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新加坡经营活动考略

中华书局于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宣告成立，由陆费逵筹资创办。自此开始，中华书局就与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教育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见证了中国及新加坡的变化发展，为中华文化普及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华书局成立后，因为进入民国时期，民国政府重视教育，中华书局组织编撰了“中华教科书”，依托教科书拓展了销售市场。随后中华书局扩大营业范围，涉及了学术著作、译著、古籍、小说、字典等，满足了那个时代人们对各种知识的需求，在出版界占领了一席之地。为了更好的发展，中华书局购地置屋拓展公司规模。短短的四年时间里，中华书局在全国主要大中城市开设分店达40处。 

政治历史的变迁，并没有阻断中国与新加坡的联系。自明清以来，从贩卖猪仔到“石叻”到后来中国人主动寓“星洲”，从无一技之长的苦力到文化政治名人主动南下，新加坡就成为中国人谋生或是避难的海外安乐窝，这使得二者之间联系极为密切：从经济到文化再到交通。

在中国对南洋文化输出过程中，新加坡是极其重要的“据点”，于是中国的近代出版业也进入了新加坡。中华书局在新加坡的经营活动学界鲜有研究。检索已出版所有相关文献，仅见对新加坡中华书局的简略介绍，再无详细信息。而今中华书局成立111年，中华书局在新加坡分部早已歇业。笔者觉得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对于研究中华书局的新加坡传播史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完善中华书局历史。笔者阅读多种新马华文报刊，从中找到了中华书局在报刊中发布的广告，本文就是建立在相关新加坡史料和中华书局广告基础上，尽力还原中华书局历史。

进入新加坡的时间

中华书局进入新加坡之前，通过检索报纸，可知新马销售中华书局书籍的是吉隆坡的文明印务书局。《侨声日报》1912年7月27日刊载“吉隆坡文明印务书局”广告中提到的教科书，应是中华书局1912年发行的“中华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发行书籍早在19世纪依托古友轩就进入新加坡，1912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教科书是“共和国教科书”。故《侨声日报》这则广告所售必定是中华书局书籍，这说明中华书局在成立半年后就有书籍在吉隆坡销售。

在新马销售中华书局书籍的还有槟榔屿兢兢书局，《国民日报》1915年8月25日刊有槟榔屿兢兢书局的售书广告，其中有《清朝全史》一书，此书正是中华书局发行，而同时期的商务印书馆没有发行过此书。中华书局还与新加坡中华国货公司合作，1916年8月8日《国民日报》刊中华国货公司销售书籍的广告，其中有三部书均由中华书局出版。而中华国货公司经理庄希泉也是新加坡中华书局早期的经理。

据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华书局在成立后就通过销售网络将自己的书籍销售到了新加坡，通过与当地的公司或书局合作拓展自己的营销业务直到1916年。

中华书局在新加坡的第一则广告，现在能见的是1916年12月26日的《国民日报》。这则广告第一次以“星洲中华书局”的名义发布，说明中华书局在新加坡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分店，可能至晚1916年12月星洲中华书局就开张成立了，与中华书局网站和《星加坡分局史略》一文中所说相异。1921年6月29日《新国民日报》刊广告，新加坡中华书局为了纪念在叻开办5周年，所售书籍打折销售。这则广告时间向前回溯5年正是1916年6月，因此中华书局1916年进入新加坡说法正确。至于为什么12月份才刊载广告？笔者以为，中华书局南下后，需要注册、招聘雇员等需要时间所致。

中华书局为什么将分局设立在新加坡？笔者认为原因如下：

新加坡的地理位置适合，这一点与商务印书馆的看法相同，“此地为亚东与欧美诸国往来之孔道，又为南洋群岛适中之地点”，因此中华书局必定“特于此设立分馆，以期诸君子采取之便利。”（《国民日报》1916年3月20日）20世纪初期，中国的许多公司纷纷远下南洋，设立分公司，囊括了各种行业，而这些公司以总部设在上海的为多。中华书局创设之初就是在上海，受到此种潮流的影响也是中华书局远下“南洋”的一个原因。

根据现存中华书局在新马报刊中的广告，可以知道中华书局在新加坡大马路103号，是华人聚居区，中华书局设在此便于打开营销市场。随着业务活动的拓展，原设地点空间不足，制约分局的发展，于是星洲中华书局更换了更大的营业部，并且分别在《叻报》（1924年12月31日刊）和《新国民日报》（1925年1月2日）登广告，申明营业部迁移至“大马路四十号一层楼”。

中华书局的经营策略

中华书局在新加坡稳定后，迅速开展了营销活动。中华书局在新加坡依然有着强大的竞争对手——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早在1915年5月就与新加坡曹万丰号合作，设立“特约发行所”，它比中华书局早进入新加坡，因此它的市场占有率肯定比中华书局要大。而这也是中华书局维持生存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如上文广告所示，中华书局设机构在新加坡之前就已有与吉隆坡文明印务书局、新加坡中华国货公司、槟榔屿兢兢书局合作，销售自己的书籍。中华书局是以本局最有优势的教科书在新加坡打开市场。清末民初中国的维新变法运动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对华侨的旧式私塾教育产生了巨大冲击，这就促使新式华侨学校纷纷出现，而中华书局的新式教科书正适合华校的需要。

设于大坡大马路（桥南路）的中华书局门市部（图源：互联网，拍摄年代不详）

中华书局在新加坡营业之初就实行多种经营。在上文提到现存中华书局最早一份广告中就提到“各种教科书文具”，说明了中华书局在新加坡经营文具。后又刊登过乐器、仪器、玩具、名片、运动服等销售广告，涵盖了中华书局所有的业务种类，从中可见中华书局经营业务的多种多样，才能维持中华书局的生存。

中华书局除了多种经营，还采取了多种营销策略。纪念日打折销售、在新加坡开办5周年打折销售、国庆日作促销、销售新加坡影戏院所演剧目相关的小说，都是相关广告中所记录的中华书局营销策略。现存中华书局最早一则打折广告是1920年1月12日《新国民日报》中华书局借新年之际刊“中华书局新年大廉价一个月”。

从新马华文报刊的中华书局书籍广告来看，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的竞争如同在中国一样激烈，商务与中华在南洋竞争激烈也是在教科书方面。中华书局为了肯定自己的“不一般”超越商务印书馆，还将教育部审定批语在报上登出。批语（刊于1924年1月26日《新国民日报》）是针对中华书局1923年新小学初高级教科书、新中学教科书，指出了其竞争者的弱点“有未改国语仍课国文者，所用之书，袭用旧本，不推不合潮流，抑且过于艰深。”（刊于1924年4月5日《新国民日报》）这则广告点明了竞争对手的要害之处。无疑证明了中华书局教材的优越性。

余论

笔者目力所及，所见中华书局在新马报刊中所做广告，最晚出现在《新国民日报》1930年8月6日。为什么会出现此种情况？笔者认为：一是中华书局凭借自己教科书吸引了大批新加坡读者；二是通过各种促销手段打开了广泛的销售市场，形成了稳定的销货渠道；三是1930年新加坡经济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大幅波动。以上的原因综合导致中华书局为了节约成本，消减了广告支出。

新马华文报刊中所载中华书局的广告除了能反映中华书局在新加坡的经营活动，同时还有“正史”功能，如《星加坡分局史略》中提到“1925年……施伯谟经理因病回返上海调养。”而在报刊中由施伯谟先生所载广告“定于本月十八日趁法国船起程，局务一切有徐采明先生代理。”可见施伯谟先生在1929年3月18日乘法国船回国修养，而不是施寅佐先生所言的“1925年”。

位于小坡大马路（桥北路）的中华书局（图源：互联网，拍摄年代不详)

至于中华书局何时在新加坡停业尚无统一意见，周其厚在其《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中认为新加坡中华书局是在“1943年星埠沦陷后停业。”施寅佐先生《星加坡分局史略》中提到新加坡中华书局“1972年10月间，分设小坡佘街门市部。”《中华书局百年沉浮录》中提及“1996年1月，香港、新加坡、台湾、北京四个书局共同在香港永远坟场公墓重葬了陆费逵先生，四地书局经过47年阻隔，再次团聚，但不久后，新加坡和台湾的分局相继倒闭。”此说无问题，根据新加坡周维介先生撰文回忆，1997年新加坡中华书局停业。

（作者为中国山西师范大学学者。 本文为中国国家社科项目“东南亚汉文报刊小说文献整理与研究”新马卷1919-1949，项目编号：18BZW15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