细雨。试想想，雨在和你说话，你能明白吗？就算你想要回应，也无从应起啊！渐渐地，爷爷面对我们时，就成了一块干旱大地，再无雨声；就算有，也变成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滴，是说给他自己听的。

爷爷谭瑞安，于1877年出生于广东省台山的大岭厚村。当时，土地贫瘠而地势低洼的大岭厚村，天灾频仍，水灾连年，村庄里流传着几句“笑里含泪”的谚语：

“蜘蛛撒尿，水浸白水桥。”

（蜘蛛只要撒一泡小小的尿，便能将村庄里的白水桥淹没了。）

“天旱三年，母猪戴耳环。”

（老天只要连续三年不降雨，农民便可以为母猪打副金耳环来戴，借以庆祝大丰收了。）

虽然是笑谑的语言，却像是一面真实的镜子，把当时大岭厚村的生活实况反映了出来。

爷爷在这种艰苦的环境里饱受饥馑之苦，人瘦得像是由几根细细的铁丝拧成的，走起路来像猫，无声无息。

穷则变，变则通。在1902年，年届25岁的他，决定飘洋过海，到南洋来寻求生路。他先到马来亚锡矿产量丰富的怡保当矿工，起早摸黑地做，做做做、做做做，收入却仅仅只够果腹，他心里自然是不满意、不惬意的。后来，逮着机会，辗转地来到了新加坡，改行当建筑工人。他那种不要命似的蛮干精神，引起了雇主的注意，也赢得了赏识，几年后，被擢升为建筑督工，总算把亮光引进了原本暗黑的生活隧道里。在日常生活里，他节俭得像个苦行僧，把积攒的每一分钱都寄回去大岭厚村，让奶奶把古老破陋的祖屋修建得焕然一新。又过了几年，生活大致安定下来了，他决定把奶奶接来南洋。他俩原先没有打算在新加坡落叶生根，一心只想赚够了钱便回返海南岛，可是，后来，生活渐趋稳定，他和奶奶在此地繁衍后代，陆陆续续增添了11个孩子（如果把两个夭折的计算在内，就是13个了）。一大家子熟悉而且喜欢上这块土地的脉络与呼吸，爷爷奶奶渐渐安定下来，把这儿当成了永远的居留地。

尽管如此，爷爷并没有一时半刻忘记留在大岭厚村的亲戚，然而，自家孩子多，食指浩繁，当然也未能有余款汇回家乡接济亲人。注重乡情的爷爷想出了一个变通的办法，每隔一段时间，他便会上菜市找相熟的猪肉摊，买回大块大块价格低廉的肥肉。纯白的肥肉，孤芳自赏地冒着油腻的香气。爷爷就把这一团团肥肉塞进方形的铁皮桶里，塞塞塞、塞塞塞，死命地塞，塞得连半寸空隙也没有；然后，密密地封好，通过海邮，千山万水地寄回故乡去。其实，爷爷心里一直想要寄的，应该是烧肉吧，一大排一大排扎扎实实的、香气扑鼻的烧肉，可这却是个“水中月、镜中花”的愿望啊！于是，一桶一桶的肥肉，便成了他寄托乡情的东西。

对于大岭厚村那一户户捉襟见肘的亲属来说，这一桶看似微不足道的肥肉，价值堪比金条。把肥肉切碎了，放入烧红了的铁锅里，不旋踵，便会变魔术似地化为一大锅金灿灿的猪油，嗳，那不折不扣就是融化了的金子啊！在那不闻肉味的贫瘠村庄里，这样的一大锅猪油，不知道引来了多少垂涎欲滴的目光！乡亲把猪油小心翼翼地倒入陶钵里，储存起来。用膳时，舀一大匙猪油，和酱油一块儿拌进白米饭里，哎哟，那个香，连不问世事的头发也会翩跹起舞哪！

把肥肉寄回故乡的日子持续了好多、好多年，爷爷年岁渐大时，便把这任务交托给父亲，那时，家中的经济已稍稍微改善了，父亲除了以海邮寄去肥肉之外，也寄饼干、面粉、罐头，还有旧衣裳等等。等境况更好了，便寄些“奢侈品”，如手表、钢笔、大棉被、电饭锅、脚踏车等等。两地的亲情，便在食品和物品的传递当中，源远流长地联系着，像一条永不断裂的钢索……

奶奶60余岁便因病而撒手尘寰，爷爷成了鳏夫，少了说话的伴，和媳妇及孙辈又语言不通，明显地寂寞。他蓄了长长的白胡子，常常坐在靠窗的摇椅上，看着窗外，空荡荡的目光穿越了厚厚的云絮，飘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偶尔风来，他长及于胸的白髯便随着他缥缈的乡思，飞了起来、飞了起来，飞到了一个名字唤作“大岭厚村”的地方……

爷爷的儿女们事亲至孝，在生活上把他妥妥帖帖地照顾得顺心惬意，他在90岁的耄耋之龄，无病无痛地安然而逝。大家都说，如此善终，着实是前世修来的好福气啊！

他故去时，大伯和手足一起开设的建筑公司生意红火，丧事自然办得风光。棺柩停放5天，吊丧的人潮络绎不绝。

远在六七十年代，一般人都选择土葬。法师慎重地选好下葬的时辰。然而，那天，在最关键的盖棺时刻，众人却发现父亲“离奇失踪”了，屋前屋后、屋内屋外，遍寻不获。选好的殡葬时辰误不得啊，正当大家像捅翻了一窝马蜂似地乱成一团时，父亲火急火燎地从外头赶回来了，满头满脸都是汗。他胖胖的手中，晃荡晃荡地拎着一大排皮色金灿灿的烧肉，用草绳系着。啊，那么、那么大的一排烧肉，应该有两三公斤重吧？在众目睽睽中，父亲好像遵循某种庄重的仪式般，敛首低眉地把烧肉恭恭敬敬放在爷爷的遗照前。原来、原来呵，父亲是想透过这一大排烧肉，最后一次向他亲爱的爸爸表达心中深沉的爱意。

读懂了爸爸心意的这一刹那间，我的眼泪，汹涌奔流如泄洪……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