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理从文,任君另闯一片天
文 · 齐亚蓉 图 · 受访者提供
父辈故事
上世纪30年代中期,20出头的林汉森在婚后不久即离开祖居地广东潮安,前往马来亚(今马来西亚)讨生活。九岁失怙的他曾读过几年私塾,除了一身的力气,几乎所有的杂务他都能应付自如。在马来亚当了几年店员之后,他南下新加坡做起了自己的小生意。挨过日治时期(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9月12日),他已成为三个孩子的父亲,他们一家大小在芽笼416号(今阿裕尼路跟芽笼24巷之间)一间租来的屋子里安居下来。
日本人投降后的第四个年头,汉森迎来了自己的第五个孩子——他给这个和平年代出世的第二个男儿取名任君,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他的膝下又多了三个儿女。
挨过饥受过苦的汉森对生活没有太大的奢求,他相信多子多福,更相信教育的重要。
“只要孩子们将来有出息就好。”他尽自己的所能让孩子们衣食无忧并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但对他们的要求也颇严格,比如放学回家后不许他们到处乱跑,以免受到不良影响(当时有私会党在芽笼一带活动)。
他喜欢读报,家里订有《星洲日报》,孩子们自小也就养成了每天读报的好习惯。
如果给这位父辈的故事来张插图,报纸当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公教时光
任君有关人生的最早记忆,可追溯至他上幼稚园的时候。父母为他报读的卫理幼稚园靠近住家,在那里,他学会了算术,也认了不少华文字。回到家里,这名学龄前儿童除了在屋前的空地上跟邻家小伙伴玩玩打弹珠或球类游戏及在附近闲逛外,并没有其它的娱乐。
7岁那年(1956年),母亲听说公教是所好学校,便带他去参加入学考试。虽然未曾学过英文,但他因算术跟华文皆获满分而顺利进入这间中英文并重的名校,为期12年的公教时光由此开启。
位于坡底(今市政区)奎因街8号的公教小学离家很远,加之交通不便,读下午班的任君每天都得早早出门跟别人拼车,但这在他看来何尝不是一种乐趣。
而最为令他感到开心的,是小四那年遇到陈创守老师。
满目慈爱的陈老师担任他们的级主任兼教华文,他不但教学有方,且不辞劳苦带学生去郊游,去参观课本上教过的名胜地。这种户外教育对甚少走出家门的任君而言,无异于为他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他的眼界骤然开阔起来。
小学毕业后,任君继续留在公教读中学。由于教室不足,直至中三那年,他跟同学们才“升上”马路对面(奎因街222号)的中学部。
此时的任君遇到了又一位对他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良师——班主任兼教《中华文选》的黄伟光老师。黄老师貌似威严实则和蔼可亲,讲起课来娓娓动听,深得学生们喜爱——其个人魅力跟《中华文选》的魅力相互交融,似一股清冽的甘泉,滋润着少年任君的心田。此时的任君虽然对理科更感兴趣,但华文课显然是他的最爱。每天,每天,他贪婪地吸取着养分——中华文化的精髓,古今中外的智慧。少年任君的天空出现了一道彩虹,浅浅的,淡淡的。
与此同时,他也交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中四那年(1965年),他的同学陈圣端接受同座许嘉煜的提议,意欲接棒前一届学长龚万宝办了一期的文艺刊物《公教学生》,更名为《学文》,任君跟另一同学何人雄加入,成为发起人之一。这一年的2月15日,《学文》四人编辑组成立,后来,吴惠川、黄强、黄树信、王康美、刘启光、谢敬贤等六位同学相继加入,编委会成员增至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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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文》编委会成员合照于1966年(前排右二为林任君)
升上高中后,数理成绩突出的任君被编入理科班,并成为所在班(高一B班)班长,那是1966年。
就在这一年的3月31日,筹备一年余的全校性文艺刊物《学文》创刊号出版。
《学文》创刊后,得到全校师生尤其张世典校长的大力支持,当年顺利出版四期。由于投稿不限年级,低两三届的同学如多年后在华文报刊写专栏的吴伟才、姚忠在及刚刚卸任总理的李显龙都有好文刊登。次年的“革新号”(第五期)出版后,首届编委功成身退,交棒下届学弟。直至今日,《学文》的香火依旧在公教学子的手中缭绕。
交棒《学文》后,这群才华横溢的少年又在当年(1967年)推出了他们的高二毕业刊,该毕业刊设计新颖,编排独特,成为后来历届公教学子尊崇的典范。
《学文》与毕业刊于任君个人而言,其意义则更加深远。
人生转折
高中毕业后,《学文》原班人马各奔东西,但大家并未失去联系。由于对办杂志意犹未尽,热情不减,当远赴澳洲攻读美术的曾德阶同学(《学文》及高中毕业刊设计者)倡议创办一份以大专学生和知识界为对象的综合性刊物(取名《猎户》)时,很快便得到大家的支持与响应。
1968年下旬,《猎户》进入筹备阶段,发起人曾德阶负责策划和设计,陈圣端担任主编,刘启光负责业务及广告,他们三人成为《猎户》的灵魂人物,其他编委大多由67届公教学子组成,林任君为编委之一。
任君高中毕业后被新加坡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前身)录取,由于会考成绩优异,他获准直接进入大学二年级读理科。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理工男的心很快便被《猎户》俘获。这一时期,对任君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就读南大政治与公共行政系的陈圣端。
圣端是《猎户》的军师,也是大家的“精神导师”,他把学到的大量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及术语用于《猎户》,通过邀稿、采访、专访、座谈会、社会调查等方法部署题材、组织稿件,令任君大开眼界。
1969年6月,《猎户》创刊号问世。其大胆前卫的封面设计及不拘一格的版面编排令人眼前一亮,但凡看到,谁人又能忍住不去翻阅?但凡翻阅,哪个又能忍住不去思考?就像此时的任君,反复翻阅不断思考的同时,他的眼前出现了一扇大门。推门而入,他发现了一个由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构成的“美丽新世界”,这个世界令他沉迷、沉醉,他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不久之后,他做出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决定,那就是弃理从文。
次年,他离开新大,成为南洋大学政府与公共行政系一年级的一名“新生”。
进入南大的任君在兼顾学业的同时跟大家一起继续经营《猎户》,一年后第二期出版,再一年后第三期出版。自此,这份凝结着67届公教学子心血的刊物因各种主客观因素步入历史,但文字与出版的星星之火已在任君的心中点燃。
投身报界
1973年,任君大学毕业,获荣誉学士学位的他在服过两年半兵役之后成为一家私企的行政人员。
1977年2月,他被《星洲日报》录用,任职国际新闻组翻译员,虽然薪水减去不少,但他脚下的步履轻快了很多。
1983年3月,《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合并为《联合早报》(同时也出版《联合晚报》),任君升职为《联合晚报》国际新闻组副主任。此后,他一步一个脚印,从《联合早报》国际新闻组主任(1984年8月)
到采访主任(1986年3月)到执行编辑(1988年7月)再到副总编辑(1992年4月)。1993年年底,他被委任为《联合早报》代总编辑,1995年1月,他任职总编辑。
从《学文》到《猎户》到《星洲日报》再到《联合早报》——他的弃理从文、他的义无反顾、他的敬业乐业,除了兴趣爱好,更多的则是一种责任与信念在推着他一步步前行。这种责任与信念就是传承华族文化并使其在本地得到发展。
掌管《联合早报》之后,他心中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正值壮年的他愈加勤勉,虽日理万机,但他事必躬亲,常常夜里两点多才离开报馆。
历经磨砺的任君不但更脚踏实地,他的眼界也更开阔且具前瞻性,可说是立足狮城,心怀天下。
在他的主持下,早报在1998年、2003年及2008年庆祝75、80及85周年报庆时,分别举办了三次堪称经典的跨界文化论坛,所邀主讲人皆为跨国文化大师。
此外,他还主持早报率先上网(兼任“早报网”主管),使其成为少数获准在中国发行印刷版及网络新闻的外国媒体。
除了全面主持报馆的日常工作,他的评论(有关时事及媒体)从未有过间断的时候。
2012年6月,他任职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总编辑至2015年2月退休。
离开报馆
离开报馆的任君并未闲下来,他跟他的那群老哥们早就计划着重逐旧梦——编一份中四毕业50周年纪念刊,全称为“五十回首——公教中学一九六五中四毕业班五十周年纪念刊”。
这份刊物自筹划至2015年年底出版,《学文》原班人马全程参与。这一次的主编自然落在任君身上。但其实,除了主编,他还是主笔。加上序言及编后语,他的文章多达十篇,篇篇至真至情,功底之好令人叫绝。
2021年伊始,早报为他在言论版开了个专栏,取名“四面墙外”,每月一篇。首篇《二零年目睹之怪现状》刊于2月12日,那天适逢大年初一,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早报之前从未有过除夕及初一开工的先例)。
除了早报专栏,他也在《怡和世纪》发表文章,还给同事及朋友写序,但他无意写回忆录,更无意出书。
2022年,早报筹备百年庆之际,社长李慧玲决定为这位“老总”(前同事对他的昵称)出本书。来自“老东家”的好意他倒是乖乖接受了。《老总终于出书了》,是序文,也是慧玲及同仁发自心底的欢呼。
2023年6月,林任君选集《世事任君谈——报人生涯一得之愚》问世。700余页,绝对够分量。
后记
得知林任君之大名是他出书后的事,但直至2023年年底在何乃强医生的新书发布会上首次碰面(比邻而坐)之后不久,方知晓他曾位居早报高层。后知后觉很多时候并非坏事,不然那天上台分享时可能就不会那般收放自如了。
甲辰龙年春节前个把月,因故空出一个多星期时间,贸贸然发信息给他,想着若他借故推辞抑或时间不配合也就作罢。
两天后,准时前来接受采访的他留给我的时间仅仅一个多小时,笔谈世事言无不尽的他,言谈间的轻描淡写无人能出其右,似乎岁月未曾给他留下任何印痕,亦或所有的印痕都已被轻轻抹去。这个早报曾经的掌门人,他的世界怎可能如此云淡风轻?这个曾经阅人无数的媒体工作者,他怎可能不知晓一个小人物的诚惶诚恐?唯一的解释是他内心的淡泊宁静——就让这位谦谦君子好好享受“采菊东篱下”的悠然自得吧。有了《五十回首》里他真性情的一面,我的人物专访定当一如既往鲜活而生动。
感谢何乃强医生!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冰心文学奖首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