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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凡离乡背井远赴异国他乡谋生者,在生活与工作上首先遇到的巨大障碍应属当地的语言。要学习对方语言、沟通思想,语言类字典无疑是必要的工具,是架起彼此沟通的重要桥梁。就英国殖民者初到本地时而言,往往是通过西方传教士编辑的英马字典学习马来语,与本地人进行交流的。例如去年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举办的《跃然纸上》特展展品之一——西方传教士和本地文豪阿都拉合编的英马字典就是其中之一。下南洋到马来群岛的华人也是如此,《华夷通语》便是典型之例。透过该词典,可以读到华人一百多年前来到南洋的消息。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举办的《跃然纸上》特展展品

最早的华马词典

华人通过词典学习马来语可以追溯至600多年以前,最早使用的马华词典应该是《满剌加国译语》,据推测初版刊印于15世纪初。中国古代称“马六甲”为“满剌加”,这部词典也可以说是马六甲语的词汇录,原始版已失传。据相关学者杨贵谊研究,该词典于明朝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重修,录有482条翻译词,并且不含任何外来语。推断其初版为1405年左右,理由之一是:葡萄牙在1511年入侵马六甲之后才对当地马来语产生影响,而《满剌加国译语》的词汇中没有西方或葡萄牙的舶来外语借词,这足以说明它是葡萄牙入侵马六甲前的产物;二是该词典的词汇也同样出现在记录郑和访问马六甲的史籍《咸宾录》中,其用处极可能是郑和一行出访马六甲时所备的马来语工具书。

中国明代政府曾设立“四夷馆”培养翻译人才,专门为外交使节团收集和编纂海外各国语言资料,《满剌加国译语》便是其成果之一。该词典采用的编辑方法是用汉字和所谓官话来标注马来语发音。例如,将“白天”标音为“哈利西洋”(Hari Siang)、“月”标为“补兰”(Bulan)、“星”标为“兵因当”(Bintang)、“冷”标为“定因”(Dingin)等。这种标注方法,只要会认读汉字说官话的人都能读出来。《满剌加国译语》可称得上是华马双语词典的雏形,是第一本没有马来文字的华马词典。

鸦片战争后,来本地谋生的华人急增,他们来自不同籍贯与方言社群,且大多数来自福建、广东和海南等南方地区,基本不谙马来语,也不通北京官话。于是,针对各方言社群灵活编辑的词典应运而生,从19世纪起已知的有:采用广东方言拼读的《马黎话》;用福建方言拼读的《通夷新语》和《华夷通语》;用海南方言拼读的《杂字册》和《琼南音谙摩赖由话义》。这些用中国南方方言所编的词典,据认为都是在新加坡印刷。它们最有趣的特点,或者说共同点是,包括注释和注音在内,均用汉字书写,因此有人把这类词典形容为“没有马来文字的马来语词典”。在注音手法上,它们显然都是步《满剌加国译语》后尘。

林衡南与《华夷通语》

《华夷通语》目录局部

《华夷通语》最初以《通夷新语》为名,于1877年出版,其善本现珍藏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当时华族称马来同胞为“夷”或“巫来由”,故“华夷”在此指华族和马来族。编著者名林衡南,是本地印刷出版商“故友轩”的主人,祖籍广东晋江。他痛感初到本地的华人因不通马来语而产生种种不便,于是收集了一些常用词语,用漳州和泉州等方言注音,提供给初抵新加坡的亲友使用,以便他们更易融入本地社会。友人获悉后,觉得此举对华人帮助甚大,便鼓励其出版成书。林衡南便将编写的资料整理后在1877年冠以《通夷新语》付梓。词典问世后深受欢迎,正如作者在改名再版的序文里所写的那样,“踵门欲购者日有其人”。受此鼓舞,林衡南准备进一步完善其内容重版,于是延请本地“精于方言,通于音韵”的李清辉反复校正,使其“音义贯通”,在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冠名《华夷通语》再版。

《华夷通语》约250页,所录马来语常用词语和句子近3000条,词语被分为天文、地理、数目、身体、疾病、药材、瓜菜、昆虫、鱼虾、国宝、埠头、船政等25类。上述类别以外的则按字数,即单字、二字、三字、四字和长句另行编类。各词条都是一对一注音,即一个词语或句子对应一组用闽南方言标注的读音。为了使读音尽量接近马来语发音,有些读音还加注了诸如平声、上声、去声、入声等声调;有些读音则利用闽南方言各地语音的细微差异来标注,以圆圈表示白话音,以三角和顿号分别表示泉州、漳州的读音。

各词条注音之例

方言下标注的各种符号之例

《华夷通语》的地位与特色

《通夷新语》改名为《华夷通语》再版时,清朝驻新加坡领事官左秉隆十分重视,在当年的重阳节特地为其作序。序文说,自南洋通商以来,我华人不断来此,“但初履异域者每因言语不通遂致经营难遂,林君衡南有见于此,爰取巫来由语注以漳、泉、潮音,辑成一书。曰《华夷通语》,使我华人熟习而强记之。自可与彼族交谈,畅所欲言,洵快事也!”左领事不仅给予高度评价,并且希望华人得此书而“言语相通,经营日遂”。从以上情况来看,该词典已经充分获得了社会的认可与欢迎。林衡南本人在词典的自序中也说“虽非属韩碑,但洛阳纸贵”,提醒购买者须认定 “故友轩”版本。

左秉隆画像(图源:《南洋杂志》)

左秉隆为《华夷通语》所作序文

该词典能够“洛阳纸贵”,除了其稀缺性(当时本地缺乏这种为华族编辑的词典)外,还在于以下特色:一是检索的便捷性。如前所述,词典的条目按照事物种类分为25类,十分便于使用者迅速查找。二是内容的实用性。所收词条均与日常生活、商贸活动密切相关,并且丰富细腻,富有针对性。例如,与价格有关的词有:赊(吁重=Utang)、公道价(雅力迓吧突=Harga Patut)、起价(乃逸雅力迓=Naik Harga)、现银(钫厨哖=Uang Tunai)、估价(搭西雅力迓=Taksir Harga)等。这些都是做买卖的基础用语,自然为不通马来语者做买卖提供了方便。三是所收词条十分接“地气”,即编者自己在再版序言中所说的“文不雅驯,字多俗俚”。编纂的目的本来就是方便华族与普通马来人交际,市井语言自然最合适。四是编者编造了一些汉语式的马来语。这些马来语虽不符合马来词法等,但符合华人的言语思维定势。如:死价(马低雅力迓=Mati Harga)、几点钟(勿捞吧染=Berapa Jam)、今日去(移哖夏厘不宜=Ini Hari Pergi)、本月(依尔武兰= Ini Bulan)、是日(依尔夏利=Ini Hari)。马来语的正常语序分别是,Harga Mati(价死)、Jam Berapa(钟几点)、Hari Ini Pergi(日今去)、Bulan Ini(月本)、Hari Ini(日是),显然与汉语语序不同。这样做可能是为了便于使用者尽快掌握相关词语。语言是用来交际的,达到了目的就行。马来人听到此种汉语式马来语后可能觉得古怪,但一定明白其意,也不会产生歧义。

百多年前留下的这一“古董”,让我们领略到了先人的生存智慧。《华夷通语》作为词典今虽已失去实际用途,但作为文献史料价值甚高。例如,从语言学的角度而言,可以利用其研究福建方言的古语、音位系统、音节结构,以及闽南话和马来语的相借词关系;从本地历史的角度而言,在其中可以找到一些地名、路名或建筑名的旧称等。总之,作为本地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这部没有马来文的华马词典,见证了早期华族在本地开拓发展的历史。

与价格有关的词汇之例

参考文献:

[1]李如龙《〈华夷通语〉研究》,《方言》,第二期1998.

[2]林国平、邱季端主编,《福建移民史》方志出版社,2005.

[3]马重奇《海上丝绸之路与汉语闽南方言在东南亚一带的传播——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闽南方言音系个案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一期2019.

[4]许云樵《满剌加国译语注》,《南洋学报》第二卷、第一辑,1941.

[5]杨贵谊《华马文化交流六百年》,《国际汉学》,第一期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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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本刊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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