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心：昭南时期日本统治者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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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心：昭南时期日本统治者的宣传

文图·黄兰诗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有硝烟弥漫的沙场，也有宣传战这一无声的战场。1942年，日军在侵略、统治新加坡的过程中，除了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还费尽心机对民众进行了奴化教育与宣传，灌输“日本帝国是亚洲的解放者与盟主”的思想，企图使“原住民皇民化”。

日军将电影、照片、绘画、音乐视为宣传利器。1941年任大本营陆军报道部（负责陆军对内外宣传、报道）部长的谷萩那华雄认为，占领地实施“文化工作”最有力的是利用与视觉有关的电影、照片、绘画以及音乐进行。尤其是前者，富于形象性、感染性、直观性，在文盲居多的地方，使用其宣传会获得事半功倍之效。为此，日军在入侵马来半岛前就编印了大量宣传品，占领新加坡就成立了直属司令部的宣传班（后来编入军政监部总部）从事宣传工作，并且从日本征用了很多从事文学、绘画、戏剧、摄影的“文化人”加入其中以充实力量。本文以日军特别倚重的视觉宣传为例，看看昭南时代日军是如何利用这些利器进行“皇民化”宣传的。

宣传利器之一：传单

图1：日军针对马来人投放的传单，马来文字译为切断英国制造的锁链

传单易于大规模印刷和分发，可以通过空投、散发、张贴等方式，迅速传递到城市、乡村等人群聚集的地方，是一种十分简便、经济且有效的宣传工具，因此在二战期间被广泛使用。日军也将其视为心理战和宣传战的重要利器之一，日军参谋本部专门在东京设立绘制传单的机构，召集漫画家绘制传单。

日军针对马来人投放的传单，马来文字译为剪断英国军队使用的电线，砍断电线

日军入侵马来半岛后就大量投放针对马来人、华人绘制的传单，旨在蛊惑人心，挑拨离间，孤立英军，争取本地人支持。为了便于本地人理解和接受传单的内容，获得最佳宣传效果，日军设计的传单以绘画为主，结合文字，并且在画中融入了本地文化元素，使用了民众熟悉的语言和符号。例如，图1和图2中，从画面人物穿戴上让人一眼便看出画的是马来人，图上的马来文字分别是：“PUTUSKANLAH RANTAI BUATAN DARI INGGERIS”（“切断英国制造的锁链”）和“PUTUSKAN KAWAT YANG DIPAKAI OLEH TENTERA INGGERIS，POTONG TIANGNYA!”（“剪断英国军队使用的电线，砍断电线杆!”）。绘制者在这些传单下面的附注是:“使用对象：普通马来人；使用时间：开战前后；目的：激发反英厌战思想。”从画面效果看，即便不识字者也能看懂这是在鼓动马来人反对英国人，破坏英国人的电力与通信线路。

图3：日军针对华人发放的传单，对民众宣传反蒋介石政府、支持汪伪政府之思想

图3和图4则是针对华人散发的。图3台上讲话的人物，穿戴似侨领，背后则是汪伪政府的旗帜（与蒋介石政府的国旗相比，旗帜上端多了一个三角形布片），图上的文字是号召民众反对由英美支持的蒋介石政府，“务速认识世界大势，为乡国和平蹶起协力安民”，这显然是在挑拨华侨与蒋介石政府的关系，使其支持汪伪政府。图4则鼓吹商人要依赖日本、日货才能生意兴隆，传单左上角醒目的八个红色大字“依靠英国全本无归”，鼓动侨商与消费者抵制英国货物，依赖日货。

图4：日军针对华人发放的传单，两侧文字分别为依靠日本生意大吉和依靠英国全本无归

日军占领本地后，每逢重大时间节点，或发生重大事件，或做某种动员时，都会使用传单与宣传画，宣传其统治政策与日军的所谓辉煌战绩，对民众进行洗脑。以占领本地的前半年为例，1942年4月29日的“天长节”（日本天皇的生日）是日军占领新加坡后的第一个重大节日。日军将此视为令当地民众向“日本帝国与天皇”效忠的时机而大肆操办，在节前就编印了祝贺传单空投，到处张贴宣传画，制造声势，向民众灌输效忠天皇的思想，宣传“日本解放亚洲”论调，令民众感谢天皇与“日本盟主”。

图5：商店玻璃橱窗上的宣传画，标题为《学习吧，日语》

紧接着，宣传班又决定实施“普及日语运动”，促进奴化教育，将6月1日至7日定为“普及周”。为此，宣传班强行实施了很多措施，其中之一便是印制50万份的传单、宣传画，分发给本地与马来亚、苏门答腊的“政府机构”、学校、团体、交通机构、剧场、商店等来张贴。图5是张贴在商店玻璃橱窗上的宣传画，标题是《学习吧，日语》，图中画有一些日用品，物品旁边用日语片假名字母与罗马字标注了发音，随时随地向本地人灌输日语。

图6：日本政府主办的杂志《写真周报》中对日军在本地的宣传活动进行报道

统治者散发传单，一般是选择在集会时和闹市区进行，同时还会在“写真速报栏”、阅报板上张贴传单、宣传画与配有照片的“号外”，在街头举办移动图片展览。图6和图7便是日本政府主办的杂志《写真周报》对日军在“昭南”宣传活动的报道。编辑对于这些照片的说明是：

“即使看不懂难解的文字，但他们立刻就能从照片上加深对日本的认识，懂得新生昭和岛的崭新意义。”

图7：日本政府主办的杂志《写真周报》中对日军在本地的宣传活动进行报道

在获得信息的渠道完全被日军阻断的情况下，对于渴望知晓外界消息的人来说，传单与街头的宣传画具有很大吸引力。在宣传效果上，传单具有可保存、可传递、可反复阅读的特性。例如，人们可以将其带回家分享给家人和邻居，因此，宣传的覆盖面、持续力和影响力都很大。

宣传利器之二：电影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霸占了所有戏院，由宣传班监管。宣传班首先将戏院名称全部日本化，一律改称“剧场”或“馆”，如此改名的戏院达到30余间。例如，分别将“首都”“光华”“国泰”“皇宫”，改为“共荣”“兴亚”“大东亚”“大和”。各戏院的工作具体由日本“南洋映画协会”负责。

日军首先对本地人放映电影是1942年4月5日，观看者是当地报社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大概属于试映。4月29日是“天长节”，为了在其血腥统治之下营造节日的喜庆气氛，日军想恢复娱乐场所，宣传班因此于4月21日发出通告，指示停业的所有戏院、电影院、戏剧团与音乐班等，凡欲恢复营业者在23日到宣传班报告。在日军强迫下，这些场所在29日起恢复开放。自此，电影院门前逐渐有了人气。

6月日语普及周期间，日军开放大东亚剧场，放映日本的宣传电影，用日语进行各种演出，在昭南剧场上演日语儿童剧等。不过，日本拍摄电影的能力有限，适合用来宣传的电影更少，宣传班对于匆忙营业的电影院，一时无法提供像样的电影，只能放一些日本的新闻片和宣传片。电影院开了不放电影，自然无法营造“歌舞升平”的假象，因此，不得不允许放映已经禁止的美国电影，还有一些粤语、马来语等电影。芙蓉剧院（后来增加了大东亚剧院）则专门放映日本电影以慰劳日军。

对于新加坡等地的电影宣传工作，日本政府密切关注。1942年9月制定《南方电影工作要领》，就使用电影对以新加坡为主的占领地宣传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决定由“日本映画社”负责制作电影，“日本映画配给社”担任电影配给与放映工作。政府还设立了“对外电影选定委员会”负责选定占领地放映的电影。1942年10月设立“日本映画配给社昭南支社”，但实际启动工作是1943年1月。

至1943年1月，本地恢复上映的有15家剧场。其中放映欧美电影的7家、中国电影的5家、印度电影的1家，放映日本电影以慰劳日军或宣传用的2家。周一至周五放映时间是下午3点及6点两场，周末则增加下午1点的场次。1943年8月底，欧美电影被彻底禁止，日本电影完全取而代之。

日本统治新加坡3年多，输入的日本片近200部，大部分是故事片，少数是军事纪录片与新闻片；华语片10多部；上海“华影”的7部。从宣传的主题看，有炫耀武力，鼓吹“大和魂”的电影。例如：1943年2月为纪念占领新加坡一周年放映的《马来战记》，还有《空袭珍珠港》等；有攻击英美的电影，例如揭露美国奴隶制度的《奴隶船》；揭露英国罪恶鸦片贸易的日语片《鸦片战争》和华语片《万世流芳》；也有鼓吹“中日亲善”的，如李香兰的《支那之夜》。

图8：日据时期邮政储蓄部印制的电影票，用来招待储户（图片来源：《联合晚报》，1992年1月）

统治者还将看电影作为一种奖励与笼络的手段，印制招待券发给在日本机构或企业中的员工，赠送给响应其号召行动的人。例如，日军极度垂涎华人的财富，一侵占本地就有计划地血腥掠夺华人财富，强迫华人“献金”，接着又千方百计诱骗华人存款。图8便是“邮政储蓄部”印制的电影票，用来“招待”储户，鼓励市民存款。

日本电影是以日语放映，观众当然听不懂，日军就找本地人当解说员，在电影首轮放映前，先用日语、英语、粤语向他们说明影片情节、人物等，令其牢记。放映时，如果观众是华人，解说员便会坐在放映机旁边，用粤语通过麦克风讲述情节，解说必须在电影人物对话的间隙进行。据说，解说员的解说如果与电影“撞声”，便会挨揍。之所以会这样，大概是怕影响观众听日语，因为让本地人看日语电影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他们学日语。

宣传利器之三：纸画剧

纸画剧（又译为纸戏剧），日语称“纸芝居”，类似于过去民间的“拉洋片”“西洋镜”。“拉洋片”一般是在木箱上开个小洞，洞口装凸镜，观看者贴着凸镜观看箱中画片。日本的“纸芝居”也是用木箱作为道具，木箱一边完全开口，长宽一般8开左右，艺人将自己或画家所绘的画片按照故事情节的顺序插入开口处，图片正面是故事内容，背面是文字解说。艺人在向观众展示画面的同时，根据背面的文字讲述画面情节，讲完一张换下一张，直到把故事讲完。

据说，纸画剧是1930年前后在日本街头出现的。艺人最初是把木箱装在自行车后座，在街头展示图片，绘声绘色讲述图片内容，靠此吸引孩童买糖果。后来则以此为生意，向观看者收费。在电视没有出现、看电影属于奢侈消费的时代，故事情节引人入胜的纸画剧深受孩童的欢迎，使得这种街头“流动剧院”很快走红。据说，1935年前后的极盛期，仅东京就有两、三千个纸画剧商，每天有百万以上的儿童观看。

纸画剧的特点在于其制作简单、价格低廉，随时随地能够操作，并且一看就明白，容易产生共鸣，非常适合不习惯报纸、杂志、广播、演讲等媒介形式的儿童、农民、工人等。日本官方很快盯上了这一新兴的大众娱乐工具，并将此改造为社会教育的利器，用于宣传国家政策。由于具有上述特点，纸画剧这种宣传工具也被日军带到其占领地，用于对占领区民众进行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