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的结合
——新加坡华人史的启示
文图 · 林志佳
“灵根自植：新加坡中华文化”系列讲座第六讲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会议室举办
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办的“灵根自植：新加坡中华文化”系列讲座第六讲于2023年2月10日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会议室举办。第六讲主讲人为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柯木林，讲题为《新加坡华人史启示录》。讲座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华裔馆馆长、中文系游俊豪副教授主持。此系列邀请本地各行各业的杰出华人分享他们的经验与知识，之前受邀的演讲嘉宾包括著名作家尤今、风水大师云龙子以及本地戏曲专家蔡曙鹏等。演讲当天座无虚席，主办方还临时增加座位以应对众多慕名而来的听众，可见大家对此课题的浓厚兴趣以及柯木林在该领域的号召力。
新加坡史与新加坡华人史
柯木林在演讲一开始便点出了四个关键问题，“什么是新加坡华人史”、“新加坡历史与新加坡华人史有什么区别”、“重大事件与人物”以及“华人史的启示”。为解答上述问题，柯木林先为新加坡历史以及新加坡华人史勾勒出各自的轮廓。
传统上新加坡历史的起点被定在莱佛士登陆新加坡的1819年。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被发掘，以及对古代文献如元代探险家汪大渊所著之《岛夷志略》等逐步深入研究，新加坡历史的源头被追溯到14世纪，经历了英国殖民地时代、昭南时代、争取独立的默迪卡时期后，于1965年独立建国。而新加坡华人史则以“曹亚志登陆事件”为历史开端，即相传曹亚志于1819年随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因中国天灾频密以及南洋一带对劳动力的需求形成了华人南来的动力，大量的华人在1819至1881年间涌入新加坡，形成了闽、潮、粤、客、琼五大方言群，并与其他族群共存。随着1887年清朝驻新领事以及英国设立华民护卫司，新加坡华人进入分裂期，分为亲英派与亲华派，而后再分裂为保皇派与革命派，一直到1942年日本南侵后才以全面团结抗日的形式结束分裂阶段，而进入政治回归运动期。
透过对新加坡历史以及华人史轮廓的描述，柯木林解答了第一个与第二个问题。首先，他强调新加坡华人史的核心是华人元素、中国元素。从新加坡华人史中可以观察到华人的一切几乎都与中国息息相关，失去了中国元素，华族文化，新加坡华人史将无根可寻。其二，对比新加坡历史与新加坡华人史，可以看出新加坡历史由一开始的模糊，逐渐走向清晰，虽然开端一直有争议，但是越靠近近代，故事脉络越清晰。反观新加坡华人史，则是由清晰走向模糊，由一开始明确的开端和鲜明的故事轮廓，到了1965年之后却变得模糊。
重大事件与人物
在谈到华人史的重大事件与具体人物时，柯木林强调了1877年的两大事件：清廷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和同年由英殖民政府设立的华民护卫司。他指出，二者成立的目的在于争夺新加坡华人的领导权与影响力，导致了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分化。华社分化的一个具体例子是1900年义和团事件，当时代表受英文教育的海峡英籍华人公会公开在《海峡时报》呼吁组织义勇军支援英国入侵北京，这与当时华社其他成员支持清廷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同年，康有为与孙中山先后来到新加坡，更进一步分化了新加坡华人社会：一部分华人拥护大清光绪帝，另一部分则支持革命。
在人物方面，柯木林提到了海峡三杰，即宋旺相、伍连德与林文庆，其中伍连德与林文庆不只在华人史中占有一席之位，其事迹更是扬名海外。伍连德医生在中国东北抗击鼠疫做出重大贡献，而林文庆医生也是著名学者，曾担任厦门大学校长。柯木林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名留青史，是因为他们学贯中西，走出新加坡，在继承祖辈文化遗产的同时，又继承英国的法治精神，有新加坡华人的特性。
《新加坡华人史启示录》主讲者柯木林
华人史的启示
在总结华人史带来的启示时，除了上述“华人元素”及“鱼（中华文化）与熊掌（法治精神）”兼得的启示外，柯木林也补充了另外几点。首先他强调新加坡自开埠不久后便已形成多元文化的社会，华人文化与英国法治结合的传统是我们应珍惜的宝贵财富。第二，地处要塞的新加坡在莱佛士登陆前曾经是繁荣的商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所以新加坡重商原则是有历史轨迹可循的。第三，新加坡因兼得中华文化与英国法治优势，能出独特人才，但同时新加坡人也不应将自己局限在新加坡，应当学习先贤精神，走出国门。最后，柯木林先生认为早年有关华人史的论述多出自西方学者，我们应该在这领域深研，掌握历史话语权。
主持人游俊豪教授在介绍柯木林时提到，其特点是他善于将精彩的人生经历与其“不离史学”的精神相结合。柯木林毕业于南洋大学，长期任职于政府部门，人生阅历丰富，从不同角度经历了华社的变迁。他对历史采取严谨的态度，非常重视一手资料的梳理，就连“曹亚志登陆”这类带传奇性质的传闻，也要在一一翻阅当时船长的记录后才下定论。他的演讲风趣并善于把历史与现实结合，既能吸引大量听众，也能引发积极的讨论。
讲座讨论环节，有听众对华人史为何会越来越模糊提出疑问。柯木林认为在1965年以前，华社积极参与新加坡的建设，甚至在1955年设立了中国以外的唯一一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1965年以后，随着新加坡成为独立国家，政府行政能力加强，很多原来由非政府组织负责的事务由政府统一管理，再加上众多的法规条文和文化环境的变迁，华社能独立处理的事务就相对变少，能写的华人史自然也就更少也更模糊了。同时，柯木林认为新加坡华人史是学术研究的分工，也应该有新加坡马来人史、新加坡印度人史等，而其最终目的是共同编写一部完整的新加坡史。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