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闽粤妇女移民潮对新加坡日后发展的影响
文·薛依云
《落地生根，开拓新家园》展览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为了纪念我国开埠200周年，率先在2018年11月19日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举办了以《落地生根，开拓新家园》为题的展览，拉开了为期一年的“无名英雄”系列活动的序幕。主办方借此深具纪念意义的历史时刻，追溯先辈当年漂洋过海到南洋落地生根的历程，并向千千万万默默耕耘的城市建设者之无名英雄致敬。
或许我们更想知道：这些先辈移民浪潮浩浩荡荡，从唐山到南洋打拼，经历了动荡的年代，持续在逆境中面对挑战，坚定不移地与国家一起成长前进。他们是何时从“落叶归根”转变为“落地生根”，最后迎来了幸福家园。至于“无名英雄”包括“红头巾三水婆”、“客家琉琅女”和“顺德妈姐自梳女”等城市建设者之奇特社会群体现象，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她们刻苦耐劳、自力更生、勤俭拼搏的精神，特别值得我们缅怀，敬仰和学习。
清末民的移民潮
有学者说：“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历史，就是南洋的发展史”。
话说19世纪的中国清朝末年，国内兵连祸结，战火不断，社会民不聊生，出现了大规模闯关东，走西口的移民潮。1860年代，在经历太平天国民间起义和广东土客大械斗之后，闽粤地区更是满目疮痍，在推与拉内外因素的牵引作用下，衍生了“下南洋”大浪潮的历史现象。主因之一是由于东南亚诸国在其殖民宗主国资源剥削与开发驱使下，大力发展种植园、采矿经济及社会基础建设需要大量劳动力；另一方面是清政府屡遭列强侵略战败被迫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包括允许西方势力在东南沿海招募华工，这让饱经战乱的闽粤人民引颈以望，其中洋行、公所通过雇佣“客头”(劳工头)更将贫民诱至“劳工馆”签订契约，以出国后的工资为抵押换取出洋旅费，甚至还以欺骗、绑架手段掠卖华工；数十年间，大约200万华工前往南洋，以中南半岛的种植园和印尼等地矿山为主。契约华工深受“劳工馆”和船主的非人待遇，招致华工反抗与各界舆论质疑，迫于内外压力，各殖民国家相继出台改善华工状况的条例；到了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禁止贩运劳工与保护华侨的法令，苦力贸易得以终结。20世纪初期，军阀混战，战祸频繁，社会动荡，民生凋敝，掀起了新一轮下南洋的高峰期，仅1922年至1939年间，从厦门等港口出洋的移民就超过500万；后来日军入侵东南亚后，打压残害华人，造成大量华人回迁国内，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迁往东南亚的华人大幅减少。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
这场席卷全球的世界经济危机始于美国然后蔓延到欧洲和日本，在当时的东南亚除了泰国外都是欧美的殖民地，也受到波及，尤其是生产橡胶与锡矿的价格大跌，严重打击到新加坡和马来亚的经济。1930年7月31日，海峡殖民地总督金文泰爵士(Sir Cecil Clementi )引用1928年5月7日立法议会通过的《移民限制法》，开始限制中国劳工移民入境，即在征得英国殖民部大臣的同意后，可发布命令禁止或限制相关的劳工移民入境或登陆，或者规定来自某地区的劳工移民在某一个时期内的入境人数限额。这项政策减少了中国男性移民进入新加坡的数目，但却让来自中国的女性移民大量增加。其实英国殖民部官员伯奇(Birch)早在1919年就公开鼓励中国妇女到马来半岛，他说“中国妇女是我们公民中最勤奋，最快乐，最守法的人”，殖民地的繁荣和较多赚钱机会同样吸引中国妇女加入移民。之后随着华侨社会妇女人口剧增，当地华侨生育率提升，土生华裔人口便逐渐取代第一代中国移民成为新加坡华社人口的主体。在二战后初期，土生华裔的人口已超越了非当地出生的华侨人数，占华籍居民总人口的59.9％。移民把这里当作永久家园安居乐业，而生于斯长于斯的土生华裔，亦对居住地有浓厚的眷恋，争取当地公民权便成为当时新加坡华侨大多数人的唯一出路，其心态也逐渐从“衣锦还乡，落叶归根”转变为“落地生根，开拓新家园”，成为这个多元种族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峡殖民地政府既然采取限制中国男性劳工移民入境人数或禁止入境的措施，但却不限制中国妇女入境，这让船务公司的票务经纪为了提升业务量，要求劳工中介或船票代理人购买一张受限制的劳工船票时，必须购买三四张供女性使用的无限制船票，从而促成了中国大量女性劳工移民到南洋。根据《经香港出发的中国妇女》统计资料可见到其趋势，1911年妇女占移民的10%，1921年占12%，1927年占17%，1930年~1939年剧增到31%。另有资料显示，单就1934年至1938年5年之间，有超过19万名中国妇女由海路前来新马。让人不解的是这些处于较为封闭的状态“男主外、女主内”传统根深蒂固的闽粤妇女，为什么要离乡背井，千里迢迢，前来从事最为艰苦的劳动，譬如农耕、橡胶业、锡矿业、建筑业及工厂等工作？
长久以来，中国封建宗族社会对女性出洋是有诸多限制，而移民海外的男性一般很少携家带眷，原因之一是公婆需妇女服侍，二是担心夫妇一同移民后就不再回来。但在不同伦理观念和经济利益的趋动下而有了松动，近代中国下南洋的妇女90%来自闽粤地区(包括客家和潮汕)，其中也有大环境的原因，这场世界经济危机也导致广东桑蚕丝绸工业的衰退，劳动队伍中的8万3000人仅在1935年就有3万6000人失业。另上世纪20~40年代，潮汕地区的天灾如地震、飓风、洪水、虫灾、旱灾、疾病、饥荒等发生了339次。又譬如位于三江汇流处的三水县也是洪灾频频，大批乡民被迫背井离乡，选择远渡重洋外出谋生；部分三水的年轻妇女，或因丈夫早逝，儿女幼小；或家婆专制，不堪凌虐，或抗拒父母包办婚姻等原因来到新加坡打工。也有嫁人之后，丈夫不思上进，迫于无奈，只好与姐妹们相约，跟水客(航船的水手)远走他乡。可以说早期的移民史，就是一部血泪史。
特殊的劳动力群体
始于1930年代闽粤妇女移民潮，也产生了一批深具特色的“无名英雄”包括“红头巾三水婆”，还有“客家琉琅女”和“顺德妈姐自梳女”。这群作为特定时期具有明显地缘、业缘特征和族群认同的女性移民群体，漂洋过海到异域谋生，面对移民早期恶劣的生存环境，自尊自强、团结协作、无私奉献，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改变自身的生活，也为所在地各项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逐步受到海内外社会各界的尊重。
新加坡牛车水原貌馆门口，是一尊红头巾的塑像
红头巾
其中最为大家熟悉的“红头巾”，它是指20世纪上半叶在新加坡建筑行业形成的一个广东三水籍贯的华人妇女劳工群体的称谓，因其头包四方红头巾的共同形象特征而得名。其实最初的头巾是有不同颜色的，这是因为当时到新加坡做建筑工的，不止三水妇女，还有来自广东花都、增城、四邑、高要、肇庆等地，即使在同一个建筑工地，也常有三几个包工头，工人走散时是很难分辨，这给工地管理等带来诸多不便；于是有人提议用头巾的颜色来区分，其中客家女工在劳作时戴的是蓝色头巾，来自清远的妇女则穿着以浅蓝色为底、印有白色小圆圈波点图案的服饰，人数最多的三水姐妹则别出心裁选择了吉祥的红色，自此工地上秩序井然，各种颜色的头巾一目了然，管理效率大大提高，女工们也从中找到身份的认同感，久而久之，红头巾便成了三水妇女的代名词。她们的标准行头装束，就是用一块浆硬了的布摺成方形的帽子戴在头上，用以遮阳挡雨，同时可防止细石跌落袭击，避免尘粉玷污发髻。她们身穿蓝色粗布上衣、黑色粗布长裤，脚穿旧轮胎外皮裁的拖鞋皮屐，以一根扁担挑着沙石砖块，攀高爬低穿梭在随风摇晃的高架上，或手握铁铲锄，造屋建桥或开山劈路；从清早7时至傍晚5时，从事着原本应该由男性担当的粗重的体力活，她们在滚滚的沙尘中，谋一口饭吃，工作虽然繁重却生活节俭，夜晚几个人一起窝在环境恶劣的小屋子里，每人一块床板，得到片刻的歇息。
三水“红头巾”逐渐在新加坡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在当时甚至有“没有‘红头巾’高楼建不成”的说法。特别是在1960年代，新加坡正由一个英国殖民地转型为自治国家，政府大力推动城市重建，兴建组屋新镇，让居者有其屋，更发展工业区和基础设施。基于当时没有大型机械设备，平整建筑工地，搬运沙石以及建筑用的水泥灰浆，都要用人工肩挑，自然需要庞大的工人队伍来完成，而这些勤劳勇敢、工资低廉的“红头巾”遂成为颇受欢迎的一支建设力量；她们承建包罗万象的工程，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军港、马路、桥梁，到新加坡独立自治后建成的人民剧院。许多重要建筑工程例如1950年代新加坡最高的“亚洲大厦”和著名的“高等法院”都有她们的身影。之后60年代建设的亚洲第一高楼——保险大厦，也是由上千名“红头巾”在18层高的脚手架上，采取接力的办法，一手一脚、蚂蚁搬家般将材料逐层上递，最终才完成这一令新加坡人骄傲的大工程。到了1980年代，新加坡重建局不忘 “红头巾”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的贡献，特别在重建局大厦门外雕塑了三尊“红头巾”的石像。1986年5月，新加坡广播电视局推出了26集电视连续剧——《红头巾》来纪念这一群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三水妇女(Samsui women)。2002年，新加坡国家邮政局再特别推出纪念版“红头巾”的邮票。另在国庆庆典和华人新年“妆艺”游行队伍中，常常也可以看到红头巾的身影。再有学校课本及各类报章与期刊，也对“红头巾”进行相应的引导教育学生与社会公众认识、学习红头巾的精神，恒久而不衰。
琉琅女
不能被遗忘的工作女性还有对马来亚锡矿开采及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江门五邑客家琉琅女。江门五邑这个地方，濒临南海，商贸繁荣，较早得到了发现金矿、锡矿的消息。人民为了摆脱贫困，开创新生活的憧憬，一批又一批的江门五邑人，远涉重洋，奔向金山银山，走上一条不归路。1847年和1880年，英国殖民地宗主国分别在霹雳州拉律地区和近打谷发现蕴藏丰富的锡矿，之后更发现马来半岛的11个州中有9个有锡矿，储量仅次于中国，居世界第二位，锡矿业的蓬勃发展吸引了大批华工移民，就有学者认为琉琅业早就出现，但这些从事体力劳动的华人琉琅女即女性经济独立的前驱者，却是在20世纪之后才在马来亚官方史料中出现，巅峰时期有3万多人之多。锡矿胚胎于花岗岩中，早期华人一般采用的是原始沙泵法，他们从矿底把含锡的泥土挖出用水冲洗，再用沙泵抽到专门的收集沟去，分离沙子和锡。经过几天的开采，锡苗达到相当高度就会塞住水流需要清沟，她们把收集的锡苗运到洗锡房去进一步过滤和冲洗。这些从事淘金淘锡劳动的客家女子，有一个辛酸的名字叫“琉琅女”，她们用一个被称为“琉琅”(Dulang)的凹型木盘，在水沟中淘洗锡米。终日头顶烈日酷暑，赤脚涉水，弯腰劳作，每天要站在没膝深的水里弯腰工作4到6个小时之久，正是这种勤劳刻苦、节俭朴素的优良品质，使得她们能够在异国他乡安身立命，顽强生存，并且在较短时期完成积累，创业发展。
妈姐
始于1930年代闽粤妇女移民潮，还出现了顺德“自梳女”——妈姐或姑婆的特殊群体。根据《顺德县志》记载当时这里蚕丝业发达，许多女工收入可观，经济相对独立。她们看到一些姐妹出嫁后，在婆家受气，地位低微，因此不甘受此束缚，情愿终身不嫁，于是产生了自梳女的现象，盛行于广东珠江三角洲的佛山、番禹、中山等地区。她们先通过村中族人选择吉日请村里德高望重的婶母主持祭祖举行自梳仪式，把头发像已婚妇一样盘起，扎起一条大松辫，以示终生不嫁、独身终老。有学者就认为，自梳女用如此极端的方式来反抗命运，可想在封建社会的女性地位是如此卑微，她们中大多数人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珠江三角洲地区蚕丝业衰落，这一带的年轻女性听说到南洋打工收入丰厚，尤其是当地的自梳女，遂结伴前往到南洋新马两地打工，她们多数人在大户人家做女佣，因为勤劳麻利并且独身，深受当地家政服务业青睐，久而久之被当地人称为“妈姐”，其打扮基本上是扎起大松辫、身穿白衣黑(白色大襟衫和黑色香云莎即黑胶绸到脚眼长的吊脚裤)。一般通过自梳仪式后的女子，不得与家人同住，故而妈姐们多是“数人集结为社”，并居住在一起互相照顾到终老，在新马当地称为姑婆屋就是自梳女漂泊的见证。
华人社会结构的血缘、地缘、业缘特色
始于1930年代闽粤妇女移民潮形成的“红头巾三水婆”、“客家琉琅女”和“顺德妈姐自梳女”等社会现象，固然是移民中介机构对组织新马移民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旧客、水客、客栈、船头行、信局、船舶业者等，在保持中国和移民新家园之间的联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譬如旧客，以海外定居点为基地，招募新移民，并提供贷款以支持其旅费和初始费用。又譬如水客，专营南洋(主要是新加坡)和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的交往，为华侨寄送钱款和书信。但新加坡华人社会最牢固的关系结构和生活形态，基本上还是秉承着19世纪以来形成的血缘、地缘、业缘相辅相成纵横交织的特色，同样姓氏之血缘宗亲会，维持宗族世系永存，促进宗族的团结以及培植传统价值观。乡土情怀(地缘)的方言社群，以及从事同行业的业缘团体，更有互相扶持等社会和文化组织的功能。正如今天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举办的系列展览，让我们有幸看到几代新加坡人过去百多年来在这里打拼的感人画面。他们经历了动荡的年代造就了更坚强的生存意志，最后迎来了幸福的家园，持续面对挑战，坚毅不移地与国家一起成长前进。
(作者为南洋大学第18届政府与行政系毕业，曾任美国上市企业高管，派驻中国20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