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迪 快乐，其实很简单

安迪

快乐，其实很简单

一位来自芬兰的创意人，分享在狮城如鱼得水的生活喜乐。

安迪（Antti Toivonen）很不一样。既是创意人，也是本地电影《中峇鲁俱乐部》的编剧。他是芬兰人，来到生活节奏快、宛如压力锅的新加坡， 一住就是13年，没想要离开。

在2022年全球快乐指数榜上，芬兰蝉联五年第一，是全球最快乐的国家，新加坡排名第27。是什么让他来了又留下？在这弹丸小国会更快乐吗？

“我在新加坡，不会比在芬兰笑得少！”置身小小狮岛，安迪很快乐。两个多小时的访问，安迪笑容满满。

“对芬兰人来说，快乐，是对生活的满足和喜悦。”

44岁的安迪，来自芬兰第二大城市坦佩雷市（Tampere）。2009年10月来新后，辗转为三家美国创意公司的新加坡办事处担任广告创意职务，2019年在新创业，与友人成立Superson创意公司，主要协助企业定位、市场促销及广告宣传，在新加坡和芬兰都有业务，安迪负责本地业务。

电话约他在中峇鲁见面。1.8米高的老外，中等身材，很容易认出来。尤其是一身绘着许多猫的上衣，色彩斑斓、亮眼。没踏进咖啡馆前，他递给兜售纸巾的老伯两元，拿了两包纸巾，频说“two, enough”。

上午10点未到，正午的热却早到。啜着一天的第三杯咖啡，安迪很快地就和笔者及摄影师熟络起来，侃侃而谈，满足众人对他这个“来自快乐国在这里还快乐吗？”的好奇。

“嗯，的确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在新加坡，我很快乐！因为我能从事全新事务，像接触不一样的文化、创办不一样的公司、写剧本拍电影，按自己的梦想，过自己向往的生活！”

越说越兴奋的语气，安迪的快乐，就这样简单吗？

 

快乐1  太热也OK！

2009年2月，安迪在老家，“那年的冬天，实在太冷了，就想去一个不用穿这么多冬衣的地方。”芬兰夏季的平均20摄氏度，冬季最低零下30度。

安迪告诉朋友，芬兰太小太冷，自己要去看世界。想到就做，开始把履历表投寄世界各隅，纽约、柏林、伦敦、悉尼、上海、新加坡等，只要比芬兰暖和都行。一个月后，一家美国广告创意公司有了回音，问他有没有兴趣到新加坡的分行工作。

“我没多想就答应了。”为了对自己“出走”负责，他要自己许诺，不能投诉岛国的热。

“当年就是为了避寒而来，所以我告诉自己，绝不能抱怨天气很热。”

忍了一年半，某个正午，他脱口而出：“哇塞！这天气怎么这般鬼热！”才说完，他边擦汗边笑说：“能忍这么久，算是不错了！这里的确很热！怎么可能不抱怨呢！哈哈！”

 

快乐2  进入本地生活圈

旅居海外者初入异乡，常会选择加入同乡会。可是安迪却刻意选择不加入本地的芬兰人俱乐部，执意踏出舒适圈，想认识同事或工作以外的本地人，“这样才能真正地融入其中，了解当地文化，体验当地生活。”

新加坡人的拘谨羞涩，让他的这一步，走得不太容易。幸好，一位马来朋友打破了隔阂。

“那时我刚到新加坡几个星期，下班后到餐馆独饮，忽然有个马来年轻人走来问我，想不想和他的朋友们一起聊，就这样，他伸出的友谊之手，帮我开启了一扇朋友圈的门。”

两人至今已成好友，一个月总会聚上几次，天南地北，分享梦想。而安迪也找到了一群工作以外的本地朋友。

或许得益于此，安迪相当抗拒搞小圈子。对于那些不愿放下身段去理解当地人的外国人，“我想对他们喊话，不要自以为是，不要以自己的认知，来价值判断异地的风土人情，也不要以为自己过去的生活经验就一定正确。我们应该从当地人的角度去思考当地人的行为。”

新加坡作为国际大都会，外国人随处可见，而且从外观和城市化发展来看，甚至比一些西方国家还先进。因此外国人来新后，会觉得很熟悉，会以为自己理解新加坡。

但住上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西方的处事做法和对事物的认知，并不能准确地拿捏新加坡人的心态和本区域的动脉。以文化为例，新加坡常被喻为“文化沙漠”，安迪却有不同见解。

 

快乐3  在日常中发现创意

“世界所有地方都蕴藏着丰富文化，只是展现途径或媒介不同。西方人把丰富的艺术活动如音乐会、艺廊等有形的展现，当成文化的表述。在新加坡，文化是隐藏在食物和家庭中，渗透在日常里。而这些地方，恰恰让创意发挥得淋漓尽致。”

狮岛的美食文化更是让他叹为观止。不论是平民的三餐或高档饮食，创意的餐馆和食物随处可见，从布置装潢到食品摆设，从食材配搭到呈现手法，无不流露浓浓创意。即便是家里烹煮的食物，也别有特色，蕴藏着其习俗和文化含义。

“新加坡人对这方面的创意非常支持，大家都精致细腻地对待每口进入嘴里的食物。我来到新加坡后，才知道自己过去的吃法太原始了！在芬兰，吃只是为了生存。”

创意是打破固有框架，跳出刻板模式，勇于挑战突破。

安迪认为，近年来借助社交媒体，他看到新加坡和本区域许多极富创意广告和动画等作品，“我一直相信世上所有人都拥有好的创意点子，只是呈现途径不同或是还没有被发掘出来。”

然而，或许是新加坡人过于在乎成败，对公开自己的失败持有负面的看法，间接影响了创意的发挥。

“创意，必须要尝试，接受无可掌控的未知，要愿意公开坦然地接受失败，甚至偶尔体验崩溃或燃烧自己的感觉。”

 

快乐4  有趣的探索

安迪坦言，撇开个人性格不谈，国情不同确实影响创意的发挥。芬兰的社会福利制度为失业者提供一定保障，解除生活上的担忧和顾虑，自能鼓励多些人去探索未知，不视失败为丢人羞耻之事。

但在新加坡，财务上的后果是现实真切的，看两国人的储蓄观就能窥知一二。芬兰人是没有储蓄的传统的。

安迪说，“像我说要拍电影，芬兰的朋友祝我好运，不当一回事；但新加坡的朋友，却会问我是真的吗，有种担心又告诫我的意味。” 

两地不同的环境，也自然影响心态。

“芬兰75%被森林覆盖，最高建筑在首都赫尔辛基，高134米，全国楼高超过百米的大厦不超过五栋。新加坡最高楼是284米高的国浩大厦，楼高超过200米的目前就有32栋。

芬兰北部，温驯的驯鹿自由地在树林里活动，开车穿过这些树林时，常得鸣车笛提醒驯鹿让路。每只驯鹿都有自己的主人，季节一到，主人就四处找回自己的驯鹿。”在这之前，难道没人会把驯鹿偷走吗？

安迪解释，“理论上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我没听说过。在芬兰，大家都重视大自然，是比较原始、朴实的文化。”

 

快乐5  生活如鱼得水

2009年来新的第一个创意项目就负责新航的国际广告，之后两年半也陆续参与新航其他的市场宣传项目，对新航怀有份特殊感情。

不过安迪觉得，虽然服务的国际公司不同，但很多决策最终由海外高层决定。10年下来，他更想为自己的创意作品带入更多属于这个区域的独特之处。

2019年创业不到半年，恰逢冠病疫情爆发，生意颇受冲击。所幸阻断期间还能陆续找到新客户，维持经营。

是不是金发白肤，让他在亚洲市场较能如鱼得水？

安迪不温不火地说，“不可否认的，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芬兰在欧洲的边缘，我虽然是白种人，可如果是在英国，我不会享有半点好处，因为我的英语说得不够好。在新加坡，可能是我的成长背景，想做就做、不太顾虑职衔尊卑、不太理会规矩，所以有点优势吧。”

他接着又补充一句，“我成长的文化背景有点古怪吧！哈哈！”然后又一脸严肃地说，“受薪和创业是全然不同的挑战，创业者必须是筑梦逐梦的人，需要努力、持之以恒。坚持去做，不断重复去做。”

就算是创意事业，也非一蹴而就，他身边许多做出成绩的画家、作家朋友，都历经至少10年的磨砺与坚持。

岁月改变人的看法和心态。来新六年后，他决定以此为家，完全打消了跳板的想法。“我认真思考过，既已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建立联系网，努力去了解新加坡和周边区域的文化，这里也可建立自己的事业，做我爱做的事，留下是再明显不过的选择。”

“而且新加坡朝气蓬勃，是充满机会和活力的国际大都会，我有机会认识许多志同道合的伙伴，能热烈地讨论具前瞻性的未来计划和想法，像垂直农场、未来蛋白质源等！”

眼前的安迪散发异彩，他喝了口咖啡，满足地笑了。

旅居新加坡的芬兰人约有800人，安迪在这里的几个芬兰好友都住了10年，都是永久居民，也建立了本地的朋友圈。

 

快乐6  找到心中的快乐岛

常听新加坡人投诉生活压力大，节奏太快。但安迪却不认为如此，或者和他懂得平衡工作与生活不无关系。

每个星期，他会闭关一个上午，留给自己的最爱——编剧和写小说。写着写着，就完成了《中峇鲁俱乐部》（Tiong Bahru Social Club）这个处女作。

这部2020年在新加坡上映的本地电影，由陈美添所导，编剧是陈美添和安迪。影片刻画年过30的妈宝搬离与母亲同住的老家，到“中巴鲁俱乐部”担任照护员，而这个主打着“最快乐”的社区，是以大数据和人工智慧来监测居民的幸福指数，是一部具嘲讽意味的黑色喜剧艺术电影。

现在，安迪的第二部编剧作品近乎告成，正拟提交申请拍摄赞助经费，一切顺利的话，将由芬兰导演拍摄。

拜拍电影所赐，安迪三年多前在房租不菲的中峇鲁组屋区住下，之前曾住过巴西班让、小印度、芽笼等地。

“中峇鲁有很多老人和猫，是个小小的快乐岛，虽然我不认识所有邻居，但它却像是现代化的Kampong（马来语，意指小村），有其与众不同的魔力。”

中峇鲁是新加坡最古老的住宅区之一，一些地标建筑如有90多年历史的齐天宫、灵感取自飞机的弧形设计的五层楼组屋等，当然少不了汇聚多种道地美食的中峇鲁熟食中心与菜市场。

“我的快乐不是物质上的。我快乐，是因为我有很多机会去完成我从未想象过的事，比如在这里完成电影制作、成立创意公司。而且当我向客户介绍非一般的构思想法时，他们认为有趣、特别。这对我是莫大的鼓舞，是很快乐的。”

快乐，在他眼里，其实很简单，是内心对想法追求后、付出努力后的满足感。

或许，你我的快乐早已在心田深处，只是刻意被忽略了，只是没有破釜沉舟、去寻觅快乐的勇气。

正如安迪所说的，简单的“ya loh!”新加坡式英语，在芬兰语中，找不到可贴切的替代词，只有在新加坡住久了，细细玩味方能诠释。

他的最爱……

美食既在咫尺之遥，安迪却只情系这里的鱼汤、鸡饭和肉粥，还有甜品煎惹(chendol)。

在经过10多年的味蕾训练后，黄姜饭的辣也绝对难不倒他，味似煤气的榴莲也爱吃。

“不过我至今还是吃不惯油腻腻的食物，刚来时，我无法想象除了鸡胸肉，带皮的鸡腿也能吃，很不习惯。当然，现在吃鸡饭，不会只点鸡胸肉而已。”

此外，本地常见的肉粥，在芬兰是没见过的，“芬兰也有粥，但以甜为主，是燕麦粥。把肉与粥混合在一起，在芬兰是不可能的组合。”

 

如果要挑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就是他对住宅区的车笛声以及大自然的思念。

来新加坡之初，新加坡的高楼大厦是新鲜的。但冠病疫情阻断措施期间，活动范围受限于中峇鲁的几条街，对大自然环境的渴望油然而起，特别怀念一览无遗的辽阔视野。

“沉浸在四下无人、一望无际的大自然，沐浴在一片谧静之中，将会是我一辈子最思念的东西。”还好，公司在芬兰设分行，安迪有了回家的理由。

The art of leaving a comfort zone

Antti Toivonen moved from Finland to Singapore over a decade ago. He compares the two cultures and talks about adjusting to life in the Little Red Dot.

Antti Toivonen, 44, is from Tampere, Finland’s second largest city. In 2009, in the midst of an exceptionally cold winter, he started thinking about seeing more of the world, particularly places with warmer climates. So, he sent his resume to companies in cities all over the world.

A month later, an American advertising agency responded, asking him if he was interested in working in its Singapore office. He said yes without much hesitation, and even promised himself that since he had wanted to go on this adventure, he would not complain about Singapore’s hot weather.

That resolution lasted for a year and a half, before one blistering afternoon finally led him to exclaim how hot the Little Red Dot was. But in many other ways, he has definitely stayed true to his goal of exploring a different way of life.  

For instance, he consciously decided not to join any Finnish clubs in Singapore, because he was determined to get out of his comfort zone and get to know more locals. “Only by doing that can I really experience and learn to understand local culture,” says Toivonen.

The way he sees it, cultures all over the world reveal themselves in different ways. In Singapore, for example, culture is expressed in food. “Singapore’s food culture is very creative. Everyone treats every bite of food very seriously,” he says. “I only realised that the way I treated food was very primitive when I came here. In Finland, eating is just about survival.”

Of course, other factors can also influence the expression of creativity. In Finland, the state welfare system is a form of insurance for the unemployed, which can encourage more people to explore the unknown, and not regard failure as something shameful. But in Singapore, the financial consequences of such explorations are very real. He realised this difference when he made a movie, Tiong Bahru Social Club, which was released in 2020.

His intention to embark on this project got very different reactions from his Finnish and Singaporean friends. “My Finnish friends wished me luck and didn’t think too much of it, but my Singaporean friends asked me if I was serious, and there was an undertone of worry and caution to their responses.”

Tiong Bahru Social Club was co-written with Tan Bee Thiam, who was also the director, and the story takes place in Tiong Bahru, which is also where Toivonen lives. He thinks of it as a modern-day kampung with a unique charm. 

But when he was largely confined to this neighbourhood during the phase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when movements were more restricted, he started to miss the expanses of nature. “To be in a boundless place where you can’t see anybody else, and you can just bathe in the silence – that will always be something I miss.”

Now running his own business, Toivonen says he decided to regard Singapore as his home around six years after he first moved here. “Since I spent so much time and energy building a network, understanding the local and regional culture, and building my career here, staying was a very clear choice. Singapore is very vibrant international city full of opportunities, and I’ve gotten to know many people who I can talk to about forward-thinking ideas,” he says. “I’m very happy in Singapore, because I can try new things, get to know a different culture, and live the life I dream ab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