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南洋旧时光里的两“书”一“会”
——《南洋年鉴》《星洲十年》和“南洋学会”
文图 · 章良我
![南洋年鉴](https://sfcca.sg/wp-content/uploads/2024/07/南洋年鉴-216x300.jpg)
![星洲十年](https://sfcca.sg/wp-content/uploads/2024/07/星洲十年-189x300.jpg)
读今人描写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来亚暨新加坡的南洋历史,发现其中许多史实都来自两本书《南洋年鉴》和《星洲十年》以及“南洋学会”出版的书籍与杂志。其实,相对于“东南亚”一词,“南洋”是一个旧词,其分界线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然而,在大众口味偏好“古早”的今天,旧词却颇受一些人的热衷与喜爱,于是便流行起来。
两书缘起
众所周知,《南洋商报》创刊于1923年。它原由陈嘉庚独自经营,1932年组成南洋商报有限公司,1937年由李玉荣接办,任社长兼总经理,董事会主席是李光前。《星洲日报》创刊于1929年,是胡文虎“星”系报章之一。这两份在新加坡出版发行的报纸先后于1939和1940年,分别推出两部巨著《南洋年鉴》和《星洲十年》,对东南亚历史的研究影响深远。《南洋年鉴》为16开本,共1500页,内容所述包括整个东南亚地区;《星洲十年》为大32开本,1300余页,文字所记偏重新加坡和马来亚。称这两本书为皇皇巨著,一点都不为过。(《南洋年鉴》在战后1951年又由南洋商报社出了第二版。)
据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号称华侨最高学府的暨南大学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主任刘士木在《南洋年鉴》所作序文,当《南洋商报》总编辑傅无闷计划编辑《南洋年鉴》时,曾商请刘氏主持其事,而刘氏因身体抱恙(心脏衰弱),未能允准。后来,主编工作就落在了南来的中华书局编辑部的郁树锟肩上。当时,《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两报之间互相竞争激烈。南洋商报社《南洋年鉴》的出版,促成星洲日报社决定编纂《星洲十年》。
《星洲日报》总编辑关楚璞在《星洲十年》序中记载道:“胡(昌耀)社长纳余议,呈诸董事局报可,乃特设编纂处,聘姚楠先生为负责编辑,张礼千、许云樵两先生为专任编辑,而本报编辑部同事郁达夫(文艺副刊主编)、钟介民(《星槟日报》总编辑)、张子斌、张匡人(地方版负责编辑)、李葆贞(女士、英文编辑)诸先生及外勤诸同事,均与余分负编撰、调查、校阅之责,计阅一年而书成。”
上述名单中的姚楠于1935年1月乘搭英国邮轮,从故乡上海来到新加坡。他当时受雇于制造飞虎牌油漆的上海振华公司,被公司外派南来新加坡,先期下榻位于牛车水摩士街20号的代理商行永安祥号的二楼。姚楠本人在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曾经工作过,南来之后工余给《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投稿撰文,最后成为东南亚历史的研究者。他在日军南进、兵临新加坡本岛的1942年1月底,与郁达夫的儿子郁飞,乘搭同一条船,离新北返,辗转回国。
根据姚楠本人的忆述,负责编辑《星洲十年》的人选最初也是刘士木。然而,“士木先生既已不愿主持编纂《南洋年鉴》,当然也不会同意到《星洲日报》去编《星洲十年》”,于是曾经与他有同事之谊的姚楠就被推荐去担任《星洲十年》的责任编辑。《星洲十年》编纂处于1938年冬成立,姚楠在1939年2月才正式参加工作。“因为其他几位编委各有重要任务,只能提供一些资料,或者充当顾问”,姚楠就报请社长批准,增加两位专任编辑来充实编纂处的力量。这两位就是姚楠委托中华书局经理徐采明推介的张礼千和许云樵。
再续前缘
在《星洲十年》出版后,编纂处并没有马上被撤销。在姚楠的建议下,星洲日报社在《星洲日报》于1940年2月推出两种副刊,由姚楠总其事,许云樵负责编辑《南洋史地》版,张礼千负责编辑《南洋经济》版。两种副刊每天轮流出一期,各占用半版篇幅。
《南洋经济》前后出了30期,《南洋史地》共出了42期(1940年5月30日停刊)。1940年6月7日,新副刊《南洋文化》版发刊。星洲日报社还成立了出版部,由姚楠任主任编辑,许云樵和张礼千仍任专任编辑,除了编辑《南洋文化》版,日出一期外,还计划编辑《南洋丛书》。不幸的是,由于报社内部人事更迭,星洲日报社出版部成立仅两月,《南洋文化》仅出了38期,就落得一个前者遭解散、后者被停刊的结局。
阴差阳错的是,由亚洲华人主持的第一个东南亚研究学术团体——南洋学会却在同时期创办。1940年3月17日,在大坡余东璇街南天酒楼,南洋学会宣告成立。在七名创始发起人中,除了在新加坡的关楚璞、郁达夫、张礼千、许云樵和姚楠之外,还有在槟榔屿的刘士木以及在中国的李长傅。首批会员中还包括新加坡的陈育崧、韩槐准以及中国的朱杰勤等。七位发起人都成为南洋学会的首届理事,姚楠被推选为常务理事。这7人中,大多数都是《星洲日报》的同人,其中的刘士木、李长傅和姚楠又是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的前同事。
南洋学会成立后,即以姚楠的寓所中峇鲁永丰街61号二楼为会所,租用邮政信箱709号。《南洋学报》创刊于1941年6月,主编是许云樵,他一直把学报编到第13卷才告引退。日本侵占新加坡时,南洋学会随北撤的姚楠迁至中国后方,继续进行学术活动。学会会址设于姚楠在重庆的寓所山洞和尚坡“漱石山房”。在商务印书馆的大力支持下,重庆时期的南洋学会出版了丛书八种,以及《文史杂志》南洋专号一辑。
二战结束后,南洋学会于1946年又迁回新加坡。南洋学会成立时,全名定为中国南洋学会,英文称作The South Seas Society Singapore,简称SSSS。后来由于情况的变化,中文名称也有所改变,成了今天的新加坡南洋学会。
参考文献:
[1]姚楠:《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新加坡华人对东南亚研究的开拓工作》(吴伦霓霞、郑赤琰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亚洲之海外华人》,香港中文大学,1989)。
[2]姚楠:《星云椰雨集》(新加坡新闻与出版有限公司,1984)。
(作者为本地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