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草根岁月
——何国坚镜头中的历史记忆
文 · 徐伏钢 图 · 何国坚

何国坚近照
窗外雨声淅沥,室内灯光温暖。何国坚坐在沙发上,白发整齐,神情平静,耳朵戴着助听器,却丝毫不妨碍他谈兴如潮。86岁的他,说起摄影如数家珍,语气带着不动声色的倔强。
“我一辈子都在厨房里忙——左手炒菜,右手拍照。”他笑着说,话音未落,已从一只橘黄色的AGFA相纸袋中抽出一叠旧照片,一张张铺开在茶几上。那些泛黄的画面,如散落的记忆书页,静静躺在那里。墙上挂着他荣获英国皇家摄影学会博学会士的证书,周围是奖状、合照、展览剪报与多年的代表作,彩色的、黑白的,像一条悄然流淌的光影年表。
他指着一幅画面说:“这个场景,我等了半天,就为了让那个人正好走进画面。”语气像在说一道菜的火候,是耐心,也是运气。
镜头里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加坡:甘榜,码头,街头小贩,归家的背影。他并非猎影之人,只是在岁月里安静地按下快门。照片中无刻意构图,无摆拍修饰,却有一种深沉的真实与诗意。
“这些,就是那个时代的样子。”他说。光影未语,却胜千言。我们也因这些照片,得以穿越时光,那些旧日时光,就这样悄悄从照片里走了出来。
椰树光下的早晨
1960年代的樟宜甘榜,时间定格在一个静谧的清晨。地点是如今新加坡博览中心的前身——当年的樟宜十条石马打依干地带。那时,城市尚未崛起,高楼未及云天,这一带多是椰树林与棕榈树的世界,稀稀落落的几户华人住家错落于林木之间。

水喉边洗衣的女人
画面中,两位妇女正蹲在公共铸铁水喉边洗衣,清晨的阳光穿透浓密的椰叶,洒下斑斓而神圣的光芒,何国坚和他那一代的摄影人将之称为“椰树光”。这光,不张扬、不炽烈,却足以唤醒沉睡的大地,也照亮生活最朴实的角落。
当年,村中人家尚未通水,用水皆靠步行到这样的公共水喉处提回家。水喉水清凉甘甜,不收费,但人多时则须依次排队。提水、洗衣、聊天,这里不仅是生活的供水点,更是社区的社交场所与情感枢纽。
妇女的身影在逆光中显得沉静而坚韧,一人低头拧洗衣物,另一人提水倾倒,动作之间,岁月仿佛慢了下来。周围浓雾蒸腾,与晨光交织成一幅水墨画般的晨景。人物、树影、光线层层叠叠,构成了动静交融的视觉交响。
而今,这片土地已被现代文明彻底改写。新加坡博览中心拔地而起,成为东南亚大型会展地标。博览地铁站东西/南北线交汇,日夜车流不息。曾经的甘榜、树林、妇女洗衣的水喉,早已湮没在时代变迁中。但这张黑白影像,却如同一页泛黄的诗章,向我们缓缓诉说着属于新加坡草根岁月的静美和坚韧。
朝阳下的飞跃

廖广成教练的摔跤课
清晨,阳光洒落在丹戎禺码头旁的劳动公园,一片空旷的草地因年轻人的身影而热闹鲜活起来。照片定格的瞬间,两名少年腾空交错,肌肉紧绷、动作精准,如雕塑般定格在空中;而在一旁,白衣中年人神情专注,他正是新加坡摔跤界的奠基人——廖广成。
廖广成,上世纪50至60年代亚洲摔跤冠军,后担任新加坡国家队教练,是本地摔跤运动的拓荒者。他不仅技术高超,更以严谨与慈爱并重的教导方式,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代表国家出征的选手。在那资源稀缺的年代,他将一块块普通的草地与沙地变为训练场,用汗水和坚持开创了属于新加坡摔跤的辉煌时代。

摔跤课激烈而优美的场景
何国坚匍匐取景仰拍,巧妙避开背景的杂乱,将学员动作的动感与人物的紧张神情烘托得淋漓尽致。
远景中,芽笼附近的煤气缸和烟囱赫然在目,那是当年俗称“火城”的标志性建筑,记录着工业年代的城市边缘气息。远处一位骑车人停下观望,似乎也被这一幕激烈而优美的场景吸引,成为画面中不经意却极具意义的一笔。
三名学员或站或坐,认真观摩,神情各异,构图自然错落。这里没有空调体育馆,没有华丽服饰,却有最质朴的热爱与投入。在这片简陋的空地上,年轻人的梦想一次次摔打、腾跃,在教练目光的引导下,练就了不屈的精神和坚毅的体魄。
如今,这片土地已焕然一新,国家体育中心巍然矗立,而这段影像所捕捉的,不只是一次摔跤训练,更是一段属于草根体育、属于国家记忆的珍贵时光。那一跃之间,跃出了新加坡体育的雏形,也跃出了一个民族自立自强的姿态。
卸货声中的新加坡河
这是上世纪60年代的新加坡河畔,就在卸货吊臂将一网货物从舢板吊起、即将落向货车的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地点在今日克拉码头一带,靠近当年的水仙大厦街角转弯处。昔日,这里是城市物流的咽喉,是日常商品与人力最密集的流动之地。

克拉码头的装卸工
河面上,乌篷覆盖的木船紧密停靠着驳岸,船身陈旧但坚实,仿佛一位位默默无语的老工人,承载着来自世界的货物。大米、布匹、罐头、肥皂、香烟……这些高价值商品从远处靠岸的大货轮,通过小船顺河而上,运抵此处。河岸上,一辆辆印着“成丰”字样的货车正等待接应,卸下来的货物要么送入仓库,要么直接上车转运,城市的血脉就这样在河边悄然流转。
人物姿态各异,码头上都是华人面孔:赤膊的工人正操控滑轮,帽檐低压的搬运工弯腰驼背,货车旁的工头手握账本低声吆喝,旁边是几个抽空乘凉的老者。阳光照在斑驳的骑楼墙面上,也照在他们油亮的肩膀与岁月打磨的背影里。
那时候的新加坡河,是一条真正“活”的河。它不仅运输着货物,也承载着无数底层人民的生计与尊严。每一个肩扛麻袋的身影,都是时代的缩影。对比今日的克拉码头——彩船穿梭、游客如织、酒吧林立、霓虹闪烁——这一幕旧影如老电影般沉静而有力。
如果你现在走过克拉码头,看着水波荡漾、河畔酒杯交响,不妨闭上眼想一想,在同样的位置,曾有无数赤脚工人在汗水与码头声中筑起这座城市的物质基础。他们是最早唤醒这条河的人,用肩膀与汗水托起码头的黎明。
火烧藤篮 烟熏旧舟

美芝路岸边的修船工
这是上世纪60年代的美芝路海岸,独立桥畔的一隅。那时的新加坡还没有今日的高楼与码头吊臂,岸边的风景,是由一艘艘庞大木船和挥汗如雨的工人共同构成的。照片定格在一个火光与浓烟交织的时刻,一艘黑褐色的大船搁浅在沙滩上,仿佛一头沉睡的巨兽。而一位头戴白帽、身穿白衫的华工,正挥舞长杆,在船底的火堆旁小心操控,火苗如蛇信舔舐着船身,浓烟翻腾而起,场面既粗犷又诗意。
这些船只在海上长途航行后,船底常会附着大量贝壳和海生物,日久则腐蚀木材,导致船体漏水。于是,每隔一段时间,船就必须拖上岸来进行火烧除垢,并“把码”填补。“把码”是一种黑色沥青材料,涂抹在船身缝隙之间,既可密封,又能防水。烧灰不只凭力气,更凭火眼金睛,一点火候不到,便前功尽弃。
照片中那名正在烧灰的工人是画面中的主角。他动作凝练,眼神专注,仿佛掌控着火的灵魂。他脚下堆着几个藤编的火篮,火焰从中升腾,与浓烟共同构成这幅浓烈的黑白影像。身后稍远处,一名包头印度工人正在细致清理被火熏后的船体,光影落在他的背上,沉静而庄严。
这样的修船工,曾是新加坡港口最常见的劳动者。没有他们,就没有远航的船队;没有他们,就没有岸与海的通途。而如今的美芝路海边,已是高楼与办公楼林立,修船的火光早已消失。但在这幅影像中,那个挥舞着火杆的身影仍在记忆中燃烧,见证着一代底层工匠与海洋之间深沉而静默的契约。
比达达利回教堂
六十多年前的一个午后,阳光穿过稀薄的云层,洒落在实龙岗比达达利回教墓地中。回教堂在葱茏的绿树中半隐半现,宣礼塔挺立如笔,仿佛在天地间书写宁静与信仰,肃穆庄严。一旁高大的椰树则倾身入画,宛如一把高举的热带阳伞,与尖塔遥遥呼应,在空旷的天幕上勾勒出一幅奇妙而和谐的轮廓线。
照片下方,一队身着白衣短裤的马来青年正朝回教堂鱼贯而行。每人手持一支藤球棍,想来是即将进行比赛前,前来祈愿平安顺利的球员。他们的身影沐浴在斜照的阳光中,仿佛被时光照亮,为这幅静止的画面注入了特别的生机。
这座回教堂建于1932年,曾是这一带马来回教徒的精神依归。周围是一片低矮的甘榜住家,椰林婆娑、铁桶叠堆,都是那个时代最朴素真实的风景。这座回教堂已在2007年因城市重建而拆除,原址现已建成现代化的比达达利住宅区与兀里地铁站。但那份宗教的宁静与生活的真实,依旧在照片中自然浮现。

墓地中的回教堂
如今,国家文物局在比达达利纪念花园保留了墓地原入口和20位重要人物的墓碑,以纪念这里曾经是信仰与文化的交汇点。而这一刻的画面,在历史的帷幕中悄然定格——椰影低垂,塔影高耸,一队虔敬的步伐,踏着斜阳,向神圣走去。
他们走向的,也许不只是回教堂,更是族群记忆深处,那个尚未拆迁的精神家园。
(作者为本地前媒体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