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经验与世界视野

《郁达夫在南洋：南洋的郁达夫与郁达夫的南洋》（王润华著）

2025年3月，王润华出版新作《郁达夫在南洋：南洋的郁达夫与郁达夫的南洋》。郁达夫的南来，究竟只是战乱中的偶然漂泊，还是意味着他在新马重新构建了一个新的华文文学场域，并由此影响了后续的文学传统？王润华的研究无疑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答案，也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中国学界对郁达夫的常规想象。

地方经验的崛起：王润华的南洋视角与世界华文文学

《郁达夫在南洋：南洋的郁达夫与郁达夫的南洋》是王润华五十余年研究积累的结晶。这部专著不仅为郁达夫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南洋视角”，更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范式变迁的重要注脚。书中提出的“双重命名”——“郁达夫的南洋”与“南洋的郁达夫”，突破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研究路径，把郁达夫在新马、苏门答腊的流亡经历、文学创作与文化实践，放回东南亚的历史语境中，从而展现出文化边缘所蕴含的强大文学生成力。

在王润华的笔下，郁达夫不再只是“五四”文学史中的浪漫主义诗人、个人主义小说家，或“颓废文学”的代表，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象征——南洋华文文化体系中的自我放逐者、边缘知识分子与文化传播者。该书在材料搜集、现场重访、理论建构与跨国经验整合上都具有典范意义。尤其是在“多元文学中心”的框架下，王润华揭示了南洋华文文学传统在抵抗殖民秩序、启蒙青年群体和重塑本土文化认同方面的重要作用，由此为南洋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格局中确立了独特而不可忽视的位置。

王润华的研究路径，可以说是从传统汉学到区域研究的一次转型。他巧妙地把“传统汉学的严谨考证”与“西方区域研究的跨学科范式”相结合。一方面，他继承了旧汉学重视史料与考据的优势；另一方面，他也吸收了新汉学注重跨学科、跨区域的研究方法。比如，他采取“窄而深”的专题研究模式，利用大量原始资料与第一手田野调查。在中国与南洋两地的实地考察中，他更融入了亲历现场的观察和思考，使郁达夫的生活、创作和文化活动被纳入到本地化的华文文学生态。这种方法避免了单一的道德评判或中心主义偏向，更显现出一种贴近现实、重构知识边界的“现实主义史学”风格。更重要的是，王润华把新旧汉学在西方的发展与区域研究的兴起结合起来，引入了“多元文学中心”与“多元文学传统”的理论视角。这一观念最早由周策纵提出，而在王润华手中得到进一步拓展——他主张世界华文文学应当立足于各地华人的在地经验，逐渐形成属于自身的地方文学中心。换句话说，华文文学不再只是“遥望中国”的附庸，而是可以在落地生根的过程中，开创出属于自己的文学传统。正因如此，他认为郁达夫早在南洋时期就已经为新马华文文学建构了一个前卫的场域，这一判断直接挑战了中国文学本位论，也为马华文学、新马文艺复兴与跨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因此，《郁达夫在南洋：南洋的郁达夫与郁达夫的南洋》不仅仅是对郁达夫文学身份的一次重新解读，更是对华文文学研究路径的一次突破。王润华提出的“南洋的郁达夫”视角，使郁达夫跳脱出单一的中国文学史框架，成为跨越地域、语言与文化边界的多重象征。凭借长期的田野经验与跨学科的方法，他打通了汉学、区域研究与世界华文文学之间的壁垒，描绘出一个融合历史经验、文化记忆与地方实践的南洋文场图景。这本书不仅为郁达夫研究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也为我们理解华文文学如何在地缘政治与文化认同的交织中成长，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模板。可以说，《郁达夫在南洋：南洋的郁达夫与郁达夫的南洋》既是对一位文学个体的再诠释，更是一部回应“如何用地方经验重构世界华文文学话语”的学术典范之作。

双重命名的力量：郁达夫的南洋经验与文学再诠释

郁达夫

在《郁达夫在南洋：南洋的郁达夫与郁达夫的南洋》一书中，王润华提出“南洋的郁达夫/郁达夫的南洋”的双重命名。这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转换，更是文化身份流动与文学生命延展的真实映照。郁达夫的“南下”，不应仅被理解为战乱中的被迫流亡，而是一种带有文化选择意味的主动实践。他把自我放逐转化为空间书写，在流亡的过程中完成文化身份的再造。1941年日本南侵时，郁达夫并没有立刻撤离，而是继续参与吉隆坡、马六甲等地的编辑与组织工作，表现出对抗战宣传与文化责任的坚持。直到局势恶化，他才辗转进入印尼。逃亡中，他在东巴岛创作了《乱离难诗》，写下“地名末旦埋踪易，楫指中流转道难”，诗句中既有隐匿身形的艰辛，也有对民族命运的沉重思索。最终他深入苏门答腊腹地，直至遇害身亡。王润华依据日本学者的档案研究，推翻了关于郁达夫“失踪”的模糊说法，确认其死于日本宪兵之手。这一发现不仅重塑了郁达夫的生命轨迹，也让他进入了东南亚抗战文人的集体记忆之中。

郁达夫在南洋的文学实践，不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是主动介入区域文化政治的行动。他的游记和散文，如《马六甲游记》，不仅描绘风景，更追溯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反思殖民话语对地方的塑造，把马六甲写成中西文化交汇的现场。这种写作突破了中国“中原—边陲”的传统叙事，把南洋放置在跨文化的全球语境之中。他在《晨星》副刊上更是积极组织写作群体，提倡本土题材与现实主义，鼓励青年作家描绘南洋华人社会的真实生活，建立起一个跨语境、多层次的文学共同体。

在这一过程中，郁达夫的文学姿态也发生了转向，从早期的“感伤个人主义”逐渐转为强调民族责任与社会关怀的现实主义。他主张“从南洋现实中寻找文学之根”，反对单纯模仿中国文学，也反对为地方色彩而牺牲主题。他的这些理念直接推动了南洋华文文学的自主传统。铁抗、苗秀、金丁、叶尼等作家在他的影响下，创作了大量批判殖民、反映现实的作品，使南洋华文文学真正走向“在地书写”。因此，郁达夫不仅是漂泊者，更是文化行动者。他在南洋的经历，让他从一位“感伤的流亡者”转化为“有政治意识和文化使命感的组织者”。在王润华的笔下，“郁达夫的南洋”不仅是个人的生命史，更是区域文学与文化建构的重要篇章。它展示了文学如何在空间流亡与历史压迫中重塑主体性，并推动一个区域文学传统的觉醒与成长。

从书名和论旨可以看出，王润华有意把研究立场放在“南洋本土场域”。他通过重构一个多维度的郁达夫形象，回应了一个关键问题：华文文学的中心如何从中国转移到新马等地？这其实延续了新马学界长期讨论的话题：本土华文写作是否具有不同于“中国华文文学”的特质，即“南洋本土性”与“中国性”的关系。在这个框架下，王润华采取“解构—重建”的方式，厘清本土华文文学的生成条件与范式。他没有把本土与外部单纯对立起来，而是延续导师周策纵提出的“双传统”思路，并进一步发展为“多传统”模式：结合中国性、本土性、后殖民性和西方学术性。

这种多重融合并非单纯的理论拼贴，而是与他的学术与人生经历紧密相关。王润华曾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地区和美国求学、研究，形成了一种跨地域的“流动学者”身份，因此天然具备多元视角。在书的“序言”中，王润华明确提出：华文文学的中心，已由中国本部转向海外华人落地生根之地，从而形成了若干相对独立的地方文学中心。以王润华对郁达夫的研究为个案，他不仅考察其在新马、印尼的流亡与创作，还突破以往只关注“编辑工作”或“遇害结局”的单一叙述，而是通过半世纪的实地踏访和材料累积，勾连起郁达夫的生活史与创作史。例如，他的英文学术论文Yu Dafu in Exile：His Last Days in Sumatra、Yu Dafu in Singapore，Malaya and Sumatra等，构成了这一研究链条的重要支点。他进一步指出，要理解郁达夫的南洋书写，必须回到其反殖民、反侵略的文本群，如《马六甲游记》。这篇散文不仅是反殖民写作的范本，也是“南洋学会”（1941年成立）的理论与实践基石。

由此可见，王润华的方法并不是在“本土—国际”的二元对立之间徘徊，而是在“在地/在地以外”的多重路径中游走。他既承续周策纵“兼采双重传统”的思路，又引入后殖民与比较文学的框架，使研究对象能在区域场域与跨域流动中被重新理解。这一方法不仅适用于研究郁达夫，也能拓展到鲁迅、张爱玲等作家在“上海—东南亚”语境下的研究。最终，他的贡献在于：不是给文学贴更多标签，而是搭建一座“在地”与“在地以外”之间的解释桥梁，以跨域回应当代文学所强调的“多视角、多层级”的研究范式。

多文类与跨语际：南洋书写的知识论重建

在材料与方法上，王润华的研究展现了“三重整合”。第一，他并置使用中英文史料与论文，尤其是多篇英文学术论文，对郁达夫在1937-1942年间的新马—印尼流亡轨迹与抗战书写进行了清晰梳理。第二，他特别重视散文这一在大陆学界长期被忽视的体裁，不仅从美学角度分析，也把它当作重要史料加以考订。第三，他建立起“创作与学术互证”的研究路径，将田野调查、文本解读与诗性书写相互印证。

在“互证”的层面上，他曾与周策纵、陈子善、淡莹、心笛等学者一起考察郁达夫相关遗址，并于1986年创作三首纪事诗：《访上海郁达夫故居》《上海狭窄小弄遇王映霞》《上海梅龙镇酒家郁云会见记》。这些诗以实地与想象交织的方式，既通过“物是人非”的书写，召回郁达夫与郭沫若、鲁迅合作的刊物《奔流》的记忆，也借由叙述视角的转换——如“我”的见证、王映霞的内心独白、郁云的后代凝望——重构了“友人、丈夫、父亲”的多重日常形象。这些诗作让郁达夫“烈士/战士”的国家叙事，得以补充生活史的层面，也显示出文本细读、田野踏查与诗性复原之间的互文关系。在散文传统的重估上，他将国祥的《槟城散记》、鲁白野的《马来散记》《狮城散记》与郁达夫的《马六甲游记》并置比较，凸显这些作品作为“地方经典”的价值。借助萨义德“东方主义”的批评视角，王润华指出：西方殖民叙事往往通过命名与简化，遮蔽了南洋复杂的族群与社会现实，把新加坡和南洋世界客体化。而《槟城散记》首篇《槟岛春秋》则通过本土/西方/中国多重叙事的交叉，主动转换视角，修正了殖民话语对华人经验的遗漏。这类“小叙事”式的地方散记，不仅回填了区域的历史与文化层累，也因进入教育系统而成为公共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一般研究者只聚焦单一作家或单一文类不同，王润华延续了其一贯的比较文学框架。他将郁达夫置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与南洋本土语境的交叉点，同时引入鲁迅、林文庆等人物作参照，凸显不同知识与文化传统的交织。他在材料选择上也避免“只研究某一文体”的局限，而是将散文、诗歌、评论并置比较，从而揭示郁达夫在南洋书写的复杂面貌。虽然对诗歌的分析略少，但这种“多文类”研究，使郁达夫的形象更为立体丰满，也为新马华文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范式。

总体而言，从郁达夫的《马六甲游记》这一“开端范式”，到邝国祥、鲁白野等人的地方散记，王润华始终强调：必须以本土经验为核心重构南洋书写，并通过跨语际（中/英）与跨文类（学术/散文/诗歌）的互证，确立南洋华文文学的知识论基础与叙事规范。

在“郁达夫的南洋再编码”议题上，王润华与黄锦树走出了两条不同路径。黄锦树以小说为实验场，将郁达夫作为原型，通过讽刺、荒诞和跨文化的虚构策略，颠覆了中国视角下的“典范化形象”，其美学诉求是建构一种“南洋华文文学共和国”。相比之下，王润华立足于新马文学场域，坚持实证研究，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重塑郁达夫的生命与文本形象，以凸显本土华文文学的特质。虚构与实证、颠覆与建构，看似相异，却共同推动了当代“郁达夫的南洋再书写”。

（作者为在读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