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澜与我

蔡澜与我

文图·唐金华

有朋友对我说：蔡澜在他的作品中提到唐金华；在他的录影中也提到唐金华。

为什么呢？

1958年，我第一次有缘遇到蔡澜。那是在加东月眠路的中正中学，他是插班生，我们都觉得似曾相识。我感觉他有点失落，上前和他搭讪，便交上了朋友。弹指之间，一转眼就是几十年，直到现在各分南北，他定居香港，我落籍新加坡。

当时的他身材高瘦，好像一条竹竿。他的发型很特别，留得很长，向后梳，前面还有一个很高的咖喱波，那是当时年轻人最流行的发型。他左手还戴着手链，串着一个好莱坞男明星肖像的牌子，这种服饰和中正中学的传统有点儿格格不入。严格地说，根据中正中学的校规是不允许的，只是庄竹林校长有教无类，宽宏大量，没有严厉执行校规罢了。

不久，我才发现那好莱坞男明星是50年代最红的青年偶像占士甸(James Dean)。占士甸扮演反叛角色入木三分，演技非常精湛；他愤世嫉俗，放荡不羁，主要的影片包括《流氓学生》和《巨人》等。除了占士甸，另外一个他崇拜的偶像是摇摆舞歌手猫王披士礼。其实直到现在，他的血液里还流着反叛的因子。当时他喜欢阅读英文的卡通杂志，如泰山、蝙蝠侠和迪士尼等漫画，所以口齿伶俐，喜欢讲笑话，又有幽默感，很讨人喜欢，不久他便交上了很多新朋友。尤其是和一位同时来插班的女生，谈得很投机，时常相约一起去看电影，还把很多占士甸的纪念品送给她。为了多和她相处，他还一大早要他的父亲从后港6条石送他到加东的中正学校。不过，不知什么原因，这位女生好像心事重重，不久就转校了。

英文能力强的“流学生”

当时他的姓名不是蔡澜，而是蔡璐。他曾对我说，他的父母在姐弟四人出生后取名字时，都是取单名的：姐姐名蔡亮、哥哥名蔡丹、弟弟名蔡萱。第三代也是取单名的，如蔡芸、蔡华等。

蔡澜的英文能力很强，英文老师黄恩赐对他另眼相看，除了他喜爱阅读英文卡通杂志外，当时还在下午到后港4条石的安息日中学修读英文。所以他书写英文和说英语都很流畅自信，我也很努力学英文，费尽功夫，虽然在1965年自修考到剑桥高级文凭，但自始至终都自叹不如他的阅历和造诣。

第二年因按照年龄分班，他是适龄生，被分配到第一班，即高二A班，座落在总校8间课室的第一间，超龄的同学则被分配到图书馆后面的双层新教室。我是战前出生的，是大大的超龄生，当然也被分配到图书馆后的新教室，倒数第三班。在最后的一班最高年龄的同学已接近30岁！

次年蔡璐被安排在高二A班上课时，适龄班的老师也是比较出色的。华文是张瘦石老师，张老师的书法别具一格，后来他到南洋大学执教；科学是方至老师；英文是印籍克力南老师等。他在班上要好的同学包括高个子的洪德利和许定南，黄懿封；女同学包括连澜思，林玉梅，方带娣等。除此他也认识当时同届的四大校花，如谢翠桃、蒋英桃和张子妍。因为他善于辞令，人缘又好，相识满天下，连高年级的学姐也认识。如中正女篮高手号称“左轮”的莫壮明，低年级的苏进文、徐纪德和黄秀琛，可说神通广大。邵氏公司的职员路易斯对我说他是天生的少女杀手。不过，他太分心，不能全神贯注求学，加上时常早退去看电影，他的学业成绩表现则不甚理想，尤其是数学和理科经常满江红，所以读过很多间中学。他也说自己是“流学生”。

与蔡家相识

次年开学后不久的一个星期五，蔡璐突然到我班上来见我，邀请我到他家吃饭，说要介绍他的家人给我认识。我迟疑片刻，答应他和他班上的许定南、洪德利、方带娣以及杨成吉等七八位同学一同前往他的洋楼。他当时是住在后港六条石罗兰路47号的豪华独立式双层别墅，占地至少二万方尺。住宅内种有红毛丹、番石榴、林檎、木瓜和椰子等多种热带水果，雇有园丁照顾，绿意盎然，十分宜居。

我们到达后，先参观他的别墅。楼下有一间宽阔的客厅，大小餐厅各一个，一间卧房，两间客房。还有厨房、工人房、浴室；楼上前面是宽大的主人房，后面有两间卧房。他们一家6口：蔡伯伯和伯母、蔡亮、蔡萱和蔡璐都住在楼上，只有蔡丹住在楼下的卧房。他的房内还有书架，密密麻麻地收集了很多书本，包括小说、漫画和电影杂志。参观完毕，大家一起享用由蔡澜奶妈准备的美味佳肴，有潮州式蒸鱼、猪脚醋、白斩鸡、蔬菜等，再加上几碟潮州小菜。

大约下午3点多，蔡璐的妈妈洪芳娉校长回来了，她当时是乌桥亚福律南安小学的校长，穿着一袭浅蓝色的旗袍，有乌黑的头发，戴着一副镶着金边的眼镜，脸上挂着微笑，很有气质。南安学校由南安善堂创办，有6间课室，上下午共有12班。洪校长有两个老朋友也在校内教华文，其一是中正中学事务主任林祺源的太太杨素心老师；其二是画家沈鲁的太太陈良琬老师。不久，蔡璐的父亲蔡文玄先生驾着一辆喜尔门轿车回到家门，手中拿着公事包和一些报章杂志。他也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浓浓的头发，笔直西装，文质彬彬，有儒者风范。我当时还有眼不识泰山，原来他是鼎鼎大名的潮州才子柳北岸。

傍晚时分，洪校长单独和我交谈。她亲切地问起我的家庭背景，我也坦白地回应。她知晓我家的经济状况后，便真挚地邀请我搬到她家居住，同时要求我帮她一个忙。我当时认为这是一个互利双赢的条件，不是寄人篱下，或是无功受禄的事，便与她定了一个君子协定。蔡伯伯和伯母都是思想非常非常开通的家长，尊重子女的选择和志愿，从不打骂他们，让他们自由发展。蔡亮和蔡丹都非常自律、自爱和勤奋向上。他们俩半工半读，早上在南洋大学求学，下午则分别在南洋附小和端蒙小学执教，奋斗四年毕业，克勤克劳，精神可嘉。蔡亮后来担任南洋女中校长，蔡丹则成为邵氏公司的经理。蔡萱从小跟着妈妈到南安小学就读书，喜欢看《世界儿童》和《欢乐儿童》，华文基础很好，是个乖仔。只有蔡璐生性蛊惑，有愤世嫉俗的趋向，但心地善良，乐于助人。

融入新的大家庭

搬到蔡家是1959年的事。我当时并没有完全搬到他们的家，因为我不知道是否能胜任我的“工作”，只是把小部分的细软拿到他们的家，还保留在中正中学附近爱文路1号宿舍的床位，方便放学后有歇脚的所在，同时我随时可以住宿一两晚，和室友交流或准备我的作业。因为住在后港6条石离加东中正中学路途相当远，每天早晚骑脚车相当费时费力，拼了老命，也要半个小时以上。雨天更加麻烦，下午天气又热，所以通常在靠近傍晚时分回去罗兰路别墅，一起和他们全家共进晚餐。蔡澜在新加坡醉花林发布他的第一本家族新书时，也曾声称我是他们家庭中的一份子。

我是住在别墅厨房后的客房，最偏僻又靠近邻居的所在，每天早上邻近的公鸡啼后不久，我便起身洗刷，不吃早餐。我出门时只有奶妈在煮水，准备他们的早餐，其他的人还在梦乡。

蔡伯父别名蔡石门，在兄弟中排行第五，其他的兄弟大部分住在柔佛州的小笨珍。我记得大伯身体不适时住在新加坡养病。他和我同房，各睡一张帆布床。我每晚都不能好好入眠，因为他的鼾声如雷，从不间断，使我上课时也常常打盹，不能全神贯注。后来在后港国华戏院担任经理的蔡伯伯的侄儿也挤在同一间房内，还好他没有发出鼾声。

我从小就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因为年幼时我是胶童。每天傍晚5点多吃晚饭，8点前睡觉，清早4点多起身，5点左右出门，6点多到行头(胶园)，中午时分收工回家。在蔡澜的家，情况大有不同：7点左右吃晚餐，8点一起做功课。亮姐教导读小学的蔡萱，主要的是英文、科学和数学；我和蔡澜则一同温习数学和理科等。他的华文和英文都很棒，所以主要是温习数学，但他对数学理科都不感兴趣，也有排斥的现象，所以时常借故避开温习，因此数理通常是满江红，这也是他年底升级的致命伤。通常在晚上10点左右我便会收拾书包，准备睡觉。蔡家大小还忙得很呢！通常搞到半夜才就寝。

住在蔡家有很多好处，但也有一些无奈。如潮州话听不懂，尤其是蔡璐的奶妈是普宁人，口音有差异，他们的家庭用语主要是潮州方言，我得从零开始学习，幸好他们和我交谈时用华语。家里丽的呼声从早开到晚。蔡璐喜欢听由伯纳索罗沙评述的英语每周歌曲龙虎榜；蔡丹则喜欢听亚伦路易司现场广播的赛马报告。

最疼蔡璐的是他的奶妈。每次出门或回来，奶妈都会问长问短，尤其是出门时，还会问他有没有带钱，够不够用，有时还掏钱出来给他方便。如果和我一起出门，她就比较放心。奶妈除了煮饭做菜，泡茶泡咖啡，洗涤全家大小的衣服，还要打扫楼上楼下，一天忙到晚，把别墅打理得井井有条。到了60年代中期，她年老退休，带了积蓄还乡，以便和老乡共享晚年。但是，人算不如天算，由于世故不深，又轻信老乡的甜言蜜语，有求必应，不到一年她所带回桑梓的积蓄，都被老乡骗得一干二净。最后靠新加坡的亲友帮忙，重回新加坡，在自度庵度过晚年。虽然我知道这件事，但蔡家不许张扬，尤其不可以让蔡璐知道，以免他伤心。

蔡伯伯的“朋友圈”

蔡伯伯交友广阔，人脉很好，时常有客人来访，有时谈到半夜。开始时，我不大注意来访的客人，后来聆听他们的言谈，多是当时文化界和媒体的名人，偶尔我也参与他们的交流。有庄雪芳、张莱莱姐妹、路丁、舒云、郑梦周(笔名姚紫)、玛戈、黄民权视学、苗秀和报馆的副刊编辑等。蔡伯伯当时是邵氏公司的华文部经理。邵氏公司座落在罗敏申路，和当时的《南洋商报》及《星洲日报》鼎足三立，很多报人都和他很熟络，如刘天凤、鲁白野、杨守墨、仝道章、曾心影和前邵氏职员曾希邦、杜红。他时常在杏影主编的《文风》发表诗作，也曾住过金声路的大世界，当时在大世界的歌台的演员、歌手和舞蹈员等和他都十分熟络，时常在工余成为他的座上客。每当香港邵氏影片公司的演员和明星来新加坡拍片、登台或旅游时，都会有人登门拜访蔡伯伯，其中包括何莉莉、陈厚、张冲、石英、金菲、杨帆、洪波、李香君、邢慧、岳华夫妇等。我很庆幸，在他们的家庭中生活这些年认识了不少文艺界和影艺界的朋友，丰富了我的视野，获益匪浅。记得有一次洪波来吃饭，因为他演的反角入木三分，令人敬佩，我拿了纪念册要求他签名，他问了我的名字，不假思索，写道：“闻汝之名，即兴食欲。”果然真有急智！

蔡伯伯和伯母平时的爱好是在晚饭后打麻将，消磨时间，活动脑筋。固定的雀友一高一矮，都是做生意的商人。每星期至少开战三晚，一直玩到半夜。亮姐和蔡丹的同学通常在周末倾巢而来，有的打麻将，有的玩荷兰牌，他们多是南大的同学。亮姐是我的典范，从未看到她参与赌博，只是从旁提供茶水和点心，热心招待他们。因为他们经常出现，所以我都知道他们的名字和职业，有时我也作壁上观，无形中也学会出牌的道理和规则。蔡丹是家中最喜爱赌博的高手，买股票、赌马、打麻将和玩多多样样精通，又喜欢享用美食和喝几杯。不过他是乐天派，为人豪爽，不计较得失。

令人感到有趣的是：蔡伯伯因为过度玩麻将，休息又不足，所以下班后驾车在回家途中，时常打瞌睡。尤其经过后港四条石的基督教坟场时，想到葬在那儿的知己，更难集中精神驾车，多次险象环生，于是和雀友商量暂时“西线无战事”，把专用的麻将用多层油纸包扎起来，吩咐园丁把它埋在花园里。一个寂静的星期好不容易度过，家里安静多了。他们只呆呆地坐在客厅里，有时谈天，有时阅读，这样过了约三个星期，他们感到无聊极了，又吩咐园丁把埋在花园下的麻将挖出来，重新开战。直到60年代中期搬到加东公园的洋楼，换了新的雀友，还经常打麻将，尤其是伯母，一打麻将和喝点儿白兰地，马上精神百倍。玩麻将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直到现在，第二代的蔡家还是以打麻将联络友情，训练脑力，乐在其中。

痴迷电影 兴趣广泛

至于蔡璐，他在周末也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主要的是看电影、开派对、上舞厅、跳茶舞、约女朋友或到处游荡等。有一段时间还到国泰附近的明日画室，向刘抗画师拜师学画，所以对他来说，周末的时间是不够用的。

先说跳舞。他在周末有时会约几个朋友，到惹兰勿刹新世界的爱阿米歌舞厅，买票和获邀的女士们学习当时流行的舞蹈，如查查舞、狐步舞、华尔兹舞、探戈舞和摇滚舞，学得很起劲，很用心。我很老土，思想也很保守，对跳舞不感兴趣，又笨手笨脚，只在舞厅里坐冷凳。有时在星期天，他会约朋友到国泰戏院楼下的餐厅和女朋友跳茶舞，或在星期六晚上到加东公园对面嘉宾旅店的天台跳舞。我是陪客，很少开口说话，他们的娱乐我也心照不宣，彼此都有默契，偶尔也和他的朋友聊上几句。

再说看电影，他每次会邀请我参与作陪客。我们看电影是免费的，而且是坐在楼上的特别位，因为蔡伯伯是邵氏的经理。他持有贵宾卡，也持有国泰机构赠送的贵宾卡，所以在这两机构的院线上演的电影都可以免费观看。也因为这个方便，他是疯狂的电影迷，我时常不能全程奉陪。他有时在星期六和星期天看五六部影片，从早场(morning show)看到半夜场(mid-night show)，把国泰和邵氏戏院一周内上演的优秀电影尽量看完。他从一间戏院赶到另一间戏院：奥迪安、首都、国泰、柏屏、国宾和丽都戏院等。为了赶场他不吃午餐和晚餐，只喝水和吃零食充饥。因时间有限，我有选择性地最多看三部。我会选择著名演员或导演的影片，尤其是紧张大师希治阁的作品，长城和凤凰等公司的优秀影片，英国和欧洲的影片，其他的由他自己去追看。其实，他在观看影片前已做好功课：先阅读各种电影杂志，如美国的多种电影月刊，《电影杂志》(Motion Pictures)、英国的《电影与电影制作》(Film and Filming)和 《电影年鉴》(Film Review)等，同时他自己也有记录看过的影片，编制导演的作品目录等。有时在星期五晚上，邵氏公司有招待广播电台职员和报界记者预看试片，这我不会错过，可以先睹为快。当时常出席试片的观众有吴家璧夫妇、蔡芙蓉、萧芝昌、符和霖、曾非敏、赵文华等。因为电影看多了，我开始写观后感，第一次寄到《南洋商报》就发表在影艺版，稿酬是4元，这给我很大的鼓励。后来商报的编辑罗柏(笔名)来拜访蔡伯伯，他得知蔡璐和我喜欢看电影，鼓励我们多投稿，于是我们便成商报影艺版的影评人。蔡璐常用的笔名是蔡澜和连澜思等，尤其在曾希邦负责编影艺版时，写得更频繁，所以后来不称他为蔡璐，习惯叫他蔡澜了。曾希邦是《南洋商报》的高级翻译员，常用“韩铮”写影评，分析独到，文笔生动，言之有物，蔡澜和我对他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成为我们学习的典范。他与希邦无所不谈，成为约50年的知己。

我偶尔也会和他们一起去看半夜场。每次去看，我都有心理准备，因为看完半夜场之后，没有霸王车行走了，要回到后港6条石大有问题。正常时间在 士巴沙路有180马西迪霸王车川行到后港6条石，可坐5个人，车费每人约5毛，非常方便。半夜场大约在晚上11点多开始放映，大约凌晨1点多完场，然后三四个人一起步行到大坡二马路附近的同济医院，在街边的小贩摊吃夜宵。再从单边街走到丝丝街，然后向小坡走去。有时候坐在康乐亭聊天，或靠或躺在公园的木椅上，海风阵阵迎面吹来，凉意袭人，坚持到天亮才回家睡觉。有时跑得更远，由小坡取道尼浩大道，经过独立桥，蒙巴登路和福特路，直到加东公园，跑得腿酸脚痛，口渴肚夭，大家坐在凉亭内或木凳上聊天。这里的海风猛烈，使人冷得毛发悚然，直挨到天亮，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

年少轻狂 风流倜傥

有时在周末，他的中正学弟徐纪德、苏进文、黄秀琛等会开派对或庆生会。徐纪德和他青梅竹马的女友云姐在后港3条石信立住宅区，租了一间双层排屋，经常邀请同学和朋友在他家开派对。有一个名叫玛丽的熟女也被邀出席，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认识她的，只知道她是麦波申路北京露天戏院的售票员，浓妆妖艳，粗话连篇，口不遮拦，常常引人哄堂大笑。他们又吃又跳舞，嘻嘻哈哈玩到半夜，然后在那儿过夜。这是50或60年代年青人的流荡过程，不足为奇。

蔡澜的女朋友很多，而且喜欢比较年长的，受中英文教育的都有。他为了要追求当地一个著名歌星的妹妹，特地驾了一辆乌龟车(福士伟根)到南洋大学和她会面；他到吉隆坡游玩时，住在嫂嫂弟弟开的旅店，认识了一个吉隆坡的女孩，他也不辞劳苦地多次乘搭火车到吉隆坡和她会面。不过这两件事都没有好结局，个中原因不大清楚。蔡澜去日本深造后，歌星的妹妹曾约我出来喝茶聊天，同时请我在国宾戏院观看电影，当时她在经济发展局任职，主要是想从我口中打听他的近况。蔡澜也曾介绍几个女朋友给我认识。当时我以学业为重，又没有经济能力，只见一两次面，所以都没有成功。记得有一次在晚上，他叫我到亚力山大路的一个车站见一个姓黄的女孩，她是艺术剧场的新演员，皮肤有点黝黑，很有气质。我在那儿傻傻地等了几小时，她始终没有出现，最后扫兴地回去。后来我发现中了他的调虎离山计，被他耍了，原来他早已约了她去青天戏院看电影，不要我做电灯泡，开了我一个啼笑皆非的大玩笑！

跟他交往多年，我发现他比较喜欢成熟和年长的女人，他说她们懂得风情，比较有女人味。他的好友曾希邦最了解他的所好，知道他曾和哪些女人要好，尤其他在日本期间的艳遇。有一次，蔡伯伯搬到加东教师别墅隔壁的洋楼时，整理旧物，发现一个小旅行袋，打开一看，立刻叫我从教师别墅跑过去。他说那是蔡澜的私人秘密，他不要知道，不要公开，也不要抛弃它，要我见证，原封不动地恢复原状，放回贮藏室。其实，旅行袋只装满了他和所交女朋友的各种信物，仅此而已，不过蔡伯伯很尊重个人的隐私，所以慎重处理罢了。

至于游荡，时有意料不到的经历。有一次，他的朋友，安息日中学的超龄生李先生，带我们到新世界附近的花街，夜间参观弓蕉脚。他是暗牌，配有短枪，对三教九流活动的地方了如指掌，讲话是掺杂方言和英语，声音有点沙哑，可能吃喝过度。他是领头羊，他跑到那里，我们一伙也跟到那里。当时的弓蕉脚灯光暗淡，马路凹凸不平，到处乱丢垃圾，巷里人来人往，多是低收入的凡夫走卒。我们向灯光微弱的屋内房间探目张望，四处有异味，像爽身份和尿的味道；然后再走到罗维街，走上二楼，通过小孔偷看楼下房间的情况。最后走到绿色巴士车头附近的柔佛街，这里的情况和前者大同小异。柔佛街、弓蕉脚和罗维路是低档的花街，鲜有年青的神女，消费3元至5元。当时新加坡比较高档的花街是牛车水的恭赐街，马来亚名妓“阿都拉37”入住牛车水时，门庭若市，名噪一时。有时我们会到大坡的马真街，潮州巴刹和柴船头等所在，吃潮州粥或蒸鱼，然后在靠近河畔的树下，用一角钱买一支香，聆听老人讲故事。因为他用潮语，我感觉似懂非懂，好像是“告亲夫”的故事。我最难忘的是参观牛车水的沙莪街，有很多殡仪馆，五脚基阴暗，店里外趟着病重的老人，摆着棺木，隐约传来阵阵的呻吟声，令人不寒而栗。

赴日留学 各分南北

修完高三后不久，本人因经济拮据，无法继续深造，应征到小学执教，再搬回加东，和文冬的老同学住在一起。蔡澜和学弟苏进文不久后一起前往日本深造。他在动身前往日本前，要求我常和他的父母联系，抽空多陪他们，我以感恩的心情答应了。尤其蔡家在60年代中期搬到加东公园附近的美雅路后，我们也搬到教师别墅，我和蔡家刚巧是邻居，窗口对着蔡家，几乎每天都到蔡家喝茶聊天；有时打麻将三缺一，我也勉强加入，凑成一桌。因为是新手，结果缴了不少学费。更凑巧的是，曾希邦新婚后，也搬到教师别墅居住。

蔡澜和进文到了日本后，先在日本国际协友会攻读日文一年，掌握基本日语后，次年才正式进入大学深造。蔡澜进入东京大学就读，主修电影制作；进文则修读电视修理课程。

次年，他们和新加坡到日本深造的“同乡”相遇，他乡遇故知，格外兴奋，又臭味相投，成为留日的新加坡6虎将。他们是：刘奇骏(专修水产)，白贵池(修读航海系)，李秀忠(专攻美术)和黄秀琛(选读语文)。他们在日本互相照顾，经常保持联络。后来新加坡前往日本修读经济的谢宜铮，也加入他们一伙。有趣的是，他们在日本假期中时常一起租车同游。日本的交通规则和新加坡的有所不同。日本是国际法，即右上左下，正好和新加坡英制的交通规则相反，所以经常险象环生，几次差点儿酿成车祸。有一回因为危险驾车被交警逮着，他们急中生计，言定不讲日语，只用潮语交谈，交警一问三不知，再用手语，比手划脚，还是无法沟通，最后交警只好放行，他们都握手称庆，化险为夷。

深情厚谊 绨袍之义 　

蔡澜在日本深造时，我们经常有书信往来，不过我们谈的都是家常话，如蔡伯伯的生活情况，包括周末的摄影郊游会等。后港的雀友不来加东了，所以蔡伯伯有时间写诗。有时拿了长竹枝扫把，打扫门前的草地和马路。退休后，夫妇曾到欧洲旅游，回来后写了《十二城之旅》诗集；他听了一位乡村老教师的悲惨遭遇有感，写了《无色的虹》等。蔡伯伯每次写了新的诗作，都会给我先睹为快。他在加东公园晨运结交了不少新朋友，其中包括银行家柯进来、铜乐队指挥黄汉民和其他邻近的居民，有时晨运后还到蔡家品茶，其乐融融，日子过得十分惬意。后来黄汉民成为蔡家的谊子。此外，我也请教蔡澜不少有关日本电影事业的概况，如日本名导演市川 、黑泽明和性格演员三船朗等资讯，以方便写影评。他在深造时，年纪轻轻兼任香港邵氏公司的日本代表，可说是半工半读。他负责选购日本的影片，如青年偶像小林旭，盲侠胜新太郎和青春玉女吉永小百合等明星的佳作。职是之故，他的日语一级棒，连大阪黑社会的用语他都洞悉。他挑选的日语片子，以华语配音后在新马邵氏院线上演，很卖座。小林旭和吉永小百合曾成为年轻人的偶像。

我不清楚他在日本东京大学读了多少年，也不知道是否毕业，他也很少回来新加坡探望父母。如果回来，也是来去匆匆，好像滚水烫脚。有一次，他和进文回来省亲，要我带他们到柔佛的金马士探望老朋友徐纪德夫妇。抵达后，他们得知纪德太太云姐在分娩女儿时，发生意外，下半身瘫痪，只能爬行，样子挺可怜，十分同情她的不幸遭遇。幸好云姐生性乐观，大家见面时还是有说有笑，回味当年在新加坡共度的欢乐时光。

放长假时，他们的好友也经常一起回新加坡度假。最令我难忘的一件事，就是在某一个晚上到樟宜浅海上的奎笼游玩。他们把渔网捞起时，刘奇骏一马当先，把活生生的鱼往嘴里送，大快朵颐，蔡澜和苏进文也动起手来，有样学样，我站在一旁，十分惊讶，不忍目睹。刘奇骏手里拿着一条鱼递过来，硬要我开口咬来吃。他们都看着我，只好硬着头皮把活生生的鱼咬了几口，满嘴都是鱼血，非常恶心，虽然感觉有点儿鲜美，但就是吞不下去，又怕当面出丑，笑我是胆小鬼，后来，快快地喝了一口白兰地，勉强地把它吞下肚。刘奇俊的父亲是新加坡有名的鲜鱼批发商，同时他读的是水产系，所以知道哪些鲜鱼可以生吃，哪些不可生吃。他们也把苏东拿来生吃，还笑说味道奇美无比，不吃终身遗憾。

过了几年，刘奇俊、苏进文、白贵池和李秀忠都回来了。刘奇骏在三井株式会社任职，白贵池在家族生意做事，苏进文开电视修理店，李秀忠则到新山高就。后来蔡伯伯告诉我，蔡澜被邵氏公司六老板邵逸夫聘请，担任高职。几年后，他加入邹文怀的制片公司，先后监制成龙多部影片。有时我路过香港小住，也约他出来叙旧，那时他和台湾女导演结为夫妇，过着甜蜜的家庭生活。最近30多年，他弃影投入美食界，闯出一片蓝天，成为美食专家，经常带团东奔西跑，尝尽世界各地美食。蔡夫人则成为虔诚的佛教信徒。

我们相识60多年，他和新加坡人蔡和平、曾渊沧和蔡摩根一样，定居香港，各有特出的表现。蔡和平是著名的导播，曾渊沧是出名教授和评论家，摩根蔡是造诣很高的插图师。蔡澜由电影科成为监制，转跑道成为美食家，现有百万计网络粉丝。他在邵氏任职时，曾带外景队来新加坡拍片，我们曾有近距离的接触。

现在回想起许多往事，共同度过宝贵的时光还历历在目，但潮起潮落，月圆月缺，目前各分南北。蔡家给予我的一切，是缘份，也是美丽难忘的记忆，我由衷地感恩。

(作者为本地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