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后的花街版图

文| 王振春   图| 作者、新加坡报业控股提供

昔日小坡有几条花街非常出名。在日据的昭南时期,海南街、马来街和马拉峇街,是日本人出入最多的地方,这一带莺声燕语,艳色无边,整条街都是讲日本话的寻芳客。在一张日本人留下的地图上,把这几条街划为花街。

根据史料记载百年前有个充满东洋味的社区“小日本”,它以密驼路为主干,北起实里基路,南延至美芝路,东西伸展到滑铁卢街、马来街、海南街和维多利亚街等街道。图为1877年小坡马来街的两家日本妓院。

根据记载,日本人在1877年便在马来街开妓院,后来海南街、马拉峇街也成了日本人的红灯区。到了1905年,新加坡已有633个日本妓女,109间妓院。那时候的日本妓女在本地的叫价是500至600日元。

1920年,日本驻新加坡的领事馆开始不让日本妓院营业。1945年,新加坡沦陷成为昭南岛,马来街、海南街等几条街,再次成日本人的红灯区。

1980年的陈桂兰街两边的店屋都在。

昔日的海南街,昭南岛时代的红灯区。

史密斯街几十年前处处是青楼。

日本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经历了一段相当困苦的时期。一些日本女子为了养家活口,被逼南来当娼妓,被称为唐行者(karayuki-san)。这个词原指到中国和东南亚等地工作的日本女子,但在二次大战后成了在海外工作的日本妓女的代名词。

大坡丁加奴街、万达街和史必灵街也曾有不少日本妓院。

在杨厝港附近,有个日本人墓地公园,葬的是军人、文人和女人。有报道指300多名日本妓女长眠于此。

妓女唤名,王沙吓跑

那年头,花街不止这几条,大坡的恭锡街、小坡的柔佛路、惹兰勿刹与梧槽路等地,也是处处秦楼楚馆的红灯区。

现在的恭锡街“三街坊”,已从娼寮林立的红灯区转型为时尚餐饮区。

读书时代,我有个女同学住在惹兰勿刹一带,人家问她家住哪里,她难以启口,讲出家在惹兰勿刹怕给人笑话,可见当时惹兰勿刹是多么出名的红灯区。

惹兰勿刹有个杀猪场,我小时曾在天未亮时和几个玩伴去看过杀猪,后来“杀猪场”也成了红灯区的代名词。

惹兰勿刹一带,俗称“香蕉脚”的红灯区。

柔佛路那时的青楼也很多。

有一次与谐星王沙等人到白沙浮吃饭,饭后说说笑笑,散步到柔佛路。不料楼上的妓女,一眼看到王沙,大声叫喊他的名字,有些还向他挥手,叫他上楼来,吓得他跑到附近的咖啡店。那个年头,柔佛路的青楼很多,私会党徒也满街跑,到处藏污纳垢,我们胆敢散步到柔佛路去,实在胆大。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柔佛路(Johore Road,现在的梧槽坊对面露天停车场处)是一个红灯区,也是人妖聚集的地方。这是柔佛路在1982年的面貌。

当年的小坡三马路,也就是奎因街,每当夜幕低垂,在昏暗的小巷里也有年华老去的流莺,一个个涂脂抹粉,依墙待客,挣扎求存,进去的都是年老的嫖客。我有个街坊,年少时是个少爷,父亲死后他什么都不是,年老时落魄,穿着破旧的衣服,在三马路陋巷被妓女呼来唤去,帮她们买烟买咖啡,看来真可怜。走出陋巷,对面是咖啡店,各路纹身的人马都有,动不动便大打出手。

小坡三马路几十年前改头换面,旧的去新的来,几条昏暗的小巷也走入历史,年老的妓女有些告老退休,有些转移阵地,到别处卖淫为生。

风流公子包下整排妓院

小坡在上世纪20年代末期,最出名的花街是陈桂兰街。

陈桂兰是那时的一个富商,出钱做了一些善事,陈桂兰街因他而得名。

作为花街,当然免不了有烟窟赌馆,到处是私会党,私会党又买通暗牌(便衣警察),大家互相勾连。所以,那年代的陈桂兰街,可说是罪恶的渊薮。

上世纪50年代,我住在附近的一条老街,曾随母亲到铁巴刹买菜,都从陈桂兰街走过。陈桂兰街的对面,前后有两条小巷,走进去别有洞天,也是一个巴刹。

那时的陈桂兰街,已彻头彻尾改头换面,住的都是正当人家,店屋做的都是正当生意,很难想象昔日的陈桂兰街,是个销金窟。

1990年,陈桂兰街拆了,但只拆一边,另一边保留。

拆掉的一边,有一间三层楼的店屋,是今年初过世的本地作家与文化奖得主英培安的家,楼下是咖啡店。30年前我去找过他,印象最深的是屋子里的书架又高又大,整个墙壁就想一片书海,让爱书的我,羡慕不已。

陈桂兰街这个著名的红灯区,有个流传至今的故事。话说那时有个姓余的花花公子,家里有钱,常到陈桂兰街找女人。

余大公子有财有势,喜欢显威风,摆架子,每次到陈桂兰街,都带着大批人马,包下整排妓院,带来的跟班,有些是他的仆人,有些是保镖。这些随从,手上都提着一个个红灯笼,灯笼上写着大大的余字,挂在妓院门口。让人一看便知道,余大公子包下了陈桂兰街的红灯区。

故事也许是虚构,但一直流传下来,可见当年的陈桂兰街,在新加坡是排名第一的红灯区。

吃完饭后,公馆变青楼

出名的红灯区,小坡是陈桂兰街,大坡是恭锡街。

恭锡街是为了纪念陈恭锡而得名。陈恭锡(1850-1909)当年曾任华人参事局与保良局委员,又受封为太平局绅。

早期的恭锡街,琵琶仔最多。琵琶仔是年幼的歌女,说是只卖唱不卖身,但为了生活,为了家里的父母和弟妹,有些也无奈陪客上床。

琵琶仔都是出身贫困,漂洋过海来南洋。她们靠着原始本钱养家,个个有把辛酸泪。到恭锡街当琵琶仔,最大的心愿是赚点钱让弟妹多读点书,让家人多些温饱。

有些琵琶仔,不想长期深陷火炕,干脆当有钱人家的小三。一把辛酸泪,有苦自知。

不久前,本地有个可敬的琵琶仔,年华老去,将存在银行的30万元,捐出做慈善。

琵琶仔是那个年代的产物,时过境遣,已不复在。

早期的恭锡街,虽是青楼,但多是妈姐主持的公馆。公馆也是变相的青楼,客人到公馆吃饭应酬,琵琶仔唱歌助兴,吃了饭再找床上的游戏。有些别处的公馆要找女人,也找到恭锡街,一个电话来,女人便送到。

到了1960年代,恭锡街的公馆很多已消失,琵琶仔也没有了,但恭锡街还是恭锡街,红灯区的名气更响亮,门口长方形的玻璃门牌亮晶晶,直接做妓院生意。

除了恭锡街,大坡的史密斯街,有个演广东大戏的梨春园,从前叫戏院街,现在是美食街,几十年前也是闻名遐迩的花街,街上有20多家妓院。

那年头,嫖客都懂“五块六”这句话。大概当时在娼寮找女人,“五块六”是公价。那时嫖客常常开口闭口“五块六”,就是去找女人的意思。

现在年轻一代,相信不知道“五块六”是什么;但60岁以上的人,大多知道“五块六”指的是那回事。

牛车水的烟花女子有几人?

1819年以后,随着新加坡的开埠,一批批华族男子从中国南来打天下,但在宗教思想及妇女应该留在原住地的传统习俗影响下,起初只有男性南来,使本地华族人口两性比例悬殊,而且差距不断扩大。

1823年,华族人口男性近3000人,女性近400人,比例是8对1;1850年,华族男性人口增至2万5700人,女性则只有2200人,比例为12对1;1884年华族男性达6万名,女性为6600名。根据殖民地政府的保守估计,其中2000名女性是妓女。她们是19世纪末,在中国重重天灾人祸的驱使下南来卖身的。而牛车水也差不多在同个时期成了本地的“红灯区”中心。

根据美国史学家詹姆斯·沃伦的著作《新加坡妓女1880-1940:阿姑与唐行者》的记载,1905年牛车水的华人妓院共有93间,这并不包括那些没登记的妓院。

图为早期被带到新加坡卖淫的日本穷家女。照片取自2009年194期优一周《海南街不只三条,四街是花街柳巷》一文的档案照。

清代书生李钟珏著的《新加坡风土记》就有一段描述1887年牛车水妓院的文字:“牛车水一带,妓馆栉比,闻注籍于护卫司之妓女,共有三千数百人,此外,私娼女伶,尚不计其数……”从中我们不难了解当时牛车水妓院的“壮观”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