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校教科书是殖民地时代和新加坡建国初年几代华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它的流行与社会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不同。

作为新加坡华族文化遗产的一环，华校教科书是殖民地时代和新加坡建国初年几代华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凡是有上过旧时私塾，或进过新式学堂的华人，对他们读过的蒙学课本或现代教科书的记忆，是有深刻印象的。

早期的儿童启蒙课本（1819－1894）

在现代学堂出现前，新加坡的华族主要通过各种形态的私塾接受教育。这些附设在住家、店铺、庙宇、会馆或其他简陋建筑物内的私塾，没有固定的课程大纲和目标，也没有规范的教科书，而是由塾师决定教哪些内容，不外乎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传统的童蒙课本，附加一些算数、书法等课程。程度比较高的学生则有机会读到四书五经之类的经典。

现代学校的兴起与晚清教科书（1894－1911）

新加坡第一所现代学校创始于1899年，是一所女校，称为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1]这所由邱菽园（1874-1941）、林文庆（1869-1957）等社会贤达发起创办的女校，以后发展为英文学府，它的课程包括罗马化的马来文、华文、英文、算术、历史、地理、音乐和缝纫等现代学科的教育。跨入20世纪后，作为“中国海外教育一支”的华文学校，[2]包括养正学堂（今崇正小学）、广肇学堂（今养正小学）、应新学校、端蒙学堂、道南学校、启发学堂（今启发小学）等纷纷创立，这些新式学校的课程与课本，乃遵照清政府的学堂章程所规定的目标和大纲。

当时这些学校所用的课本，主要由商务印书馆编写和出版，包括修身、国文，以及珠算、笔算、历史、地理、伦理、科学、图工、歌唱及体育等。这些教科书的特色是注重灌输学生若干生活价值准绳，诸如尊孔、忠君、公德心、尚武精神、务实精神等，符合晚清政府对臣民的政治要求。

战前侨校的兴盛与民国教科书（1912－1941）

1912年，以共和为政体的中华民国成立。从民国元年至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伊始，中国面对内忧外患，政治环境极不稳定，主要事件包括五四运动、北洋军阀动乱、国共内战、日本侵略等，这些事件也影响了教育政策和教科书的内容。

这一时期，新加坡华校采用的主要是中国出版社出版、适用于南洋侨校的教科书，其内容自然深受这些政治事件的影响，亦呈现阶段性的特殊面貌。华校采用的一些民国教科书因含反日和反英的内容而屡遭英国殖民政府严查禁用。例如，1928年，殖民地政府已经禁用了一批反英的教科书。金文泰总督（1875-1947）任职期间（1930-1934），对华校教科书审查与禁用，更不手软。在1930年至1935年间，殖民地政府几乎每年都公布一批禁用教科书。仅仅是1935年，政府就公布了16家出版社的84种教科书、教学参考书为禁书。[3]

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复兴国语教科书》，初级第三册，1947年（新加坡国家博物馆馆藏，新加坡国家文物局提供）

总体而言，新加坡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华校，在二战以前所使用的教科书，绝大数量都由中国输入，教科书的编纂者均为中国知识分子或教职人员。主要的教科书出版者是创设于中国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它们编写的小学、初中与高中的教科书，包括了国文（国语）、修身、历史、地理、常识、公民、卫生、算术、物理、化学及生物等科，[4]风行东南亚各地。例如中华书局宋文翰（1894-1971）编写的《中华文选》八册，宋文翰、张文治（1898-1956）编写的《高中国文》，在本地华校多有采用，影响较大。这些教科书的内容，以灌输各种学科新知识和培养中国国民性格为目的，适合中国国内的学生采用。至于专为中国境外的侨校，特别是为东南亚一带侨校学童编纂的“南洋适用教科书”，则多依据以上海为据点的中华版《新课程标准适用课本》及商务版《复兴教科书》系列教科书为蓝本，改编而成，内容和中国国内教科书，大同小异。

这个由中国教科书垄断的局面，直到1936年，由本地华商创办的南洋、众兴、世界、上海等大书局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本土化教科书后，才得以突破。

新加坡版南洋教科书（1936－1957）

战后初期，华校迅速复兴，但却面对中国教科书短缺问题。1946年至1949年间，中国发生内战，社会动荡，严重影响了东南亚地区华文图书和教科书的供应。为了解决华校教科书的供应问题，[5]新加坡上海书局组织了一群战时流亡南洋一带、熟悉南洋情况的滞港文人和教育工作者，编纂了一套“南洋化”的上海“现代版”南洋教科书，以解决教科书短缺的燃眉之急。世界书局则出版了“世界版”南洋教科书，南洋书局也出版了“南洋版”教科书。

这些内容本土化或南洋化的教科书不仅由本地学校采用，它们也在东南亚其他城市的学校广受欢迎。这些南洋色彩浓厚的教科书，一般称为新加坡版“南洋教科书”。

新加坡世界书局和南洋书局也投入“南洋教科书”的编写和出版。一般而言，这些教科书的特色之一，是其内容的本土化色彩较中国版“南洋华侨适用”教科书为浓厚，且较顾及本地的课题。

战后的教育改革与马来亚化教科书（1951－1964）

战后初期的新马政治环境，与战前截然不同：在殖民地内部，有马来亚共产党的政治诉求、马来民族主义的伸张、马来亚联合邦的成立，人民开始关注政治，并逐渐投入民族自觉运动；在国际上，中国的政权落入中国共产党之手、东西方政治集团的意识形态冷战方兴未艾，华文教育和华校教科书的内容遂从民族教育课题提升到本土政治层面，结果催生了“教科书的马来亚化”运动。

“教科书的马来亚化”，是指英殖民地与过渡期的自治政府为了控制新马方言学校（主要是华校）的发展、推广英文教育而建立的一个新教育制度。其手段是通过改编华校教科书，削弱或删除战前教科书的中国意识教材，引进注重本土化色彩的内容，培养学生效忠居留地的情操。教科书马来亚化的实质，就是政府主导教科书的内容，由政府设立的教科书委员会制定各科课程标准，监控教科书的编纂、审定、出版和采用。[6]

1951年，马来亚联邦政府邀请中国教育专家方威廉（1903-1993）与联合国官员吴德耀博士（1915-1994）到新马进行调查马来亚的华文教育，并发表了《华校与马来亚华文教育报告书》（又称《方吴报告书》），开启教科书马来亚化的序幕。

1953年，首套马来亚化教科书——联营出版有限公司的联营版《国语》问世。此后，截至1956年为止，市面上出现的马来亚化教科书还有上海书局的“现代版”、世界书局的“世界版”、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的“中商版”、南洋书局的“南洋版”教科书，以及“联营版”。这些版本的教科书也包括语文和数理各科，特点是遵照新加坡、马来西亚政府教育部所拟定的课程标准编纂，内容以兼容华族文化和马来亚文化为中心，教学宗旨以培养效忠本地政治体系为目的。

华校教科书的最后身影（1965－1979）

新加坡共和国成立初年，在华校就读的学生约17万。当时的华校，除了英文（第二语文）科外，其他科目也主要是用华文教学，华文课本的市场还能吸引五大书局以外的出版社参与竞争，一时呈现百花齐放的景象。1979年以后，新加坡政府统一四种源流学校，全国学校以英文为第一语文，母语为第二语文教学后，华文教科书只剩下《华文教材》一种，华校教科书也随着华校的没落走入历史。

注释：

[1]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London: John Murray, 1923), 305-306.

[2]梁秉赋，《开智启蒙，薪尽火传：从华文教育到华文教学》，收入康格温、郑昭荣编《华文教育学会70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华文教育学会，2017），页96-97.

[3]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页206.

[4]崔贵强，《从“中国化”走向“马来亚化”——新加坡华文教科书的嬗变（1946-1965）》，收入叶钟铃、黄佟葆编《新马印华校教科书发展回顾》（新加坡：华裔馆，2005），页68.

[5]陈蒙鹤，《65年来华文书业在新加坡（1925-1990）》，收入《源远流长——上海书局65周年纪念刊》（新加坡上海书局私人有限公司，1990），页70.

[6]崔贵强，《从“中国化”走向“马来亚化”》，页70.

（作者为文史研究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前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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