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一代华社领袖黄祖耀

2024年2月3日凌晨，华社领袖黄祖耀与世长辞，享年95岁。这一突出其来的消息让整个华社陷入了沉重的悲痛之中，无数人对他的离去感到悲伤。停灵期间，有数千人前往兀兰永念堂悼念，包括他的员工和客户，以及来自政界、商界和华社的领袖等。2月7日出殡日，更是有约千人聚集在大华银行广场中庭，送他最后一程。

在社会潮流风起云涌的时代，有一些人，他们的名字不仅仅代表着一家企业或者社团的成功，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一种精神的代表。然而，当他们离我们而去时，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社团的领袖，更像是告别一个时代，一种精神。

黄祖耀正是这样的一代华社领袖，他为本地华社尽心尽力服务几十年，先后担任金门会馆主席、福建会馆主席、中华总商会会长、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主席等本地重要华社组织的领袖。特别是他作为宗乡总会的创会主席，担任主席长达25年，将这一本地最重要的华社领导机构发展壮大，开启了华社的一个新时代，可以说是整个华社公认的领袖人物。

黄祖耀所展现出来的坚韧的创业精神，卓越的领导力，非凡的个人魅力，以及无私的奉献社会的精神，将会永远成为后辈的楷模和榜样。为了缅怀黄祖耀主席，本期杂志访问了三位曾与他共事多年的华社前辈，他们在与这位华社领袖数十年共事的岁月中，共同经历了本地华社的发展，也更深刻地了解他的工作和个人品格。在他们的回忆中，我们可以更直观地看到黄祖耀独特的个人魅力和领导风采。

冯清莲：创办宗乡总会是他的使命

2004年的春到河畔，时任副总理李显龙伉俪（前排右左）来春到河畔参观，黄祖耀主席（前排中）、方百成（后排左）、林文丹（后排中）和冯清莲（后排右）与他们合影

冯清莲曾担任黄祖耀的特别助理长达37年（1977-2014），回忆当年宗乡总会的创办过程，她表示1980年代成立宗乡总会是大势所趋。因为从1970年代开始，包括黄祖耀在内的很多华社领袖都感觉到新加坡越来越西化，学校里的教学多是用英语，在工作中，甚至在家庭中使用英语也越来越普遍。黄祖耀曾在开会时提到，他在自己家里发现，跟孩子还可以用华语沟通，但是到了第三代，就多是用英语沟通。他认为如果新加坡华社不积极下功夫来保存我们的文化、语言，那么新加坡社会就会有很大的改变。新加坡需要一个机构来推广华族文化和语言，他认为这是一个使命，是有意义的，也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1984年12月2日，由福建会馆、潮州八邑会馆、南洋客属总会、晋江会馆、广东会馆、三江会馆、福州会馆、琼州会馆及惠安公会联合发起主办了“全国宗乡会馆研讨会”，来自全国185个宗乡组织的665名代表及其他37名社团代表和个人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次研讨会提出了十大建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成立全国宗乡会馆联合总会。1985年12月9日，宗乡总会注册成立，黄祖耀获一致推举担任主席。冯清莲认为，虽然创办和组织这样一个大机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对黄祖耀而言，创办宗乡总会并不是具有很大挑战的事情，因为总会的宗旨是领导宗乡会馆，弘扬华族文化与价值观，在他看来这是使命所在，背后也有七大会馆的支持，很多会馆都积极参与早期的活动，不少华社领袖也帮忙做事情，甚至一些华社的文化机构也热心地支持和参与总会的活动，他得到了财力和人力上的支持，对总会的前途也抱着很大的信心。再者，宗乡总会也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每次有大型活动，都会有部长出席。基于这些原因，黄祖耀在宗乡总会的工作是轻松愉快的，他深信在大家的支持下可以把这个组织搞好。

在冯清莲看来，黄祖耀在主持宗乡总会工作时心情是愉悦的，而真正让他感到烦恼和备受压力的是他担任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的那段时间。1970年，他被委任担任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那个时候新加坡的社会环境已经和1950年代南大创办时的情况大不一样，越来越多的父母将孩子送去英校，华校生越来越少，南洋大学的学生数量也逐年减少。政府也看到南大需要改革，于是跟理事会讨论南大的前途。那一段时期黄祖耀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一方面他作为华社领袖，参与过南大的建设发展，从情感上来说他希望能够保留南大；另一方面，从理性的角度考虑，他也深知如果不做出改变，南大只有死路一条。然而南大的生死存亡，他无权决定，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政府手上。如果选择合并，还可以保留南大精神，为国家继续做贡献，最后他接受了政府的建议，南大于1980年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这件事也成了他的一个心结。

一直到1991年，南洋理工大学成立，他的这个心结才逐渐解开。也正因为如此，黄祖耀对南洋理工大学有很深的感情。2004年，他受委为南洋理工大学名誉副校长，在南洋商学院设立了一项奖学金，资助修读金融研究生学位的学生。此外，大华银行也于2015年推出“黄祖耀未来领袖奖”（Wee Cho Yaw Future Leaders Award），资助国大和南大有需要的学生。

蔡锦淞：他的离去象征着一个时代的落幕

宗乡总会创会秘书长蔡锦淞自宗乡总会成立开始，直到2005年退任，与黄祖耀共事近20年。回想创会之初，他说：“成立之初，宗乡总会处在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既没有会所，也没有资金，也没有一个很好的秘书处。但在黄祖耀的领导下，克服了重重困难，使得宗乡总会成功步入轨道。”

除了硬件设施上的不足外，宗乡总会成立之初各会馆担心总会会取代各会馆。黄祖耀一再强调，宗乡总会无意合并小会馆，也不应该成为另一间大会馆。其成立的目的是让新加坡各会馆一起合作，做一些个别会馆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或者活动。在他的努力下，再加上宗乡总会以实际行动来协助各会馆，让各会馆逐渐打消疑虑，加入总会，总会的会员数量稳步增长。

蔡锦淞认为黄祖耀是一个很有远见，并且很敏锐的人。作为宗乡总会的秘书长，他也同时担任总会执行委员会的主席。执行委员会每年要做出整年的活动计划，提交给以黄祖耀为首的理事会批准。他还记得有时候即使他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黄主席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也会让他措手不及，而这个问题也往往是直中要害的。然而如果是经过理事会批准的各项计划，他就会放手让执行委员会去做，不会过多的干涉。

除了将宗乡总会发展壮大外，黄祖耀在他任内的另一大贡献是联合宗乡总会和中华总商会在1992年创立华社自助理事会，他担任华助会信托局主席长达20年，带领华族社群帮助弱势家庭自强自立。

华社自助理事会成立时，黄祖耀主席（右坐者）和时任华社自助理事会主席黄根成（左坐者）在课室里重新体验当学生的感觉，后排左二为蔡锦淞

蔡锦淞认为，老一辈华社领袖都很自觉地推动慈善、教育等公益事业，他们很多是受华文教育，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从心底里自发自觉地为社会做奉献。在与黄祖耀共事的过程中，他学习到很多，也有幸参与了不少活动。黄主席一直很鼓励和支持他的工作，很少有批评的意见，在他的记忆中，仅仅有两次对他的工作提出一些劝告，主要是提醒他在涉及一些敏感课题时需要特别的谨慎。

蔡锦淞说，黄祖耀在私下里也是一个非常细心温暖的人。他常常对朋友表示关怀，有时候做的一些小事，能让人感觉到他的细心。日常的问候，也能让大家感受到温暖。在与黄祖耀共事的时候，偶尔他有生意上或者国外的朋友来访，都会在大华银行顶层设宴招待，也会邀请宗乡总会的一些理事或者华社的其他同僚一起参加，偶尔兴起，还会一起唱唱歌。他还记得黄主席的成名曲是《潇洒走一回》和《月亮代表我的心》。即使在他退任之后，也会邀请一些老朋友相聚。

黄祖耀主席从宗乡总会退任后，还常邀请老朋友相聚（左为黄祖耀主席，右为蔡锦淞）

而最令蔡锦淞感动的是，当他在生意上遇到挫折，想要辞掉所有社会职务时，黄祖耀反而劝他不需要这样做，因为他并没有犯什么错误，生意上的起落大家都会有，他自己也不是没遇到过。而当他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黄主席也尝试帮助他，这让他非常感激。对于他的离世，蔡锦淞感慨良多，他认为这象征着本地华社一个时代的落幕。

方百成：凝聚华社是他最大的贡献

作为宗乡总会创办至今仍活跃在总会的元老级人物，方百成见证了宗乡总会近40年的发展历程。而他和黄祖耀的接触可以追溯到他读中四的时候，当时他担任中正中学中四毕业刊的主编，刊物编好后他送去大华银行给时任中正校友会主席黄祖耀看，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黄祖耀办公室的样子。

1980年代，方百成在戏剧届前辈刘仁心的引荐下加入福建会馆，当时刘仁心告诉他，黄祖耀主席说现在华文华语的东西逐渐沉寂了，想要有年轻人进来做点事情，不要让华文就此没落。于是，热爱艺术的他召集几个朋友在福建会馆办起了福建文化艺术团，开始招收学生，办起了儿童教育，反响热烈，学生人数逐年增加。

方百成也参与了宗乡总会的筹建工作。他认为黄祖耀对宗乡总会的影响非常大，早期宗乡总会没有办公场所，就在福建会馆二楼辟出一间办公室作为宗乡总会的秘书处。后来，宗乡总会要寻找属于自己的办公场所，部长也亲自帮忙寻找，最终找到了大巴窑现在的会所。而宗乡总会最具代表性的重要活动之一“春到河畔”，当年也是由黄祖耀发起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春节庆祝活动推动华族传统文化。他在任时每年也会亲临春到河畔现场。

在方百成看来，黄祖耀对华社最大的贡献就是凝聚整个华社。他在华社非常有威望，大家都很信服他。在他任内，宗乡总会开发了很多活动，比如春到河畔、中华语言文化基金等等，这些活动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并且可以让整个华社有一种向心的力量，不会一盘散沙。现在回头来看，宗乡总会的成立是非常有意义的，不管对整个华社，还是对我们的国家，都有深远的意义。华族作为我国最大的种族，人数众多，国家的一些政策可以通过宗乡总会向华社传达，政府和民间不会造成误会，能让国民安心。

方百成说：“黄祖耀私下是个非常和气的人，在开会时常常征求其他人的意见。”令他记忆犹新的是，偶尔开会时黄主席会询问他：“你说这样对不对？行不行？”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能这样虚心地询问下面的人的意见，从这里就能感受到他会尊重别人的意见和想法，这也是令人敬佩的地方。

（作者为本刊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