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跨文化交流的钥匙 ——用翻译筑桥的郭宝崑

今年3月19日我应吾庐俱乐部之邀，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做了一项专题讲座，题为“郭宝崑翻译剧本的重大意义”。因疫情关系，讲座在线上进行，现场听众人数只限受邀嘉宾，现场及线上观众总共有数百人，反应还算不错。

郭宝崑是新加坡重要的戏剧家与公共知识分子，2002年9月10日因病去世时仅63岁。今年正好是他逝世的20周年，虽然讲座并非正式纪念活动，我且以报告当献礼，表达对郭先生的敬意与思念。

讲题取自我多年前一篇以宝崑翻译剧本为专题的文章。宝崑过世不久我受邀参与《郭宝崑全集》的编辑工作，全集范围不小，涉及宝崑生前多方面的贡献成果，篇幅多至10集分册，我被分配担任“翻译剧本”分册的责任编辑。

戏剧非我本行，全集总编辑柯思仁教授或许是因为我与宝崑曾有过从，而且拥有相当的翻译工作经验，就把任务交给了我。我也因与宝崑及其夫人吴丽娟的交情，欣然接受下来。

在编辑工作的过程中发现郭宝崑诸多戏剧作品，尤其选择外国经典佳作来翻译、演出，流露出深切的人文关怀，还配合其坚持的多元文化理念，始终贯彻着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跨文化的交流。这也让我们得到一个启示：具有深度的翻译在多元的社会乃至整个世界里，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在他多部剧本当中有七部：《考验》《黑魂》《高加索的母亲》《搭错线》《亚答屋顶瓦屋顶》《岛》与《放火的人》是从其他语文翻译过来的译作。除了《亚答屋顶瓦屋顶》是从马来文原剧直接翻译过来，其他都译自英文版本，《放火的人》原剧是以德文写成的。将这些世界经典剧本翻译成中文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当时演出所需。

显然，宝崑写剧本无论是原创或是翻译都为演出而做，出版成书的并不多。他曾说自己顾忌出版剧本是因为“文学出版（与剧场演出比较）是相对持久的存照；对于不怎么样的剧作家来说，却是低能的永远的暴露。”其实，宝崑绝对不是“不怎么样的剧作家”，而且有多个剧目都可以列入新加坡戏剧史上的经典，因此他大可不必这般谦逊。这几部翻译剧本除了原著为英文的《搭错线》和原著为马来文的《亚答屋顶瓦屋顶》曾经通过某种形式出版，其他五部在全集分册里都是第一次出版。

宝崑对他者文化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矛盾的化解，始终有着一股格外执着与深沉的关怀。他于2002年7月19日临终前发给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一则电子邮件里写道：“我最首要关怀的就是民族间与国家间持续的不了解/误解，”觉得全球化不但没有使文化之间达成谅解，隔阂反而加深。照他的看法，如果我们对自己国内不同的文化、宗教和信仰了解不足，全球化就有如一颗“全球性的巨型计时炸弹……我们必然会使炸弹越来越大，让导火线越烧越短、越快。”

此外，他也极力主张多元文化的理想，曾说过：“文化不论是二元或多元，越往深处想，你其实会发现它们之间是相通的，而且层次越深，联系就越紧密，越是停留在肤浅的层次上，就越显得分离。换一种方式来说，你越是攀爬到这些不同文化的高处，就越能窥见原来它们的枝枝叶叶都相互倚偎，虽然茎、枝、干却是各自生长的。我们现有的思考或艺术层次即如此——相当地分离。但如果你再往深处挖掘，根却又相互交错。往高处探索，枝叶也相互交错。自然的，文化的互传花粉在高层次发生，又于深层处吸纳着同样的滋润。这就是多元文化之美。”

关注这区域多元文化模式的马来西亚学者苏密·曼达尔（Sumit Mandal）如此形容宝崑：“无论是用英语、华语或几种语言并用，他的戏剧里对语言的探讨，并不针对其一般所说的意义，而是将它当作表达不同文化和社会中微妙的空间。他在舞台上把握住普遍于新马日常跨语文交流的窍门。他的剧作提出一种反抗官方所制定的刻板‘种族’分隔的文化政治。” 

学者兼剧作家柯思仁称宝崑为“坚持实践多元文化的理想主义者”，认为他以个人的生命全心全力实践他多元文化的理想，择善而固执，影响了许多同侪后辈。

《海峡时报》社论主笔詹纳达斯（Janadas Devan）称他为“新加坡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化人物”，因为“没有任何人对华文教育与英文教育两种源流的世界，有那么深远的影响”。这样的肯定来自新加坡英文媒体的高层，说明宝崑在促进多元文化交流的耕耘还是有一定的收获。 

宝崑早年生长于中国河北，在新加坡受华、英双语教育，后来赴澳洲攻读戏剧，同时也建立了深厚、巩固的多种语文兼多元文化的基础和优越的条件，决定了他往后对翻译以及跨文化交流的极度重视的态度；他于1965年到1967年间就翻译了三部外国经典剧本：《每年这一天》（The One Day of the Year（Alan Seymour））、《高加索灰阑记》（The Caucasian Chalk Circle（Bertolt Brecht））、与《阳光下的葡萄干》（A Raisin in the Sun （Lorraine Hansberry）），也在同个期间内搬上舞台。他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剧本创作《喂，醒醒！》却是在1968年完成和上演。这先演出自选、自译外国经典剧本之后，才演自己的创作剧本，在艺术发展中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与重要的历史意义。宝崑于2000年曾说：“如果我们不是追求原创，何必要来搞艺术？如果我们不学古今的经典，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原创的？如果我们不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怎么能看得远？如果我们不想超越，何必攀登？……” 

2002年，郭宝崑荣获新加坡黄金辉总统（右二） 颁发卓越贡献奖

他始终坚持：在艺术上若要超越，要攀得高、行得远，“原创”与“学古今经典”必然是唇齿相依、相辅相成的。以宝崑这种对人文、历史的关怀，加上他多元文化的视角，翻译成为必然、不可忽视的手段与途径。

显然，他自开始就对翻译极为坚持与重视。他说：“假如能掌握多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其他语文，是更能够从亲身从事翻译的过程中，去更深入领会他人写作剧本的技巧。读他人的剧本或者翻译他人的剧本，正是写话剧者吸取他人滋养的最佳方法之一。”

 郭宝崑促进跨源流交流

1982年上演的马来西亚剧本《亚答屋顶瓦屋顶》

他于1970年代因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扣留，在监禁的四年期间，为了让其他不通英文的狱友有机会阅读韩素音（Han Suyin）新出版的英文著作《早晨的洪流》（The Morning Deluge），当年狱友中有人回忆起：“……宝崑便着手翻译，每译完一章，立即传给我们阅读，大伙儿十分兴奋，一章一章精读，甚至还抄录保存。”他在狱中还努力自修马来文，并于1981年将马来剧本Atap Genting Atap Rembia译成华文，他被释放后华文版《亚答屋顶瓦屋顶》也很快搬上了舞台。

曾跟宝崑讨论过新加坡的语文问题，他经常都说新加坡迫切地需要一个“翻译局”来推动翻译工作，促进各种族、各语文源流之间的沟通。1990年代他曾和一群学者及艺术家联合向国家艺术理事会建议正式成立一个“跨越文化交流”（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s）的专门单位来促进沟通文化群体之间的了解。他平时跟人交往，常表现出爱护与重视拥有双语、多语能力以及从事翻译的人。虽然如此，他对于单语的人常以包容、谅解的态度来对待。新加坡有位知名画家于宝崑逝世后追忆道：“我虽然是个只通英文的艺术家，宝崑从未因此轻视我、嫌弃我，每当我参加电力站的论坛时，常鼓励我发言，也很重视我的观点。”

上世纪80年代我任《海峡时报》编辑时，曾应宝崑的邀请与通晓中英双语的同事，一块去参加实践剧团的聚会，顺便充当通译，好让文艺界不同语言源流的朋友们能交流和沟通。

1994年他还亲自为当时在新加坡上演的百老汇音乐剧《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s）配译华文字幕。当宝崑为“实践戏剧训练与研究课程”计划一系列华、英双语专题讲座时，他坚持聘请专人担任现场同步通译员，目的是不仅让更多人受用，而且还促进不同语文源流之间的对话和辩论。此外，宝崑常在许多论坛的场合尽量鼓励不同语文源流的参与者能够对话，有时，他甚至自告奋勇充当起临时通译。柯思仁回忆，1994年有一次在电力站研讨会上因需要用英文评论，宝崑即刻帮他将稿子翻译成英文。

据我所知，郭宝崑是新加坡唯一用华文和英文来创作剧本的艺术家，例如《棺材太大洞太小》与《单日不可停车》有华语及英语两种版本。此外，他最具特色的创作要算是多语言的剧本，《寻找小猫的妈妈》与《夕阳无限》两部戏里各种新加坡通用的语言同时登场、构成多元社会活生生的现实图景。

每当我回顾郭宝崑生前孜孜不倦地推动剧场艺术多元化、以及剧场外如公民社会交流活动的情况，都对他那宏大的远见与愿景而感到十分敬佩。宝崑对翻译工作的坚持与实践，利用它进行多元文化社会深度的沟通与交流，毕生力行不懈，贯彻到他整个艺术生涯。他那股锲而不舍、择善而执着的精神，值得后人深思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