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早期的工读制与合作社

半工半读 成绩突出

在1950年代，贫穷落后是马来亚（新马）社会的基本特征，所以高中毕业生升学率极低，恐怕还不到15%。大学生犹如凤毛麟角，令人羡慕不已，自然不在话下。

早期的南大学子，家境贫穷者为数不少。每月学费60元，加上住宿与伙食等，每月总开销大约需要120元。这是一般家庭负担不起的，即便是所谓“中等阶层”的家庭收入，每月不过两三百元。因此，南大在成立之初，半工半读即勤工俭学便成了许多学子的选项。工读生可分为两类：一类在校外当家庭补习教师，或其他兼职工作，以赚取部分学费为目的；另一类是在校为南大服务，成为令人羡慕的工读生。他们不需再到校外兼职，东奔西走，耗时又劳累。

南大当局洞悉当时的社会状况，所以早在1956年便创立工读制，用来协助优秀的贫寒学子。它明文规定：各院系学生凡家境贫寒者，学业成绩优良（考试成绩总平均分数至少70%以上），就可以申请成为工读生。工读生利用课余时间为校方工作，每月以60小时为限，每小时酬劳1元，每月可以获得60元，刚好用来缴交学费。此举大受学生欢迎，职位始终供不应求，申请人数远超所需名额。就我的记忆，最初仅有十几位工读生，分散在大学各个行政部门。这是社会人士无从知晓的南大生奋斗史实。

开学了，新生到教务处注册，总有工读生协助

根据《大学论坛》的记载，到了两年后的1958年，工读生人数增加至34位，大致分布如下：教务处（后改称注册处）6位、秘书处8位、图书馆5位、电器部1位、文学院3位、理学院1位、商学院4位、南洋研究室1位、成教班（先修班）5位。日后随着南大学生人数增加，工读生人数即略有增加，“而堆积在秘书处的申请书还有一大叠”，可见僧多粥少，竞争“上岗”非常剧烈。（见1958年3月30日《大学论坛》报道《本校工读制度实况》）按照校方择优录取原则，唯有家境贫寒、品学兼优者才有机会被录用。工读生一般上只准最多当三年，第四学年因为有毕业考试，一般都得“下岗”以免影响考试成绩。我在就读南大之前，是南大注册处职员，也仅当工读生两年半，就提前把机会让给更需要的同学了。

平心而论，工读制是南大历史的特殊产物，我觉得它比起早期北大的旁听生制似乎更好些。这是因为：一、工读生属于在籍学生，他们必须照常上课，完成作业，参加考试，最终获得学位；二、他们必须加倍努力学习，确保成绩一直优异，否则半途将失去这难得机会；三、有些工读生甚至名列前茅，毕业后先当助教，后晋级为讲师。可见南大工读制贡献不小，在培养学术人才方面，曾经起着值得称道的历史作用！北京大学早期的旁听制也曾闻名遐迩，因为有些名人当过旁听生，其中包括毛泽东、沈从文等人。旁听生不参加入学试，没有学籍也没有大学考试，只要获得校方批准、教授同意，就可以旁听某些自己钟意的课程，丝毫没有压力，显然轻松多了。

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众所周知，合作社是合作运动（Co-operative Movement）的产物，它可分为三种，即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与信贷合作社。在那个年代，合作社还是很新鲜的，不论哪种合作社，一般人都闻所未闻。然而，早在南大创立不久的1957年，“南洋大学有限责任消费合作社”竟然在南大学生会推动下诞生了。它初创的规模很小，贩卖部开始出售的仅是一些日常消费品，如生活用品牙膏、牙刷、肥皂、卫生纸、清洁剂；文具用品墨水、钢笔、稿纸、蜡纸、活页纸、笔记本子、试验报告纸；无需烹饪的食品如饼干、罐头等等。顾客除了学生，就是教职员工，人数众多，销路都很好，但仍然不能满足消费需求。后来所贩卖的商品范围不断扩大，数量也日益增多，就我所知，连信封、信笺、报纸、杂志、图书、邮票、车票都在合作社里出现，同样深受青睐。

早期合作社贩卖部就设在永祺大餐厅后面

或许值得一提的是：所售卖图书中，除了一些学生必备的参考书，还有一些大书店都罕见的文史哲新书。因数量有限，而大家又求知若渴，往往一两天就被抢购一空。我这个书虫对此最感兴趣，经常出现在“抢书”行列。至于巴士车票，从奎因街（Queen Street）往返云南园，是由绿色巴士（Green Bus）提供交通服务。该公司为了支持华文教育事业，减轻南大学生的经济负担，专供南大学生巴士优待票，值得点赞。

消费合作社采用半商业化的股份制，入股成员上有院长、教授，下有学生、职工，最早仅有千余股份，每一股份5元。该社共有11名理事，即主席、秘书、财政各1名，委员8名，都是由社员选出的义务工作者。

另有两名受薪职员，处理日常业务。合作社原始资本仅有5000多元，属于小本经营，学生会不断呼吁大家入股，以扩大资本。后来还面对一家校园内杂货店的竞争，理事们必须努力工作，任劳任怨，业务才能蒸蒸日上!（见1958年3月30日《大学论坛》文章《南大消费合作社访问记》）到了1963年，合作社全年营业额已经达到30万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相当于今日的3000万元以上。同年，合作社“新家”落成，由庄竹林副校长剪彩，合作社更上一层楼，后来改名为“南洋大学多元化合作社百货商店”。

合作社是南大学生会属下的自治组织，据《大学论坛》透露，1958年12月，学生会曾选派蔡崇语[1]到印度出席“东南亚大学合作与自助技术研讨会”，算是南大生首次出国取经吧。此后，合作社的生意越来越好，营业额不断增加，曾出现开学那周“一天卖千元”的营业记录。南大合作社的口号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含有舍己为群成分，充分体现了南大人独特的团结、互助、合作精神。它的创立与成功经营，或许也与注册处主任谢哲声教授有关。因为他作为国际著名的合作经济专家学者，曾在联合国任职，能给予合作社正确指导。据说马大（即后来的新大）学生也办过消费合作社，但很快就失败、收档了，这显然与他们缺乏奉献精神，经营不当密切相关。

必须指出，在1950年代，裕廊区还是个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大农村。最早时，云南园内仅有一家小到不能再小的杂货店（摊），而南大师生绝大多数是住校的，消费合作社自然应运而生。作为先驱者的南大合作社，为学生提供了有效而方便的经商实习平台，使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于他们日后创业或从商，应该有所帮助吧？此外，对于1973年成立的新加坡职工总会平价合作社（NTUC Fair-Price），似乎也应有启迪作用或历史意义。

注释：

[1]当年蔡崇语是会计学系三年级学生，后曾任我国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

（作者为复旦大学博士、资深教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