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 香港社会推普的榜样

李光耀照片

今年9月16日是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百岁冥诞。1959年6月5日，李光耀就任新加坡自治民选政府总理，时年35岁。1990年11月28日，吴作栋接任总理，李光耀继续留在内阁，担任内阁资政（Senior Minister）。李光耀担任总理长达31年又5个月。

1959年李光耀就任总理时，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仅400美元，1990年卸任时，已增加到1万2200多美元，1999年达到2万2000美元。

《李光耀回忆录》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评价《李光耀回忆录》时说：“李光耀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巨人。在过去近50年里，李资政带领新加坡渡过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和政治难关。他的远见和理念不仅影响新加坡，也将影响整个亚洲的世世代代。”（本文直接或间接所引述的李光耀的话均出自《李光耀回忆录》）

李光耀说:“对全世界来说，香港和新加坡是两个相似的华人城市，规模大小也差不多。”他第一次踏足香港是1954年，称赞面向海港的香港本岛是个璀璨妩媚的城市，景致迷人。他还称赞“香港人勤奋，货品价廉物美，服务一流”。 

1962年，李光耀重游香港。他说：“映入眼帘的尽是高楼大厦和百货商店，足见香港在短短八年内已远远超越新加坡，走在前头。”因此，1965年新加坡独立建国后，李光耀几乎每年都会到香港走一趟，看看香港人如何克服困难，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他说：“我把香港当做获得灵感和启发的源泉”。

上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期间，新加坡和香港经济发展突飞猛进，跟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同被誉为“亚洲四小龙”。

新加坡和香港崛起的轨迹高度相似，在其他许多方面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中，新加坡和香港激烈竞争，互不相让。2022年10月，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揭晓，新加坡一跃超越香港，位居纽约、伦敦之后，全球排名第三，亚洲第一，香港被新加坡“扒头”。

新加坡和香港历来就是你追我赶，相互竞争，天然就具有话题性。

1979年5月，我移居香港，1984年10月应聘到新加坡工作，至新千年开始时退休，在新加坡工作16年，回港后工作了6年，对港新两地都有挥之不去的感情。因为从事语文工作，所以我特别关心新加坡的国家语言规划。

说起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我认为李光耀是新加坡国家语言整体规划的总设计师。为撰写拙文，我重温了《李光耀回忆录》中的有关论述。

李光耀说：“新加坡从未有过一种共同语。在殖民统治时期，它是个多语种社会。”在1959年成立政府时，“我们的做法是维持现状，让四种官方语言——马来语、华语、淡米尔语和英语共存”。当时，华人在家里说的是新加坡本土不下七种华族方言里的一种，在学校里学的华语和英语都不是在家中使用的语言。这种语言状况怎么可以长期维持下去呢？于是李光耀决定先为英文源流学校引进华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三大母语教学。这一步受到所有家长欢迎，接着李光耀又为华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学校引进英文。然而即使这样一先一后、平衡处理，还是受到华校生“死硬派”的反对。于是李光耀上电视明确表示，“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把华语的地位问题政治化”。

李光耀又何尝不知道许多讲华语或方言的家长对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有着浓得化不开的情结呢？因此李光耀耐心等待，他看到的是年复一年，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把孩子送进英校。李光耀深知，要每个新加坡人兼通英语和母语是吃力的事，但是如果只通晓母语，“新加坡就无法生存”，只有推行双语政策才是前进的“最佳策略”。

双语政策是新加坡的建国基石。事实证明，李光耀的决策是英明的、成功的。最近世人在媒体上所看到的关于TikTok总裁周受资的报道，不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例吗？周受资讲的英语很标准，不带“乡音”，不是“新格利”（Singlish）；周受资讲的华语也很标准，不带“乡音”，不是新加坡华语，而是“很普通话”。因此有的中国网民质疑周受资体内的新加坡因子，这只能说明他们对新加坡国情还不是很了解。

大时代的历史洪流塑造了李光耀的语言观，同时引发了他的双语教育政策的思维。新加坡的国情决定了新加坡的双语政策，而推行双语政策正是新加坡国情的重要内涵。金融投资家罗杰斯认为21世纪是中国和亚洲的世纪，于是选择定居新加坡，让两个女儿接受华英双语教育。他说：“新加坡成功地把焦点放在让每个人都通晓至少两种语言（也使用马来语和淡米尔语），是它在过去45来一直是全球最成功的国家的一个原因。”

实施双语教育政策，在华人社会就必须推广华语，以减少乃至消除方言的干扰。为此，李光耀决定开展一场“讲华语运动”（Speak Mandarin Campaign），从1979年9月7日开始至今，已经44年了。中国是从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开始“推普”的，迄今67年了。新加坡的“讲华语运动”和中国的“推普”将永远在路上。

接下来我就要讲讲跟新加坡“相似”的香港的故事了。

早在香港回归那年，董建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书就确定了具体目标：“由下学年起，我们会把普通话列入小一、中一和中四的课程；我们也会在二零零零年底前，把普通话列为香港中学会考科目。”1999年10月6日，他在第三份施政报告书中将基本法第9条之规定概括为“两文三语”。他说：“特区政府的一贯宗旨，是培养两文三语都能运用自如的人才。”“两文”指的是书面语，即中文和英文；“三语”指的是口头语，即普通话、广东话和英语。

“两文三语”既是香港的语言政策，也是香港的语文教育政策。“培育香港人（特别是学生及就业人士）两文（中文、英文）三语（粤语、普通话及英语）的能力”是香港中文教育的目标之一。“两文三语”是对香港语言的总体规划，令人不解的是，25年来，特区政府何以一直不在社会的层面推广普通话呢？

新冠疫情后，香港与内地全面通关，也向全世界敞开了大门，内地同胞和海外华人纷纷涌进香港，他们无论走到哪里，听到的依然是广东话。今日之香港，社会用语、办公用语、柜台用语、校园用语、教学用语、广播用语、影视用语，甚至某些报刊用语，统统是广东话。粤语依然一枝独秀。25年来，特区政府不在社会上大力推广普通话，难道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细说香港民间推普七十年》

最近看到一本新书，书名叫《细说香港民间推普七十年》。当“七十”这个数字映入眼帘时，我不禁一怔，原来上世纪50年代刘秋生先生来香港后，就推广“国语”。也就是说，香港回归前45年，民间的“推普”活动就开始了。

张家城（左）和许耀赐（右）

开卷阅读，才知《细说》的作者张家城先生和他的同道许耀赐先生受业于刘秋生先生，许耀赐早在1971年就参与创办“青年会（YMCA）大专国语研究学会”，同时结识张家城。1974年两人义务为东华三院护理人员会开办国语班，自编讲义，采用汉语拼音，由此开始了在社会上通过开班授课等方式推广普通话。1975年他俩创办香港国语研习社，翌年改名为“香港普通话研习社”，租用社址，开办普通话学习班。张家城辞去白天的工作，成为研习社的第一名非受薪全职普通话教师，兼管社务，按授课教时计酬。

《标准普通话》教材（1—3册）

经过八年的努力，研习社终于发展成为香港民间最大的推普机构，有完整的教学体系（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深造班、文凭班、贸易班、儿童班），有成套的教材《普通话课本》。1984年，张家城跟几位同道创办“香港普通话教育中心”，到2005年，“教育中心”开办了一系列的普通话课程，出版了一系列的普通话教材，而在香港像“研习社”“教育中心”这样的民间“推普”机构、团体或个人为数甚多。特区政府该不会视而不见吧?

许耀赐于1994年出任景岭书院创校校长，2001年“研习社”创办了科技创意小学，许耀赐是创办人之一。这两所学校，一小一中，除英语课用英语教授外，其他科目都用普通话授课。反观绝大多数中小学，中文科采用普通话编写的课本，教学语言却是广东话——用方言教华语课本，这种情形，全世界大概也只有香港才有吧？不失为特区特有的一道风景。

有人或许说，不是“一国两制”吗？我认为“两制”是指社会的基本制度，难道一个国家的语言和文字（香港使用繁体字）也在“两制”的范围内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2条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特区再“特”，也不能不依这两部法行事吧？

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一个高度现代化的社会，社会用语依然是方言一枝独秀，香港特区政府在拨乱反正，由乱及治，由治及兴的当儿，是否须要深刻反思反思，急起直追，在社会上“推普”呢？

今日之新加坡，华人华语，天经地义；香港呢，继续拥抱着亲爱的粤语。四年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就说：“新加坡华人应该要尽可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华语，让孩子们掌握新语言。”新加坡的口号是：讲普通话？是的，我能。香港能不能也这么说：讲普通话？是的，我能。

（作者为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前语文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