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笔尖下的文化融合

尴尬的小插曲、误会与笑料，成了笔下最鲜活的故事素材。

他的人生，常常从一个“笑场”开始。误闯守夜茶席、被学生喊“ang moh”、在澳大利亚住不到五年就思念狮城——这些“乌龙”与意外，最后都变成书页上的笑料与故事。作为作家、广播员和儿童故事讲述者，尼尔（Neil Humphreys) 用幽默的笔，把尴尬写成传奇，把新加坡写成一座故事永远讲不完的城市。

故事1

白事灯火下的夜宵

1996年11月的某个夜晚，21岁的尼尔，带着对世界的无尽好奇和装满梦想的行囊，踏上这个陌生的国家。他从未想过，这一站会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尼尔在大学时结识了来自新加坡的大伟。毕业后，大伟邀他来新加坡，于是他带着2000英镑和一个行李箱，住进了大伟的大巴窑三房式组屋。第一晚，他因时差关系辗转难眠，凌晨两点多，独自出门找食物。

他漫无目的地走到一个灯火通明的地方，看似24小时营业的咖啡店。看到桌上摆了小吃和茶水，他毫不客气地坐下享用起来。然而几分钟后，他意识到原来是有人在办丧事，他吃的是给吊唁者准备的食物。

这场意外的文化碰撞让尼尔哭笑不得，也成为他初来乍到的一段“传奇”故事。这段经历后来收录在他的书里，每次谈起，都让许多人笑翻天。正是这种幽默而尴尬的经历，让他迅速融入这座城市，也成了他日后的创作泉源。

故事2

文字之梦的开始

尼尔是新加坡英文畅销书作家之一，至今已创作了32本书，作品以对新加坡的深入观察和幽默风格闻名。其中有记录他在新加坡生活经历的随笔，有儿童冒险故事，甚至犯罪小说等，通过旅居新加坡的外国人视角，介绍这里的独特风貌、情感和社会现象。

他说，以笔为生，纯属无心插柳。他自幼家贫，父母在他四岁时离异，他与姐姐由母亲独自抚养。11岁时参加学校的野外露营，是他首次出远门。露营结束后，老师要求学生把露营点滴写成感想文。

他以风趣又自嘲的笔触，描写了首次在外过夜的感想、对野外风景的细致观察、当时英国小学生流行的“接吻追逐”游戏等，还融入他对一个女孩的爱慕之情。这篇有别于其他流水账的感想文，引起了老师的注意，还特地让他在全校集会上朗读，结果在场同学听得入神，而且笑声连连。

“这让我意识到，文字有一种奇妙的力量，能够引发共鸣，带来欢笑，刺激思考。从那时起，我就爱上写作。”

他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主修历史和政治，以一等学位毕业。原想当教师的他，毕业后在股票行实习半年，尽管收入不错，却发现自己不喜欢与数字打交道。由于他既爱旅游，也想到海外工作，琢磨着先探访老友大伟再到香港找工作。没想到，不到两星期，他便在新加坡找到英文创意写作和戏剧教师一职，理所当然留了下来。

当他首次到一间小学授课，一些小女生脱口喊出“ang moh”时，他误以为是对老师的称呼，心中感到莫名的亲切，“我觉得这个称呼风趣而且很新加坡式，我蛮喜欢的。”

创意教学，是尼尔幽默感的延伸，他如鱼得水。在不同学校的教学经验，打开他窥探新加坡社会文化之窗。教学之余，喜爱足球的尼尔捧场丹戎巴葛足球队的比赛，加入足球粉丝俱乐部后，为俱乐部刊物免费写稿。机缘巧合，他的文章入了《海峡时报》记者的眼，邀他加入《海峡时报》，1999年起，他当了三年体育记者。

2002年，《今日报》邀他担任体育版主任，同时撰写体育专栏。他幽默的笔触、独有的切入点，赢得读者的喜爱，也让他在新加坡体育媒体界建立起名声，甚至有人“要我在报纸专栏上签名留念！”

故事3

袋鼠大国，南柯一梦

2001年，他发表首部作品《来自小小岛屿的笔记》（Notes From an Even Smaller Island），记录他在新加坡的所见所闻。此书大受欢迎，连续三年成为本地畅销书之一。

之后的2003年和2006年，他分别发表第二和第三部同类主题的书——《来自同个岛屿的涂鸦》（Scribbles from the Same Island）和《来自美好岛屿的最后笔记》（Final Notes from a Great Island）。

一个小国再怎么精彩，也跳不出面积的局限，新加坡许多鲜为人知景点都已收录其中，写作素材渐渐匮乏，“我连林厝港墓地都去了，觉得没办法再找到新的感想了。”于是，2006年底，他收拾包袱，与在国际学校当幼儿园教师的英国籍妻子，移居澳洲。

“这是个愚蠢的决定！第一个晚上，我们就很懊恼自己的冲动。”在那里的五年，他继续为新加坡的报纸撰稿，也成了一名父亲。育儿心得成了新的写作素材。

慢节奏的生活，激发他发挥创意。他勤耕不辍，成了多产作家，包括记录为人父经历的《做我的宝贝》（Be my baby: On the road to Fatherhood），关于足球的小说《假球风波》（Match Fixer）以及《超级吸血鬼》（Premier Leech） 。这些书籍渐渐让尼尔的名字走入东南亚和英国文坛。

《超级吸血鬼》获英国足球杂志协会4-4-2评为年度最佳足球小说。

“我从新加坡赚到的稿费，比我从澳洲报章得到的稿费还多，新加坡商家还赞助我尿片。”

尼尔说，澳洲是个适合观光旅游的国度，绵延的海滩、广袤的森林、壮丽的沙漠和繁华的都市一应俱全。然而，对于习惯了快节奏生活的他来说，澳洲的生活节奏缓慢，更因为腹地广阔而出行耗时。

于是他在2011年重归狮城，继续追寻他的城市节奏，既充满机遇又不失便利。

“我午夜梦回时想念的家，竟然是新加坡，所以我一定要回来！”

除了是事业的起点，也因为独生女玫瑰（Abbie Rose）在新加坡有机会念华文，还无需担忧她的安危。女儿今年已经17岁，能说相当流利的华语。

对女儿的成长，尼尔只坚持两点。第一是把华文学好，第二是不能太早交男友。他说：“我比典型的新加坡父母还怕输，我坚持她一定要念华文，其他科目则由她选择。” 他认为“兼通华文，才有优势”。

故事4

宛如24小时便利店的城市

“新加坡就像是一个巨大的24小时便利店，可能贵一点，但要什么有什么，触手可及，非常方便。”

尽管他在澳洲买了梦想中的房子和车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与妻子始终没有归属感。“新加坡有很多优点，尤其是对比许多国际大城市。尽管有时显得过于保守，但这里安全便利，没有肮脏街道、交通大堵塞、严重吸毒等问题。”

他如今家住盛港，想享受大自然的郁郁葱葱时，就在公园连道骑脚踏车；想欣赏文化表演时，不到一小时的地铁车程，就能来到剧院；穿着短裤拖鞋，步行几分钟就能到小贩中心，素食摊老板娘还熟悉尼尔的喜好，不用他开口点菜就已盛好。

周末，他到新报业媒体的FM 89.3电台兼职当广播员；平日偶尔到学府或机构办讲座，或出席出版社安排的签书和促销活动，或是边散步边自言自语，构思新书或新的媒体创作。热爱大自然的尼尔，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新加坡大使，以及黑猩猩保护专家珍古道尔协会（Jane Goodall Institute）副董事长。

这种时而简朴时而忙碌的生活，正是他所向往的。他说，由于出生贫困，自小就在一个朴实的多元种族邻里成长，所以他没有感受到强烈的文化冲击。更大程度，是他“厚脸皮”的自嘲、幽默和豁达的性格，帮助他迅速融入新加坡的生活。

故事5

幽默是创作的灵魂

选择耕耘文字，似乎与现代盛行风背道而驰。创作枯竭、人工智能取代、读者越来越少等几个顾虑，油然而生。

在创作方面，幽默是尼尔作品的重要元素。尼尔一直相信，幽默来源于对自身的调侃和对世界的观察。而且写作的秘诀在于捕捉那些不寻常的时刻，而非一成不变的日常。年轻的作家不要模仿他人，而是应通过自己的视角去观察和思考，把独特的体验转化为文字。

“在新加坡，我发现人们通常不太轻易自嘲，可能是因为这里的教育和文化一直强调‘第一’‘不能失败’。但我觉得通过自嘲和调侃，可以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建立一种温暖的关系。我常常在作品中分享自己在新加坡的各种趣事，比如误入丧礼，这能展示我的幽默感，还有对生活的观察。”

尼尔的书中，很多女人当家、坚强勇敢的情节，反映出他对女性的敬仰，“我的母亲、祖母、妻子和阿姨们都独当一面，而且能力很强，不是男人的花瓶。”

创意，可以被教吗？

“可以，但这需要一个人对周围世界的敏锐观察和持续思考。它就像是一种肌肉训练，需要不断地锻炼和挑战，才能越做越好。”

他坚持的是，不断适应市场的变化进行创作，“我会以八到11岁的小学生为主要对象之一，写更多吸引他们阅读的作品，且内容必须是原创、充满幽默感。”

故事6

再次走出狮城？

尼尔回忆说，数年前到冰岛旅行时，在超市巧遇新加坡人，“听到那口熟悉的新加坡式英语，突然觉得很亲切、很感动，我想，我是不会离开这里的。不过，如果女儿去其他地方念书生活，我会跟着去。”

作为“廿四孝”的父亲，尼尔对东方社会讲究的“孝道”，从嗤之以鼻到赞誉有加。这必须从他初到新加坡当创意教师时说起，一名10岁的华裔学生在作文里提到filial piety（孝道），说长大后要孝顺父母。“我心想10岁的孩子怎会知道孝道？然后我意识到，这是儒家文化的影响。”

起初，他对孝道持怀疑态度，觉得这种文化有点功利和交易性。就像一台自动提款机，父母投入多少，将来就向子女索回多少。“我不喜欢这种感觉，因为它与我接触的西方文化截然不同。在西方，我们更倾向于让孩子独立飞翔，不期待回报，养育孩子之后就完成了我们的责任。”

然而，当他看到大伟如何照顾母亲，如何不抱怨也不离弃时，他开始反思这种“生命循环”的观念：父母养育孩子，孩子长大后反哺父母。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支持，更多的是情感上的关怀。

“亚洲文化的孝道让我更多地反思自己和母亲的关系，也开始向她表达更多的关心和支持，回去探望她时，还学新加坡人一样给她钱。”

他说，在新加坡，“叔叔阿姨”是年长者的代号，“我希望这种尊重永远不会改变，因为这是亚洲文化中最美好的部分之一。”

Translation: Hong Xinyi

Neil Humphreys came from humble beginnings. Born in England, he was raised by a single mother after his parents separated when he was four years old. At age 11, a humorous essay he wrote about his first school camping trip caught a teacher’s eye. When he was asked to read his work at the school assembly, the rapt attention and rippling laughter from his fellow students were intoxicating.

“At that moment, I realised that words had a special power,” he remembers. “From then on, I fell in love with writing.”

He studied history and politics at Manchester University, where he made a Singaporean friend, David. After graduating and a short stint in finance, he gave in to his wanderlust and visited David in Singapore.

It was 1996, and Humphreys was just 21 years old. Jetlagged on his first night in Singapore, he ventured out of the Toa Payoh HDB flat where he was staying to look for a place to get food. Spotting what looked like a 24-hour coffeeshop, he sat down and helped himself to the snacks and beverages on the tables. Minutes passed before he realised that he had actually stumbled into a Chinese wake.

That was the first of many hilarious stories he would eventually tell about his life in Singapore. What was meant to be a short visit turned into a decade-long stay. First, he found a job here as a teacher. Outside of the classroom, he started writing for a football fan club, which eventually led him to a career as a well-known sports journalist.

By 2006, he had published Notes From an Even Smaller Island, Scribbles from the Same Island, and Final Notes from

a Great Island. He felt like he had explored every inch of Singapore. Maybe it was time for a change.

So, he decided to move to Australia with his wife. They spent five years there, becoming parents to a daughter. But the slower pace of life was hard to get used to, and it never felt like home. He missed Singapore a lot.

In 2011, the family returned to Singapore. Today, his daughter is a teenager who speaks fluent Mandarin, thanks to Humphreys’ insistence that she learn Chinese in school. For him, Singapore may be conservative, but it’s safe. Life can get expensive here, but everything from transport to food can also be accessed conveniently.

Nowadays, in addition to writing, Humphreys is also a part-time radio broadcaster, public speaker, and the Vice-President of the Jane Goodall Institute. His self-deprecating humour and keen observations of his adopted home have left a mark here. In turn, Singapore has also influenced his own growth.

He first heard about the concept of filial piety from a 10-year-old student here. Back then, the idea felt transactional to him — parents invested in their children, who would in turn support their parents when they grew up. This seemed at odds with the Western notion of letting children pursue independent lives, without expecting anything in return.

But over time, as Humphreys observed the practice of filial piety in real life, he realised that it was not so much about material support but rather emotional care. “That has made me reflect on my own relationship with my mother, and how I show her care and sup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