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唐山及其它

在网络平台上经常出现各种奇谈怪论，其中之一便是关于南方方言与古代汉语的微妙关系。例如：前天有人说，唐人在朝廷讲的是客家话；昨天有人说，闽南语是唐代的官方语言；今天又有人说，唐诗宋词是用广东话写成的。真是奇哉妙也！

那么，这些奇谈怪论所依据的到底是什么？原来，一是唐诗宋词如用南方方言来吟诵，更加悦耳动听；另一是南方方言词汇里，有不少古代汉语的成分。他们言之凿凿，还举了实例来说明呢，例如：诗句“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中的“斜”，必须读成xia（霞）才押韵、才好听；闽南语“斜”不就读成“霞”吗? 又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几多”，就是粤语词汇。

恕我直言，说这些话的人，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们没有读懂中国历史，或者没有读过中国文学史。历史告诉我们，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大摇篮，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一直是在北方，汉唐盛世当然不例外。在汉代，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民族国家，“汉族”、“汉字”、“汉语”都与此有关。尽管汉代的广东、福建等，史称“百越”之地，已经纳入汉帝国版图，仍然属于相当落后的“南蛮”地区，人们对于汉朝似乎没有特别的仰慕之情，也不自称为汉人。

东汉帝国解体后，出现三国鼎立，接下来的“五胡乱华”又造成南北朝的对立。这二百多年战乱不安，导致北方汉人不断南移，先迁移至长江流域，再迁移到珠江、闽江流域。历代汉族人口的大量南移，包括唐代在内，自然促进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

公元七世纪，唐朝再度统一中国，中国进入另一超过秦汉的历史盛世，是当时世界上最文明、最进步的帝国，而欧洲在罗马帝国灭亡后，仍处于中世纪的“黑暗时代”（The Dark Ages）。作为大唐京城的长安，不仅是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亚洲各国使者、商旅、僧人、留学生最向往的世界最大城市。他们主要来自中亚、朝鲜、日本、越南等，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遣唐使运动”，又称为“文明开化运动”或“唐化运动”，构成日本“大化革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她除了抄袭唐朝的各种典章制度外，还利用汉字来创造了日本的“假名文字”，可见大唐文明之魅力非同凡响！（按：日本文是由汉字与平假名、片假名构成的。如唐代三省六部制中“省”，相当于今日的“部”ministry，日本沿用至今。）

与此同时，大唐文明在神州边陲迅速扩散、传播，更顺理成章，不在话下。福建、广东等地区也开始深受其恩惠，人们并以大唐帝国为荣为傲，甚至以“唐人”自居与自称。人们在阅读唐代诗文过程中，不仅吸纳诗文中的某些词汇，也在闽南话、广东话里渗入了许多“唐音”。这与日语有异曲同工之妙，日文中的汉字有两种读音，即“音读”与“训读”。音读是汉字原本的读音，主要应是“唐音”，而训读则按照日本语来解读该汉字的意思，例如“三洋”音读为San-yo，而“三菱”则训读为Mitsu-bishi。因此，你就会发现有不少汉语词汇如先生、学生、世界、历史、万岁等，日语音读居然和闽南话或广东话非常接近，因为它们都来自大唐，都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唐音”！易言之，这才是唐诗宋词如用南方方言来吟诵，就加倍悦耳动听的真正原因。哪有什么唐诗宋词是用粤语来创作的历史“神话”？

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早在汉代，中国便与南海“诸番”建立海上交通往来。到了唐代，南来的商旅日益增加，可能已经开始“住番”（短期定居），新加坡很可能是早期“住番地”之一。此外，唐朝编撰的正史如《隋书》、《晋书》、《南史》，以及宋人欧阳修编撰的《新唐书》，在南海诸番列传里，就记录了狼牙修、室利佛逝等十几个小国的地理位置、民情风俗，可见唐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密切之一斑。

回顾中国古代历史，从唐代开始，那些从广东、福建南来的商旅，都自称为“唐人”，而当地土著也都尊称他们为“唐人”，直到明清以后仍然如此。正如《明史·外国列传》所说“唐人者，诸番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这说明了“唐人”在海外（主要是东南亚）无论“自称”还是“他称”，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美好、光荣称号。

千余年来，海外“唐人”把自身聚居、经商的地带，称为“唐人街”，把自身使用的文字称为“唐人字”，而把自己的故乡称为“唐山”——即“唐人的美丽江山”，都显得非常亲切！即便到如今，对海外华人来说，“唐山”一词仍然含有两层意思：狭义的仅指自身祖籍地，广义的则指全中国的神州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