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音乐交流的使者杨秀伟

在新加坡的华乐圈子中，有一位音乐工作者是不应被忽略的，那就是杨秀伟。我和秀伟结缘，应该是在80年代初。那时候他的嘉兴企业专门出售乐器，我也会到他的乐器店里购买乐器，虽然并不是很熟络，但知道他在华乐圈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时候的嘉兴企业，店里除了售卖乐器，还有许多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唱片、乐谱和音乐资料。除此之外，音乐会讯息、音乐会海报，甚至音乐会入场券，也可以在嘉兴买到。我的一本音乐评论集《余韵》也托他在店里帮忙售卖。

杨秀伟以及店员——夫人钱凤鸣和她的妹妹，待人和蔼可亲。有时也看到一些学生或乐手在店里谈天，嘉兴成为音乐爱好者喜欢聚集的地方。钱凤鸣是一位音色优美、有实力的女高音。80年代还曾为新加坡作曲家协会录制的“新加坡歌曲创作集”（卡式录音带）演唱我创作的一首歌《不知道为了什么》。

多才多艺自通不同乐器 

杨秀伟出生于1954年。他于1967年中学时代就参加学校铜乐队，学习打击乐。后来应乐团的需要，又学习了许多不同的乐器。华乐方面，他深受哥哥杨秀钦的影响。杨秀钦是琵琶演奏家，也是吴奕明父亲吴膺赞（又名吴继宜）的学生，学习潮州音乐和琵琶。

和许多在那个年代成长的人一样，当时在新加坡很难找到老师，秀伟演奏的华乐器如笛子、唢呐、低音提琴、打击乐，甚至作曲和编曲都靠自学。天资聪颖的他很多乐器都是一学就会。中学时代，他加入了教育部属下的青年华乐团，团员是各个中学里筛选出来的华乐精英，演奏水平极高。后来许多团员成了华乐界中的佼佼者和领军人物。

1968年秀伟加入国家剧场艺术团属下华乐团，担任打击乐手。这个乐团聚集了当时新加坡的华乐好手，成为本地第一个半职业乐团，指挥是来自中国的郑思森。1971年国家剧场艺术团属下华乐团解散后，秀伟跟随当时的指挥李雪玲以及一部分青年华乐团的成员加入人民协会华乐团。当时我也是人民协会华乐团的团员，后来退出了，与友人组织了掘新民族管弦乐团。所以我们之间可说是擦肩而过，并没有太多的交集。

那时秀伟刚好在国民服役期间，所以加入了后备军人协会华乐团。当时的指挥是颜民春，主管是陈景文，秀伟在乐队里面担任打击乐手，也当了6个月的助理主管。后来指挥换成了小提琴家林哲源。

在林哲源执掌后备军人协会华乐团的时候，曾经办过几场比较大型的演出，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1974年的《五月协奏》。林哲源本身是小提琴和长笛演奏家，在念中正中学时玩过华乐、指挥过学校华乐团。他在华乐中加进了许多西乐，为本地中西乐混合演奏掀开了新的一幕。那时秀伟正跟女友钱凤鸣谈恋爱，同时期也有不少人拜倒在凤鸣的石榴裙下。林哲源有意撮合他们，特别制造机会让他去指挥一组节目。于是他编了三首歌：《茶山新歌》《小曲好唱口难开》《人说山西好风光》给女高音钱凤鸣演唱，并指挥乐团替她伴奏，演出极为成功。后来秀伟终迎得美人归。

青年时期的杨秀伟（左）和杨票敬在教育部课外活动中心排练室

1971年，新加坡教育部青年华乐团和青年交响乐团一起到瑞士参加国际青年管弦乐大会，秀伟是当时的团员。1972年他带了青年华乐团的一个华乐小组，当时团员们称他们为“三杨过周”——杨票敬（笛子）、杨培贤（三弦）、杨秀伟（唢呐、打击）与周经豪（二胡），去参加国际地方音乐比赛，获第二名。

杨秀伟与青年华乐团旧团员合影

1974年新加坡人民协会成立华乐团，邀请来自香港的吴大江当指挥，吸引了许多新加坡乐手加入并开了好几场音乐会。例如在国家剧场举行的大型华乐交响诗《我的祖国》，听众反应热烈，人协华乐团的规模也逐渐壮大，成为在中国以外第一个令人瞩目的职业华乐团。

跨香江到神州牵线搭桥

1976年吴大江把人协华乐团带到香港演出，轰动了香江。香港于1977年成立了香港中乐团。吴大江受邀回香港，被聘为音乐总监兼指挥。吴大江也邀请了当时在人协华乐团的一些团员去香港，成为基本的专业乐手。秀伟是第一批应邀的团员，其他的团员包括易有伍（高胡）、谭锦成（大提琴）、欧钟庆（笙）、李志群（笙）和许丽芳（三弦）。钱凤鸣也跟着杨秀伟到香港，在香港中乐团兼任打击乐手。第二批过去的有朱文昌（笛子）和杨培贤（三弦）。

1978年香港中乐团第一届工会理事旧照（右起第三位为杨秀伟）

在香港中乐团任职期间，秀伟经常进入中国，帮新加坡的音乐家买乐器、向中国音乐家取乐谱等。当时新加坡与中国尚未建立邦交，由于两国的意识形态不同，所以内政部查得非常严，从香港寄到新加坡的文件都经常被检查，有些乐谱也被扣留和没收。秀伟只好把乐谱拆开分成几部分，以邮件的方式寄来新加坡。当时新加坡从事乐曲创作的人极少，所以这些乐谱对乐队的人帮助很大，对华乐的发展也起了重大的影响。

秀伟在香港中乐团担任了5年的专业乐手。他除了香港以外，也经常随团到其他国家演出，但最终倦鸟知还，1981年杨秀伟和钱凤鸣回到新加坡。

1979年由新加坡人民协会华乐团的演奏家周经豪、杨票敬、沈文友等成立了嘉兴企业公司，专门售卖乐器。但因为他们是专业的演奏家，没有时间看店。杨秀伟回国之后，他们就请他接手乐器店的业务，嘉兴企业交由他来掌管。嘉兴最初的地址在黄金大厦，后来迁到书城（百胜楼）。我去过多次，每次都看到很多音乐爱好者在选购乐器或听音乐、购唱片。他的店不只售卖乐器，也是本地乐手互相交流、互通迅息的地方，同时还帮忙一些乐手找到所想要的乐谱和比较特别的乐器。

嘉兴企业主要的业务是售卖华乐器，所以秀伟经常需要到中国办货，出席许多货物交流会或大型展览会。在中国他认识了许多乐器厂的老板，都能选到比较好的乐器。许多对乐器有较高要求的乐手都会向他订购。早年笙和加键唢呐在本地很少有人售卖，是由他首先引进本地的。

与中国的音乐家交流、替国内外的音乐家牵线搭桥，杨秀伟乐此不疲（图为2017年8月，杨秀伟（中）与中国山东爱乐民族乐团音乐家合影）

秀伟也因此结识了许多中国著名的音乐家，例如北京的刘文金、彭修文、秦鹏章、朴东升，上海的顾冠仁、闵惠芬、瞿春泉、夏飞云等当代名家。在中国从事华乐的人，没有人不认识他。许多人都通过他跟中国音乐家联系，或到乐器厂选购中意的乐器。有想到中国音乐学院进修的音乐爱好者，秀伟也会尽力帮忙牵线。这无形中使他成为新中两国音乐家交流的重要渠道。可惜近年来乐器店竞争激烈，嘉兴几年前因亏损过大而停业。不过嘉兴企业这个名字，在从事华乐者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指导、指挥、演奏及教学的丰富经历

上世纪80年代秀伟开始到学校组织乐团、教导学生学华乐。1981年他受邀加入新加坡广播局华乐团任副指挥，同时也是乐团的指导员，指导唢呐组、低音提琴组，直到88年离开为止。

1982年，我受邀在新加坡国家剧场信托局华族舞蹈团成立一支中西混合乐团。乐团以华乐为主，加入一组西乐如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等。需要时也加入西洋吹管乐器。这支乐队除了为舞蹈团伴奏以外，每年也有自己的音乐会《东方乐韵》系列。乐团慢慢扩大到70多人以后，就需要多一位指挥来帮忙排练。当时我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杨秀伟，所以邀请他来担任副指挥。1992年我为了培育年幼的孩子，辞去了乐团指挥之职，乐团就交托给秀伟了。

80年代秀伟又协助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华乐爱好者成立一支乐团——专艺华乐团。当时马来西亚的华乐人才比较少，专艺华乐团成立以后，他和沈文友、周经豪三人每个星期天轮流飞往吉隆坡指挥、指导这个乐团，直到后来他们能够独立。专艺可以说是马来西亚的第一个专业华乐团。他们也同时主办了系列的音乐会《风雷引》，这对后来马来西亚华乐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秀伟说，记得有一次他们搞了一个音乐会《帝王篇》，演奏的都是跟古代宫廷有关的乐曲，例如《长城随想曲》《月儿高》等。新加坡的客卿演奏家有唢呐、管子演奏家孟杰和二胡演奏家赵丽，在皇宫剧院演出，为当时的汶川地震筹款。

杨秀伟这一生中台上台下看过、也演过数不清的演出，让他最难忘的事是：70年代，有一次音乐会要演奏一首中国乐曲《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由颜民春指挥，林明钊（Mohamud）吹小唢呐，他吹大唢呐。早年新加坡所有演出的曲目都需上呈内政部批准，这首曲有点敏感，演出在即，准证却迟迟未发。直到演出的前一天，他们只好去找时任部长潘峇厘帮忙，才被批准演出。可说是有惊无险，却也让人捏了一把冷汗。

他还记得有一次的演奏会在演奏关迺忠编曲的《变体新水令》，原作曲者是刘天华，由吴大江指挥，奏到某一个地方时乐队声部节奏大乱，情况相当危急。他当时担任大唢呐演奏，临危不乱、随机应变地跟着节奏吹出了旋律，整个乐队也跟着他的节奏，在指挥的引导下，安然过渡到正常的节奏。

现在新加坡的华乐团中有很多唢呐手，演奏唢呐已经很平常、普遍。由于唢呐的构造比较原始，没有好的哨子很难吹准，故早年的新加坡极少人吹唢呐。杨秀伟算是比较先开始从事唢呐的研究、吹奏和教学的音乐家。后来他也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唢呐手。早年的华乐团里也很少人能够演奏低音提琴，杨秀伟也是少数开始从事低音提琴演奏和教学的人。

穿梭在乐谱上的美妙音符

2007年10月，新加坡华乐协会秘书长杨秀伟（左）、新加坡华
乐团董事朱添寿（右）出席香港中乐团建团三十周年音乐会及第
四届中乐国际研讨会——“传承与流变”，与香港中乐团音乐总
监阎惠昌（中）合影

1992年新加坡成立了华乐协会，杨秀伟被推选为秘书长。2014年新加坡华乐总会成立，他也被推选为秘书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需要像他这样人脉广、人缘好的人，才有办法担任。

秀伟除了在音乐界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物以外，也是一位社区领袖。他几十年来常在直落布兰雅区为人民服务，得到政府所颁发的社区服务奖章PBM。他也在新加坡艺术理事会服务了20多年，获得新加坡新闻通讯及艺术部（MICA）所颁发的SRA奖。

秀伟在华乐界广闻博识，经常在中、港、台三地走动，看过许多国内外名家演奏，结交了许多音乐家。除了培养、提携年轻一代的华乐爱好者以外，他的另一个贡献是替国内外的音乐家牵线搭桥。例如安排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地著名音乐家到我国表演；介绍本地音乐家给外地的音乐团体，让他们有机会到外地演出；传递专业资料、促进学术交流等等。

近年来秀伟饱受病痛的折磨。在访问的时候，他眉发苍白、面容疲惫，但一提起有关华乐的事，眉宇间仍难掩喜悦之情。这使我突然想起柳永的诗句：“衣带渐宽终不悔”。是的，秀伟巧妙而灵活地运用各种人生的机遇，在音乐圈中穿梭忙碌，起初是为了兴趣，后来是为了薪火传承。他热心帮助和扶持过许许多多的音乐家，虽然并没有得到太多的物质利益，但他就如乐谱上的美妙音符，带给人们的是动听的旋律和内心的富足。

（作者为本地诗人兼作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