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永不忘 ——忆著名历史学家王德昭

师恩永不忘

——忆著名历史学家王德昭

王德昭所著《西洋通史》及《孙中山政治思想研究》

南大历史系有很多好教授，在我心目中，恩师王德昭教授（1914-1982）就是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之一。

王教授祖籍浙江，幼年家境贫寒，聪颖过人，自学成才，考入北大历史系，半工半读。1955年留学美国，仅一年就获得哈佛大学历史硕士学位——这在当时殊为难得。回国后，他先后在贵州、台湾、新加坡、香港等地执教，并多次主持大学系务，长达数十年之久。恩师桃李满天下，我能成为他的入室弟子，真是三生有幸！

恩师是个爱国者。1935年，他参加反对内战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引发1936年“西安事变”）遭逮捕入狱。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和成千上万的青年一样，更积极投身于后方救亡工作。他显然对列强在华横行霸道痛心疾首，才疾书《各国在华领事裁判权》。

恩师精通双语，学贯中西，博学多才，从著作等身就可说明一切。在西洋史方面，他著有《西洋通史》、《西洋近代史》、《文艺复兴》、《西洋近代思想史》（译作）等。他对一些中国历史专题也作过深入研究，著作有《明季之政治与社会》、《清代科举制度研究》、《孙中山革命思想研究》、《中原归来》、《戊戌政变》、《同盟会时期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分析研究》、《从改革到革命》（遗著）、《中国美术史导论》（译作）等。基于中西历史的比较性研究，他撰写了《近三百年欧洲对中国的影响》，也是非常难得的著作。在史学理论方面，他著有《怎样教历史》、《史学方法》、《史学论集》等，对我们都具指导意义。

依稀记得，王教授是在1962年来到云南园，出任南大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并且讲授《西洋通史》、《西洋近代史》、《史学方法论》等必修科目，让历史系同学受益不浅。我个人最爱上这三门课，因为一来恩师的史学修养深厚，对于重大史实的诠释见解独到，非同一般；二来恩师温文尔雅，口才一流，讲述历史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娓娓动听，让我始终觉得听课是一种高度享受，尽管随堂笔记很不简单！

1963年王德昭在南洋大学

王教授给予许多重大史实的诠释，都是非常深刻而经典的。例如：他认为“欧洲文艺复兴名为复古，实则革新”；“文艺复兴是‘人的发现’，它带来了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宗教战争的历史意义，都远超宗教范畴”；“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就是王权增长的过程”；“英国光荣革命既不光荣亦非革命”；“法国大革命早在1789年之前，就已经在法国人心中爆发了”。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在史学理论领域，恩师一再强调“求真存实”是历史记载的基本原则，也是史学家必须具备的核心价值观。变化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恩师把历史渐变或量变称为“常”，把历史突变或质变称为“变”，在我看来，都是合乎历史主义辩证法的。

恩师这一系列精辟的历史论述，都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受惠良多！在师承的基础上加入个人的学习心得，使得自己的史学理论水平，以及对西洋近代史的认知，不逊于任何大学的历史系毕业生。常言道“名师出高徒”，南大历史系出现了不少高徒，不就是因为南大有不少的名师？

恩师的历史教学法也很特出。他从不印发相关讲义，而是在板书课题章节后，按照手中讲稿，滔滔不绝地讲述，然后列出参考书及其相关章节、页数，要求我们课后必须阅读。上课时，我们都必须聚精会神听讲，同时不停地作笔记，课后自己再以参考书来“添砖加瓦”。至于考试，更值得一提。恩师的历史考题异常灵活、刁钻，足以考查我们对历史事件的理解程度、分析能力，所以很不容易作答。有些试题甚至让你翻阅笔记、书本，也无法找到现成答案！凡是死记硬背笔记的同学，肯定无法获得高分，不及格也如家常便饭。我非常欣赏恩师的教学法，在我以后的历史教学过程中，一直仿而效之，也同样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注]

1966年，恩师离开南大到香港执教，几年后出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77年退休后，仍在中大中国文化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并指导研究生攻读高级学位。1980年，应邀参加天津南开大学“明清史讨论会”，次年又再赴北京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

我们别后无缘重逢，没有机会移樽就教，是我一生的莫大遗憾。如今事过多年，但师恩难忘，他的翩翩风采、谆谆善诱，还时而浮现于我脑海里呢！

1980年王德昭在南开园

1981年王德昭在北京

注释：

四年前，应邀出席立化中学校庆晚宴。一对“老校友”突然出现在我跟前，说：“我叫谢庆福，她叫陈春莲，都是您的学生，您还记得我们吗？”我还在笑着追忆陈年往事，他接着说：“我们是夫妻，今晚除了想见一见您，还想告诉您，我们还保存着您（讲历史课）的随堂笔记，而且有时还来阅读、来复习。您知道了肯定很意外很高兴吧？”我简直不敢相信那是真，因为那1970年代的“文物”我自己都不保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