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城“洋服业”的黄金岁月
文图· 陈伟玉
图：广合源街的洋服店 (来源：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衣食、住、行是人的基本需求，其中以“衣”为首，而且衣服具有御寒蔽体的作用，可见衣服对人类有多重要。中国素来有“衣冠王国”之称，各个朝代都有其代表性的服饰，尤其是汉唐元清朝的服装服饰都盛极一时。当时的服装制作，除京城官办工场略有规模外，其余都属女红针凿、家庭副业、走街串巷、店铺作坊等形式。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五口通商，西风东渐，使得中国服装业起了很大的变化。
在西洋人的带动，富商、财阀、买办阶级的跟风仿效下，一种追求时尚的潮流在民间悄然兴起，他们纷纷穿起洋服，尤其是沿海城市如广州、上海和厦门等地。随即中国出现西服店，如张尚义和有松父子与同族兄弟张有福在上海开设“福昌西服店”、江良通的“和昌西服店”、李来义的“李顺昌西服店”、王睿谟与其子才运的“王荣泰西服店”。［1］王睿谟于20世纪初为徐锡麟制作中国第一套西装，而王才运则为孙中山制作第一套中山装，并成为红帮裁缝创始人。［2］可见，洋服业在中国蔚然成风，后来洋服业也传至新加坡。
广府人成为新加坡洋服业的先驱
洋服源自西方的服装体系，广义上泛指男女西装，在新加坡是指男性西装。洋服业，又称裁缝业，属于手工业。洋服业何时传入新加坡无据可考，但据查新加坡最早成立的洋服商会为新加坡轩辕洋服商会(成立于1880年)。广府人最早在新加坡经营洋服业，战前开洋服店的以广府人居多。广府人的洋服店早期主要分布在牛车水(Chinatown)、乌节路(Orchard Road)和加东(Katong)。牛车水位于新加坡河南岸，华人俗称大坡。牛车水有一条街称为洋服店街，位于广合源街，今称宝塔街(Pagoda St.)。
图：黄潮聪的艺先洋服店
50年代是牛车水洋服业的黄金时代。由于当时售卖的衣服较少，所以人们都到洋服店量身订做衣服。据黄潮聪所述，当时洋服业的生意非常好，订单很多。顾客到洋服店最少做一套衣服(一件衬衫和一条裤子)，有的则做两三套衣服。［3］每逢佳节更是洋服业的旺季。1950年代至1970年代，广合源街洋服店共有23家。而战前已创立的，分别有成昌、兴昌、广兴祥、公安、荣兴和美昌等。成昌洋服创立于1918年，由陈伯雄创办，他于战后又开了4家分店，即是德昌、安昌、和昌与顺昌［4］，交由兄弟与亲戚打理。
乌节路的洋服店早期多数做游客的生意，主要分布在远东商业中心(Far East Plaza)和幸运商业中心(Lucky Plaza)。乌节路的洋服业者，华裔与印裔各占一半，但印裔开设门市较多，同一个地点开设两三家分店。Master Tailors是典型的例子。Dave Kan 于1986年在远东商业中心开设第一家洋服店，2001年又在远东商业中心开设分店。［5］印裔业者本身不擅缝纫，但他们口才好，接了订单后，外包给马来西亚华裔缝纫。［6］目前，加东购物中心(Katong Shopping Centre)有两家著名的洋服店。黄潮聪的艺先洋服于1990年代搬到加东购物中心营业，除了设有裁缝工作室以外，也靠外包辅助生产。1948年，他南来新加坡谋生，随后在牛车水的真光洋服当了两年学徒。［7］1952年以前他参加华人洋服工会(今称新加坡洋服协会)。1952年创业后，转而加入新加坡轩辕洋服商会。其在洋服业的资历深厚，因而成为洋服业的老行尊。［8］
另外一家是文明洋服(Masksmen)，由刘建伟创办，起初从事洋服销售，后来学习裁剪法，经营洋服店的生意。他指出：由于现代资讯发达，顾客都懂得很多，也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业者需要与时并进，这样才能跟得上时代潮流的步伐。他曾参加世界洋服同业联盟大会和亚洲洋服同业联盟大会，出席者有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他借由此平台以吸收经验及观摩同行裁缝技艺，获益匪浅。［9］刘建伟进一步强调：“现今裁剪衣服必须加入人体工学的元素，这样穿起来的衣服更舒适、合身，也更好看。”［10］
从事洋服业的客家人居多
战后客家人从事洋服业的人数剧增，且居首位，60年代以后上海、海南、福建和福州人也进军洋服业，但为数不多。根据刘叔宽《星洲邑人工商业概述》一文所述，战前客家人的洋服店共有19家，而1945至1960年，增至88家。［11］客家人的洋服店分布在军港、芽笼(Geylang)和后港一带。军港洋服店共有20余家，位于忠邦路，分别有义发、冠兴、和新、纱士佳和益胜等。芽笼区洋服店，广东人和客家人各占一半。芽笼区著名洋服店为邹敏中和谭群英夫妇开设的。太平洋战争期间，他们在丹戎巴葛(Tanjong Pagar)创办新星洋服，战后迁至芽笼区开设新生洋服。芽笼区35巷至40巷有20家洋服店，而且很多是面对面，宛如宝塔街洋服店的情况。［12］芽笼区洋服店的顾客以马来族占多数。马来族多数做马来套装(Baju Kurung)，印度族则是做沙丽衣(Sari)。马来族舍得花钱做衣服，而且他们对制作衣服款式没有什么要求，也不会讨价还价。
图：业者向顾客解说制作洋服的价格
战前最早的客家洋服店，即东方洋服，由卜世昌创办，位于水仙门。［13］战后客家人组织新加坡洋服商会。新加坡洋服商会于1958年成立，该商会的翘楚，分别有徐奕鸿、赖来福和戴淑庆。徐奕鸿是嘉应人，15岁南来新加坡，在洋服店当学徒，后来在实利己路(Selegie Road)开设义隆洋服。其缝纫的洋服称身合体，深受顾客的喜爱。长子荣华继承其衣钵，毕业于伦敦裁缝学院。［14］后期徐奕鸿与赖来福合伙创办义义洋服。赖来福早年在樟宜路(Changi Road)创办嘉新洋服。其裁剪的衣服，深受官兵欢迎。戴淑庆在芽笼区开设洋服店，名为庆兴洋服。他待人以诚，制衣重视工精廉价，舒适美观，因此华、巫、印族人士都乐于交易。
培训专业裁缝师
自80年代成衣品牌兴起后，新加坡洋服业的生意开始下滑，裁缝师面临转行的抉择，因此出现空窗期，使得至今裁缝师仍面临青黄不接的窘境。另外，租金成本不断上涨，使得洋服业的营收入不敷出。为了开源节流，只好缩小店面，减少员工，最后导致洋服店只剩下老板一人身兼多职。他们为了改变营运模式，有的业者接了订单以后，便把缝纫工作外包给别人做。
黄就利自中学毕业以后，开始学习裁缝，后来创业，目前在邵氏大厦经营The Prestigious洋服店。他认为外包并非解决裁缝师的长远之计。于是其从教育着手，培养新一代的裁缝师，以传承这门手艺。 2010年他决定到拉萨尔艺术学院(LASSALLE College of the Arts)担任兼职教师，教授男服课程，2012年转为全职教师。其课程深受学生欢迎，但只招收15个名额，以具有潜质和热忱的学生为主。他对学生的训练有一套培训计划，除了三年的课程以外，还加上两年的实习经验的指导，包括市场行销、时装设计以及选购布料等知识。他挑选少数具有潜力的学生到其公司受训，以便他们了解洋服业的营运方式。希望他们继承这个行业的精神，同时成为专业裁缝师。［15］
(作者为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
注释：
［1］ 王曾敬，〈中国服装业的回顾与前瞻〉，《中国纺织》，1998年12月，页4。
［2］ 王利娅、闵悦，〈王才运对我国近代服装业发展贡献研究〉，《兰台世界》，2014年34期，页76-77。
［3］ 口述历史中心-黄潮聪：002414/9。
［4］ 许永顺，《记得，大坡牛车水》（新加坡：许永顺工作厅，2002），页98-101；王振春，〈洋服店街〉，《我家在汇庄》(新加坡：新加坡海南文化学会，2014)，页92-94。
［5］ Dave Kan的访谈，2017年1月24日。
［6］ 口述历史中心-黄潮聪：002414/12。
［7］ 口述历史中心-黄潮聪：002414/1。
［8］ 黄潮聪的访谈，2016年12月26日。
［9］ 莫美颜，〈传统洋服业商机满满〉，《联合早报》，2015年6月11日。
［10］ 刘建伟的访谈，2016年12月26日。
［11］ 刘叔宽，〈星洲邑人工商业概述〉，《新加坡茶阳会馆百年纪念刊》(新加坡：新加坡茶阳会馆，1965)，页1-56。
［12］ 口述历史中心-黄潮聪：002414/12。
［13］ 陈波生，〈客家手工艺〉，《南洋客属总会成立八十周年纪念》(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2009)，页154-155。
［14］ 新加坡应和会馆，〈徐奕鸿先生史略〉，《星洲应和会馆二百四十一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应和会馆，1965)。
［15］ 黄就利的电话访谈，2017年1月23日。
参考文献
- 陈波生，〈客家手工艺〉，《南洋客属总会成立八十周年纪念》(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2009)，页154-155。
- Dave Kan的访谈，2017年1月24日。
- 黄就利的电话访谈，2017年1月23日。
- 口述历史中心-黄潮聪：002414/1-17。
- 刘叔宽，〈新加坡客属人士动态〉，《南洋客属总会第三十五、六周年纪念刊》(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1967)，页A149-158。
- 刘建伟的访谈，2016年12月26日。
- 莫美颜，〈传统洋服业商机满满〉，《联合早报》，2015年6月11日。
- 王利娅、闵悦，〈王才运对我国近代服装业发展贡献研究〉，《兰台世界》，2014年34期，页76-77。
- 王振春，〈洋服店街〉，《我家在汇庄》(新加坡：新加坡海南文化学会，2014)，页92-94。
- 王曾敬，〈中国服装业的回顾与前瞻〉，《中国纺织》，1998年12月，页4-11。
- 许永顺，《记得，大坡牛车水》（新加坡：许永顺工作厅，2002），页98-101。
- 卓济民，〈新加坡客家人经营的主要行业〉，《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六十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1989)，页435-440。
图：欧生·优丽(Eunice Olsen)
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有些人很早就计划了将来要做的事业，有些人却被一连串预料不到的机遇推动，经过不同的体验之后，最终还是能落实目标。妇女节目制作人欧生·优丽(Eunice Olsen)属于后一种人。
Eunice在传媒、政治、社区服务等领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她当过新加坡小姐、纪录片的导演、电视英语热门娱乐节目的主持人、新传媒第五和第八波道的连续剧演员、官委议员、社区义工、还弹得一手好钢琴。
独创网上妇女节目
5年前，Eunice创立一家网上传媒公司，专门访问亚洲区平凡生活中的妇女，希望这些妇女的故事能给节目的观众某种鼓励和启发。公司取名Eunice Olsen Media(以下简称E.O.M.)。E.O.M.有三个全职工作人员(包括她在内)及四个见习生。所有节目的拍摄工作她都参与。她是E.O.M. 的执行总监。
笔者不久前到她位于 Jalan Peminpin的办公室访问她。她和她的经理Frances因公事到吉隆坡和同行开会，访问的前一天才回来。Eunice独自开车来回新、隆两地。Frances在旁边说:“真服了她，我累得睡着了，她还可以开车。”
E.O.M.的办事处是一间两层楼的工作室，楼下是工作间，楼上是一个较小的休息空间。靠窗的地方挂了一个黑板，上面写着EMPOWERMENT IS。Empowerment的意思是赋予力量。借助这两个英文字，Eunice向每一位来访的人士提出这个问题，激发大家去思考是什么给予你力量？
实际上，赋予力量也正是E.O.M.创办的宗旨和营运方针。Empowerment是接受优丽访问的每一位妇女必须答复的问题。
39岁的Eunice精神奕奕，脸上没有脂粉。她穿一件黑色的运动上衣和浅蓝色的牛仔裤。在回顾这十多年来她所涉及的领域时说：“这些年来我从事的工作都是我预料不到的。”她侃侃而谈，让我了解她充实而多姿多彩的生活。
图：Eunice-在古晋乡下做义工，帮忙盖房子
一切从选美比赛开始
在她的生命里，最严肃、最有分量的事业却是从一件娱乐活动开始。
2000年，她在国大社会科学系攻读政治学和哲学，住在学生宿舍，是宿舍一个乐队的钢琴手。由于天生丽质，同学们怂恿她去参加新加坡小姐选美比赛。“我年轻时挺男性化的，没想过参加选美，但因同学们的鼓励，我也就报名参加。”结果她夺冠，代表新加坡去塞浦鲁斯参加世界小姐竞赛。选美活动结束以后，各国佳丽纷纷回家。“每一个美姐回去都有工作，她们都要去参与慈善事业，只有我不知道要做什么。”后来美国驻新加坡大使联络她，介绍她去大巴窑女子收容所当义工，和她们做朋友。
2002年她踏入传播媒介，为新加坡电视台第五波道的热门节目Wheel of Fortune担任节目主持人。这是一个给奖金的娱乐节目，收视率高，她也因此走红。接下来的几年中她陆续为新加坡电视台的艺术波道Art Central主持三个季度的节目，主持第五波道的娱乐节目Rouge以及区域性娱乐电视的AXN的娱乐节目。
我国最年轻的官委议员
Eunice对音乐情有独钟，2004年她去韩国首都首尔进修音乐，在那里录制了一盘激光唱片。那一年因祖父去世她赶回来，不久就接到一个电话，问她是否考虑当官委议员。她后来顺利地进入国会，27岁的她成了我国最年轻的官委议员。在任期间她曾在国会提出有关改善残障人士的公共设备的课题。残障人士在我国被称为有特别需要的人士(People with Special Needs)这个族群一直是她关心的社群之一。
在金边拍摄人口贩卖的影片
2006年世界宣明会委派她当亲善大使，她到柬埔寨的首都金边做有关人口贩卖的研究。2012年她再访金边收集更多的资料，准备年底与新加坡一间电影公司及金边一家电影公司合作拍摄《3.50》——一部报道柬埔寨人口贩卖的影片。“电影之所以取名《3.50》是因为受害者最低的报酬是美金3到4元左右。”Eunice是制片人之一，也是演员，扮演一个社会问题研究员。“我拍这部纪录片是希望表现人口贩卖的实况。当地的警察不都是坏的，他们当中有些也想取缔这种行业，这一点很多人不知道。”
《3.50》长达106分钟，2014年在我国的Arts House艺术电影院放映，2015年在金边放映。拍完片子后，Eunice还回去那个地区为她们的学校盖厕所并教导少女有关妇女卫生的知识。
2009年官委议员任期满后，Eunice远赴美国学表演艺术，间中给新传媒主持娱乐节目，两地跑。在主持一个节目当中她碰见一个妇女，向她哭诉丈夫因为她身体很胖，感到羞耻而不带她去交际应酬。她感到很惊讶：“我想，外头不知还有多少妇女有这种问题，她们一定觉得很寂寞。”
给平凡的女性一把声音
Eunice在2012年把她所有的储蓄拿出来，创办WomenTalk——一个网上波道。“WomenTalk访问亚洲各国平凡生活中的妇女，给她们机会谈她们怎样克服困难和障碍，让她们不会感到孤独无助，从中给予他们自己和他们身边的人力量。”
WomenTalk创办第一年，Eunice访问了8位来自新、马、泰、菲的妇女，4个地区各挑两位。最后一位是个被强奸的马来西亚妇女。她在节目中谈起因她被强奸，她的社区都排挤她。做完这个节目以后，钱已经花完，Eunice当时很想放弃。但是受访的妇女说：“我很感谢你，如果不是你这个节目，人家又怎么能了解我的感受？”就凭这句话，她决定继续干。
目前WomenTalk有三个波道，至今访问了60多个妇女。除了专访“不为人知的亚洲女英雄” (Unsung Sheroines of Asia)外也另有一个分享心理健康常识，保健及协助离职妇女回到职场的节目。
Eunice说：“WomenTalk的目的是想利用传媒做一个讨论社区问题的平台，提出我关注的社会问题，给那些没有机会说话的人一个说话的机会。”
曾受WomenTalk访问的妇女包括Yip Pin Xiu(在世界残障人游泳比赛中荣获三个金牌，两度打破世界纪录)； Kampong Senang(新安村)的创办人Joyce Lye；养生组织CLUBHEAL的创办人Dr. Radiah Salim以及协助听觉障碍人士的Lily Goh。
有一个节目很令Eunice感动。一位菲律宾女佣上节目，说为了挣钱两年半没有回家看孩子，“我们让她通过节目和孩子说话，她激动得哭起来，我们整个制作群也被感动得哭了起来。”
Eunice说：“传播媒体是很有力量的，传播媒体能影响人们的思想。从事传媒事业的人责任很大，我们可以利用我们所知道的，尝试去改变现状。”WomenTalk并不排除男士。“要给予妇女力量，男人的参与也很重要，我们的节目也访问好男人。”2017年她邀请一位男士上节目谈单亲家长的苦与乐。
她很欣慰WomenTalk的收视率增加，观赏节目的观众来自世界各国，他们告诉她这个节目很有分量。刚创立那几年，Eunice靠从事其他工作，例如演电视剧，做节目主持及名牌产品的代言人等等来维持这一项事业。
图：Eunice-通过网上节目WomenTalk-给亚洲妇女一把声音.
节目获奖
因为节目内容扎实，Eunice于2014年荣获International Emmy Awards 推 荐 奖， 还得 到 Best Shorts(最佳短片奖)，有一部影片还是被英国Raindance Film Festival选中的影片之一。
问她哪来那么多的精力？她毫不犹豫地说：“我母亲有用不完的精力。” 她的父亲是英军，很早退休，退休后工作不定。母亲打两份工养家。Eunice拥有8级的钢琴文凭。16岁时，她母亲Alice就替她在报纸上登广告招学生。18岁时，她除了自己收生，也在Yamaha音乐学校教授钢琴。“我母亲常常告诉我，每一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要害怕失败，跌倒了就爬起来，继续前进。我小的时候，爸爸对我管教很严格。我很感激他们，如果没有他们，我就没有今天。”
音乐能激发创作力。在接受WomenTalk TV访问的60多位妇女当中，她的职员替她选出10位，让她把她们的经历写成诗，每一首长达约40行。她兴奋地把稿子拿给我看，叫我注意每一首都押韵。我说：“这很不简单。”
她说：“办WomenTalk是一个漫长、艰苦的历程，但是我觉得自豪。很高兴我的WomenTalk现在已经看到成果。我们已经开始扩大节目的范围，制作娱乐节目卖给亚洲区域的电视台。”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