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书刊关键信息双语化刍议
文 · 张森林
2024年3月下旬，当我在协助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创设的“新加坡华族文化百科”网站校订《新华文学作家——文化奖及青年艺术家奖得主》和《新华文学团体》的英译时，发现除了译文是否准确与通顺外，译者对华文团体名称的英文译名、文学团体领导人的英文姓名，以及华文书刊名英译等关键词的准确把握，都有需要推敲的地方。
根据翻译界的惯例，如果一本华文书刊的作者或编者没自定英文书刊名，那么，译者最常见的做法，便是以汉语拼音字母替代之，并在后面加上译者自认为准确的英文意译。在上述英译初稿中，我便看到了一大串由汉语拼音字母与译者的英文意译所构成的书刊名英译。
这是华文书刊作者或编者所愿意看到的吗？我相信不是。
如果书刊作者或编者一开始就在自己所撰写或编选的书刊的封面、扉页或版权页上注明英译书刊名，那么，当有人以英文评介这本书刊时，便能以作者或编者的英译书名为准，而不是以汉语拼音字母与译者的英文意译替代之；倘若不然，如果英文评介者超过一人，则书刊的英文译名可能超过一个，呈现混杂的境况。
在校订上述英译初稿之际，我不期然地想起自己在2016年协助校订南洋理工大学英文系荣誉学位应届毕业生罗振豪的文稿之事。罗振豪对韩素音在1960年代所写的英文篇章《〈马来西亚现代华文小说选〉前言》所做的中译初稿，除了要确保行文内容的准确性外，还遇到一大串与马华作家笔名相关的、从英文还原为华文的问题。
我想，如果当初韩素音在撰写那篇英文前言时，能在自撰的马华作家群的英文笔名后面，括号加上华文原名，那么，后世的文学研究者当能更容易地掌握到她笔下的马华作家的身份信息，而不必经过多方查证，甚至是抱着“破译天书”般的心情去还原那些作家的华文笔名，其篇章也自然能产生更高的参考价值。
经过上述两篇英译中初稿以及一篇中译英初稿的校订工作后，我体会到在今天事事强调双语化的新加坡语境中，倘若华文书刊只有华文名称而没自定英文译名，远远不够。
据我所掌握的不完整资料，目前在新加坡的出版物中，能将书刊名称、出版机构名称、编委会成员名字等一本书刊的关键信息以双语呈现者，双语学术刊物——南洋学会出版的《南洋学报》以及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出版的《亚洲文化》，是其中两个范例。作为双语学术刊物，此二刊物的所有篇名也都以双语呈现。
至于华文文学团体的出版物，能把书刊名称、出版机构名称、编委会成员名字等关键信息以双语呈现者，几乎找不到一个范例。
举个例子，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的《新加坡文艺》，刊物英文名称“Singapore Literature”印在封面上，文艺协会的英文名称“Singapore Literature Society”也呈现在版权页上，但编委会成员只列出华文名字。如果一个不谙华文的外籍人士有志于评介《新加坡文艺》，但他对新华作家群体的认知相对欠缺，若要写一篇包含编委会成员的英文名字在内的评介文字，应会大费周章。若是遇到笔名还好，可直接使用汉语拼音字母，但一遇到成员使用原名，那么，评介者要么简单地使用汉语拼音字母作为英译，要么必须仔细地逐个名字去查证其由方言拼成的英文姓名。
若是前者，除非确定对方来自中国，那就没有问题，否则的话，将无法准确反映其原有的英文姓名。在这种情况下，单是找出编委会成员的英文名字就已是困难重重了。
《新加坡文艺》算是不错的了，至少还在刊物中呈现英文书名和出版机构的英文名称。在新华文学出版物中，不乏书刊名称、出版机构与编委名单等关键信息只呈现华文版本的例子。
目前任教于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的新华诗人陈志锐副教授，其在2017年出版的华文诗集《狮城地标诗学》，英文书名“Landmark Poetics of the Lion City”呈现在封面上，是新华文学单行本中少数呈现英文书名的例子。在附录部分，作者简介了书中诗作所提及的42个新加坡地标，且以双语呈现地标名称，无形中为读者提供了导读的基础。可惜的是，在版权页上，作者、摄影员、排版员的英文姓名，以及出版社城市书房的英文名称，并未呈现。
加上英文书刊名绝非自我矮化
我之所以建议新加坡出版的华文书刊名称加上英文译名，是希望由此起着信息传播的效果。也许有人会问：新加坡是一个四语并重的国家，如果华文书刊加上英文译名，那是否意味着英文书刊也应加上华文译名，以示公平？
这样的论调未免有意气用事之嫌。语文的使用在于信息的传播与沟通，在华文书刊加上书刊名称的英文译名、出版机构的英文名称、作者、编者或编委会成员的英文名字，就是要让那些看不懂华文的本土或外籍人士有多一个认识此书的窗口，并不会造成华文书刊的自我矮化。
举个例子，日本学者山本博之曾非常用心地整理出马华文学杂志《蕉风》月刊第一期至第488期（1955年11月至1999年2月）的全目录。我在想，如果早期的《蕉风》编者在所有作者、译者与评介者的华文名字后面都加上英文名字，那么，山本博之所整理的这份全目录，势必也会加上他们的英文名字，这对于信息的传播、资料的汇整甚至以外文开展研究工作，有利而无弊。
1995年，新加坡国立大学艺术中心出版的《新加坡建国诗选》（Journeys：Words，Home and Natures：Anthology of Singapore Poetry，1984-1995），收录了四语诗作，其中，华文、马来文、淡米尔文诗作也翻译成英文，浩大的文化建设工程令人钦佩。美中不足的是，华文作者的英文名字，无论是笔名还是原名，一概使用汉语拼音。
2000年，国家艺术理事会出版的《律动：新加坡千禧年诗选》（Rhythms：A Singaporean Millennial Anthology of Poetry），收录了四语诗作，且每一种语文的诗作皆翻译成另外三种语文，读者可在没语言障碍的情况下，阅读与欣赏所有四语诗作之美。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的华文作者与译者的英文姓名力求准确。
做好历史资料英语化的准备
四种语言互译，翻译工程艰巨，实不易为；相对而言，双语对照是折中的做法。
在新加坡宗乡会馆出版的周年纪念刊物中，金门会馆在2020年出版由许振义博士主编的双语版《极目·远航：金门会馆一百五十周年历史图文集》（Our voyage through time：a pictorial history of the Kinmen community in Singapore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50th anniversary of Kim Mui Hoey Kuan），整本书的内容皆以中英双语呈现，不啻为新时代宗乡会馆中具前瞻性的典范之作。只可惜书的编委姓名只有华文版本，而无英文版本。
2024年初，我协助中正中学校友会编印的《中正八五弦歌不辍——中正中学创校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进行文字编辑与校订工作。书中涉及中正中学创校85年来的漫长校史与许多掌故，尽管所有篇章皆以华文书写，在校订文字之际，传统华校出身的我尚且萌生力有不逮之感，未来更恐有青黄不接之虞。
在我们的历史资料还没全盘英语化之前，金门会馆出版《极目·远航》的双语化做法，或许是过渡时期的最佳选择，可供其他宗乡会馆和文化团体参考。而在绝大多数的社团还没做好出版物双语化的准备之前，先把华文书刊的名称、作者姓名、编者姓名、编委会成员姓名、出版机构名称等关键信息加上英文名，也许是我们进入下一个阶段转变的前奏。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博士、新加坡社科大学客座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