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也文学，恨也文学——原甸专访

苦涩的童年记忆
都说童年是人生中最为美好的时光，但跟佑璋的童年紧紧相连的，却是“贫穷”、“苦难”及“仇恨”这些令人不安的字眼。他的心中当然也有爱，那是母亲给予的，每当想起母亲为了抚养他们兄弟姐妹所遭的罪，他的眼里就蓄满了泪水……

祖籍福建闽侯的林佑璋出生于1940年3月9日，其时他的父亲在上海海关部门做事，他是父母的第五个孩子，他们一家七口安居于上海金神父路（今复兴中路）的一幢矮楼里。就在他刚刚开始蹒跚学步之际，父亲被当时任职的英国海陆军机构派往香港。不几天，太平洋战争爆发，父亲就此失去音讯。

原本准备携子女随夫前往香港的母亲，无奈之下只好带着他们逃难至福州投奔亲戚。

此后的四五年时间里，寄人篱下的他们常常只能以稀菜汤维生，日子之艰辛可想而知。这段时日里，佑璋记忆最为深刻且最感苦涩的，莫过于“猪皮的故事”及“韭菜的故事”。前者说的是年纪小小的佑璋舍不得吞下母亲不知从哪里弄来的一块猪皮，放在嘴里一嚼就是好半天；后者说的是大姐不小心打翻了母亲炒好的一盘韭菜，被疯了似的母亲挥着一把菜刀满屋追。

这两个令人心酸的故事后来都被佑璋写进了一首长诗里，题目是《我的童年》。

小学时开始文学创作
抗战胜利后的次年（1946年），母亲收到一封寄自新加坡的信件，原来父亲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即随英军军部去了那里。

母亲于是携子女搭乘火轮“万福士”来到了这个热带岛国，一家人在俊源路（今丹戎巴葛地铁站外）67号2楼的一间小屋里落了脚。

安顿停当之后，佑璋即踏入住家附近的“星洲幼稚园暨附属小学”。虽然自幼失怙的父母都接受过不错的教育，但入学前几年的佑璋并未接触过课本之外的任何读物。没有玩具，没有娱乐，单调宁静的日子总令他感到眼前一片灰蒙蒙。

直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鬼使神差般，佑璋居然在家里翻到了两本小说，一本是张恨水的《大江东去》，一本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佑璋被深深吸引，他手不释卷，沉浸其中，一遍又一遍咀嚼着，品味着。虽然眼里含着泪，但他分明看到头顶的天空愈加明朗起来。

小学五年级那年（1953年），佑璋遇到了教历史的陈燕南老师。陈老师的住家有个大书橱，摆满了五四新文学作家的作品，鲁迅、老舍、巴金、冰心等名家的著作成了佑璋的课外读物。与此同时，陈老师还鼓励佑璋写作，佑璋的一首诗作经他修改并代拟题目《团结》，发表于《马来亚少年》报。这是佑璋的处女作，虽然已过去几近70年，但那份无可名状的喜悦至今仍清清楚楚印在他的心版。

五年级下半年，因为搬家的缘故，佑璋转校至欧南路的南洋工商小学补习学校，在那里，他遇到了兼教公民课的训育主任余松年老师。由于缺少教材，余老师上课时就给同学们讲《三国演义》。虽然曾读过该章回小说，但很多地方一知半解，余老师的讲解令佑璋豁然开朗，对英雄豪杰的崇敬之情也愈加浓厚起来。此时的他也迷上了左派青年学生编的读物如《荒地》《耕耘》等，加上后来“五一三”学运（青年学生为求免服兵役向殖民政府请愿，进而发生了流血事件）的冲击，小学生佑璋开始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并进而投身其中。

中学时编织作家梦
1955年，佑璋考入有“风潮名校”之称的华侨中学。虽然因作文写得顶呱呱而深得华文老师的喜爱，但此时的“进步学生”林佑璋除了疯狂阅读文学作品并开始向报刊投稿外，他更为热衷的则是参加学潮，频繁的“社会活动”（抗议与罢课）使得原本天资聪颖的他因留级而不得不离开华侨中学。

1957年，佑璋成为中正中学初中三年级的插班生，在这里，他除了继续参加学运，更加紧编织起自己的作家梦来。

大量阅读、疯狂写作、海量投稿成为他这一时期日常生活的主旋律。他最常投稿的是名作家杏影主编的《南洋商报》副刊《文风》，及《人间》《人闻》《时代报》等进步刊物。虽然多数稿件都被丢进了字纸篓，但由于投稿量大，以至于几十年后还有编者记得林佑璋之大名。

也就在这一年，佑璋在三位诗迷同窗的影响下开始“为诗癫狂”。艾青、郭沫若、闻一多等名家的诗集成为他们手中的至宝，他们常常挑灯夜战，把整本整本诗集抄录下来。边读边抄，边抄边读，不知不觉间，17岁的“诗人”原甸（取中国“七月诗派”诗人芦甸跟绿原各一字）闯入本地文坛。他的诗作登上杏影主编的《文风》、叶虹主编的《萌芽》等刊物，他也常给远在槟城的月刊《蜜蜂》投稿。

上高中后，受教于名诗人刘思老师的原甸更是诗作迭出，且开始有了“自己的东西”。

高三那年（1960年），原甸的朗诵诗《我们的家乡是座万宝山》发表于南洋大学学生会会刊《大学论坛》，广受好评，并多次被搬上舞台朗诵，还长时间被编入马来西亚华文教科书。“青年诗人”原甸引起文艺界的关注。

有一天，主持“文艺出版社”的慕平（文学评论家）和夏彬（小说家）携同林彤（剧作家兼导演）、陈凡（作家）登门造访，意欲拉他入该出版社作者群。此后，每逢周五，原甸即前往设在惹兰勿刹路一栋大厦顶楼的“康乐音乐研究会”会所的“文艺出版社”，参加那里的“文艺沙龙”，跟七八位左翼青年作家谈文论道。后来慕平“逃”往中国，这一活动也就无疾而终。

这年年底，原甸中学毕业，整日在学运及文学活动中滚打的他无缘跨入大学的门槛，但失学失业的他依然满脑子作家梦。

1962年，在青年书局主持人陈孟哲先生的资助下，他的处女诗集《青春的哭泣》问世，销路不错，好评不断。

但这一切并不能消除他内心的苦闷，对现实的不满令他恨不得即刻步慕平的后尘，投奔“人尽其才”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浪迹香江
1964年2月的一天，满腔热血的原甸怀揣作家梦，毅然决然登上“大宝石”轮，诀别年迈的父母，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被殖民统治的岛国，奔赴那块“星光闪耀”的“新”天地。

但是，当他在位于广州三元里的“归国华侨招待所”住下来后，才发现他们这些“归国进步青年”不但得不到理解与信任，且属于被改造的对象。

一个月后，他前往北京一归侨安置处寻找出路，在那里，他的写作才华得以展露，他写话剧，写诗歌，还把两三首诗稿及诗集《青春的哭泣》一并寄给《诗刊》主编臧克家。但是，由于无法证明自己的“海外状况”，进入中国新闻社干一番事业的愿望落空，原甸脚下的路再次被堵死。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申请“出国”，并于1965年12月取道澳门进入香港。

此后的10年时间里，为生活劳碌奔波的原甸除了长诗《孕妇岛的传说》之外，几乎没有其它作品。直至文革结束，已成家立室的他才重新执笔，并计划撰写《新马华诗史初稿》。1976年，《原甸诗选》及《写在中国的诗》出版。这一年，他还成为《海洋文艺》《开卷》《地平线》的“定期作家”，“居港马华文学工作者”是他给自己的定位。

两年后，他的诗集《诗的宣言》及《水流千里》出版。1980年，他的又一诗集《新年代前夕》出版。一年后，他的评论集《香港·星马·文艺》及诗集《香港风景线》出版。1983年，他的又一诗集《香港窗沿》发表。

这一时期，他还写了多篇评介性的文字，如《马华新文学最初二十年发展探索》《应该开展马华文学的研究工作》等，发表于香港的《开卷》杂志，介绍新加坡作家方修与刘思。此乃最早在海外介绍新加坡本土作家的文字。

1984年，他的诗集《掌声集》问世。同一时期，他还策划出版了一份大型刊物《诗与评论》，兼收国内外名家诗歌理论与诗作。之后，他携带该刊物参加了香港作家团，赴深圳与中国作家会晤，《诗与评论》备受赞赏。

此时的原甸在新马及香港文坛都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但其实，他心中最大的愿望是回返新加坡。

浪子回乡
1984年10月19日，原甸终于携妻子儿女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新加坡，此时距离他“逃离”这个热带岛国已逾二十个春秋。谈及此事，不得不提起时任交通部长的已故总统王鼎昌。这位谦谦君子本是原甸的堂姐夫，两家人平素并未曾有过往来，但当他得知《星洲日报》需要编辑时，即主动告知原甸的家人。原甸的第一次申请并未能得到批准，及至《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合并为《联合早报》后，第二次申请方顺利通过。

甫抵国门，长诗《疲倦的鸟归巢了》即自原甸心底奔涌而出，而此时，他的双亲都已离开人世，原甸内心的伤痛可想而知。就职报社后，他开始以“万福士”为笔名在报刊上撰写杂文。1986年，《万福士杂文一集》《万福士杂文二集》相继出版。1987年，酝酿已久的《新马华诗史初稿》完成并出版。次年，《我思故我论》出版。同年八月，原甸出席了“第二届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东南亚华文文学”，做了题为《谈新加坡华文诗歌》的报告。同年12月，他出席了“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宣读了论文《香港文艺界对新加坡文艺界的支援》。1990年12月，他的诗集《原甸三十年集》出版。1994年，他的评论集《评点风骚》出版。

此后长长的10年时间里，彷徨苦闷的他再次停笔，“无诗无文，一片空白”。

探索三部曲及其它
2001年，原甸再次提起了笔，这一年，他用百日时间完成了自传体长篇小说《活祭》，2002年5月，该部长篇小说出版。

2005年，他完成《活祭》的姊妹篇——又一自传体长篇小说《奉献》，并于同年5月出版。 

2010年，他的第三部自传体长篇小说《重轭》问世。

2011年，三部长篇合体本《探索三部曲——活祭·奉献·重轭》出版。

此外，他的自传体报告文学《我的文学不归路》及《马困人未倦》分别于2003及2007年出版。

这一时期，他也恢复了诗歌创作，2006年5月，他的长诗《所多玛灭城之灾》出版。

除了文学创作，原甸还于2006年4月受新加坡青年书局邀约出任总编辑一职，除主编“四海慈爱丛书”外，再推出另一套“再出发文化丛书”。2007年1月，他代表新加坡青年书局与香港明报出版社签约，联合出版《新加坡当代作家作品选”，并担任主编。

几年后，他放下编务，并萌生隐退之意。

最后的探戈
沉寂10多年之后，在老朋友的推动下，原甸的文学生命再次复活，他决心“为自己的人生自留印记”。

他把自己的人生轨迹化分为三个阶段：“从出生到出走”、“从追寻到流浪”、“从回乡到彷徨”。“从出生到出走”及“从回乡到彷徨”都已有现成的文稿：前者由2007年出版的自传体报告文学《马困人未倦》一书构成；后者由2012年发表于《神学美学 》（第五辑）的访谈录《马死落地行》构成。中间地带的“从追寻到流浪”则是他此次提笔的倾力之作——《诗之恋与诗之怨》。

2022年1月，涵盖原甸人生三个阶段的传记文学《爱也文学，恨也文学》出版。原甸称之为“最后的探戈”。

但还是期待着乐曲再次响起，多一曲，再多一曲。

后记
首次听闻原甸之大名是从寒川那里，托寒川代为联络后，拨通了他的电话。

“不急不急，尽量把我往后安排。”话筒里的声音透着一股年轻人的自然随性。

正好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插了好几人在他前面，终于敲定采访日期时，已是两年之后了。约定日期来临之际，刚刚研读过他的传记文学及自传体小说的我内心颇有些小激动。然而，当他出现在我眼前时，预期中的“沧桑”、“愤世”之类都不曾看到。他很祥和，也不失幽默，三四个小时的访谈很是轻松愉快。

但是，要用有限的文字描绘他那波澜壮阔而又曲折坎坷的过往谈何容易？删删减减中，脑海中的画卷反而愈叠愈厚，于我而言又何曾不是一种收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