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金桥上的私语

章良我
退休工程师

作为新移民，他或她观察世界的眼光总不可避免地夹带了过去的个人体验和认知。也正因为这样，一个开放的移民社会才能拥有多姿多彩的思想和文化。我想，这本身是健康而有益的。

2019年，新加坡开埠二百周年纪念。自从200年前来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莱佛士登陆这块土地之后，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据时期之外，直到1963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而后于1965年独立建国，这个旧称为星洲的地方，历来是英国的殖民地。

新加坡共和国继承了英国殖民政府的宪章法律，在此基础上经过短短的一两代人的努力，在新加坡民选政府的卓越领导下，从一座第三世界的亚洲城市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第一世界”头衔的城邦之国。这个光辉历程是值得国人自豪，并且不失为世人惊羡的。

我于1990年代初来到新加坡，之前是在出生地上海长大和生活，是这座东亚城市的第一代居民。上海开埠比新加坡早24年。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朝政府遭到失败。根据中英两国签订的《南京条约》，上海与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一起成为“五口通商”的对外开放贸易的港口。1843年11月上旬，英国驻上海首任领事巴富尔抵达上海，在同上海道台（清朝的地方官）宫慕久经过磋商后，双方议定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

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座见证资本主义工商业成长壮大的城市，也是培养了中国第一批无产者队伍的城市。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这座城市里诞生。经过北洋割据、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等不同历史阶段，国民党政府于1949年偏安台湾，继续孙中山在1911年创立的中华民国国号；而北京则成了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首都，结束了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历史。

西方列强对旧中国资源的巧取豪夺、对旧中国主权的践踏，以及对旧中国官民的欺凌和压榨，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集体难忘的痛苦记忆。上海就是一座曾经被西方列强割据的城市，城市区域被划分成“（英美等国）公共租界”、“法租界”等，外国租界成了“国中之国”，趾高气昂的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不但拥有行政自治权，而且把握了不可侵犯的治外法权。

二战期间，上海租界被汪伪政府收回，当即之下所有以外国人命名的街道路名都统统废除，重新予以命名。与此大相径庭的是，新加坡一直沿用了从殖民地时代命名的旧路名，如此做法在绝大多数在本地出生的新加坡人眼里并不以为杵。

正视自身的历史并不是盲目被动地全盘继承过去的遗产，特别当新加坡历史还有前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的泾渭之分。在纪念新加坡开埠200周年时，对于殖民后的反思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公民之声。在此情状之下，今年新加坡警察部队迎来了创建200周年的纪念展。该展出将警察部队设立初期及海峡殖民地时代和二战劫后重建以及独立后守候家园等不同时期放在一起，似乎把新加坡的历史以英人在此开始的活动为起点，颇为贴合以大不列颠为主角的殖民史观。

早在1953年初版、由新加坡世界书局印刷的《狮城散记》里，有一篇“星洲警察的沿革”的文章，作者鲁白野在其撰著的文稿中，这样开头写道：“星洲的第一支警察队，应该是苏丹胡新（现多写为“胡先”）的保镖左将军及右将军两人。当时星洲人民不过三百许，根本没有警务可办，最多也不过是跟在苏丹和天猛公的前后，聊尽保护之责任。”怎么看待新加坡的历史似乎从来就有分歧。200年，700年，甚至1000年，似乎学说上还在有不同的争议。

但无论如何，对于生于斯、死于斯的这块土地上的百姓来说，他们应该是历史的主人。即便是英国人创立的警察部队，其实当1963年9月新加坡成为一个州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时，新加坡警队还是被归入“马来西亚皇家警队”编制。只是在1965年新加坡正式独立后，本岛警队才被正式命名为“新加坡共和国警察部队”。如果将1820年的12个人视为今天1万5000人警察部队的起源，这样的历史观能够正确反映新加坡的真实面貌吗？

我时常爱好徜徉在时光隧道里，对远去的历史做一点身临其境式的凭吊，在前人的文字里驻足怀古。我也喜欢游走在坡底的大小道路上，在拥有百多年历史的路名里辨识当年留下的时光痕迹。站在横跨新加坡河道、把坡底分成大坡和小坡的埃尔金桥上，望着桥底不停的流水，我想今人有必要辨证地回溯历史，分清什么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什么是人性的落后与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