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佳俊 – 音越疆界，心音共鸣

新加坡青年指挥家黄佳俊，以音乐跨越文化边界，在古典乐坛崭露锋芒

在以欧洲为发源地的古典音乐世界里，越来越多的亚洲面孔在独奏领域崭露锋芒，成为乐坛“顶流”。然而，在象征最高权力与艺术统筹的指挥台上，亚洲人依旧凤毛麟角。

新加坡出生的黄佳俊是其中的佼佼者。1986年出生的他，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杨秀桃音乐学院与德国柏林汉斯·艾斯勒音乐学院，2016年他以马勒国际指挥比赛冠军一举成名。此后，他相继出任德国纽伦堡交响乐团首席指挥、日本爱乐交响乐团首席指挥，以及德国德累斯顿爱乐乐团首席客席指挥。2024年9月，他正式接掌英国哈雷管弦乐团（The Hallé）首席指挥之职——这是英格兰历史最悠久的交响乐团之一，也象征他正式踏入欧洲乐坛的核心殿堂。

2022年和2025年，黄佳俊邀请新加坡华乐团五人演奏小组分别赴德国纽伦堡和英国曼切斯特与其执掌的乐团同台交流，演奏其为交响乐团和华乐重奏组改编的名曲《图画展览会》。丰富的配器、精湛的演奏让现场观众无不赞叹，仿佛同时观赏一场“乐器博览会”。

在一个以欧洲为核心、以白人为主导的古典音乐体系中，一位来自东南亚的青年如何在指挥台上赢得尊重与信任？而在跨越文化、语言与身份的多重界限之后，他又如何看待“亚洲指挥家”这层标签，以及身为新加坡华人的意义？黄佳俊接受《华汇》采访，坦诚回应这些问题。

你曾在新加坡、日本、英国、德国等多元文化环境中成长与生活，如今的工作又几乎每天跨国奔波。你在国外是否经历过文化摩擦或误解的时刻？

作为一个亚洲人，更具体地说，作为一名东南亚人和新加坡人，我到哪儿都碰过“玻璃天花板”。我常常是第一个去做某件事的人，多到后来已经不再去想这件事了。

我来自新加坡，一个非常重视多元与包容的地方。国家为种族和谐投入了巨大努力，以至于我们可能把这种和谐视为理所当然——因为这里安全、有秩序、而且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直到我到了国外的一些小城镇，才意识到“多元共处”这个概念对很多人来说多么陌生。许多人一辈子都没离开过欧洲。我们不能责怪他们的短视，但这确实让人意识到，他们的世界有多狭小。

有一次，一位欧洲乐团的资深经理对我说：“你们亚洲人喜欢填饱肚子，我们则喜欢用哲学充实头脑。”多么粗鲁无知的话！那一刻对我而言是条清晰的界线。原则很重要，而现在，我会非常谨慎地选择合作对象。

在一个越来越分裂的世界里，你是否觉得创作艺术变得更困难了？你如何看待跨文化合作？例如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在艺术节上共同创作？你认为这些项目能带来什么程度的影响？当今世界在这方面是“做得太多”，还是“仍然不够”？

我认为艺术一向存在于“张力”之中——那正是它的意义所在。但当今世界的确更加分裂，这也让“共同创作”变得更难。对我来说，正是在这种时候，艺术显得最重要：当我们用它来“倾听”，而不仅仅是

“发声”。

跨文化合作可能有两种结果。有时，它确实停留在表面——只是一张印着“多元文化”的漂亮海报。但当它源自真正的好奇与尊重，就能带来改变人生的力量。我见过完全不同背景的音乐家，在一次合作中突然发现他们对“节奏”和“静默”的感受竟如此相似。那种共鸣会伴随你很久。

所以我不认为跨文化合作“太多”。如果要说问题，反而是“还不够”——或者说，“还不够深入”。重点不是把所有声音混为一体，而是彼此并肩而立：保有各自的声音，却能奏成同一首乐章。那一刻，魔力才真正发生。

您是否曾遇到过他人对您身份的误解。例如，新加坡华人和来自中国的华人没有区别？您通常如何处理这种对话？你多次带领新加坡华乐团出国演出，是什么让你坚持这样做？在你看来，音乐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文化桥梁”？

时间让我明白，身份不是一个固定的定义，而是一段持续进行的旅程。是的，我是新加坡华人，但我尽量不再用这些标签看世界。音乐让我们超越国籍与种族，它关乎的是人类的共同感受。

每当我与新加坡华乐团合作时，总有人问我：你为什么总要带他们出国？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当初没有任何机构愿意给我机会，是新加坡华乐团最早接纳了我。那是通过叶聪指挥和何伟山总监的安排。你可以说，这就是我的“华人基因”——饮水思源。感恩是我从小被教导的价值，我从不忘记恩人。

所以只要有机会，我都会想到他们。这并非出于什么“爱国任务”或“文化战略”，而是因为我真心喜欢他们。就这么简单。对我而言，这正是文化交流应有的样貌——真诚、有人情味，而不是被包装的理念。

2023年，黄佳俊与日本爱乐交响乐团录制的首张专辑《马勒第五交响曲》在日本上市。他也登上当地《音乐之友》杂志的封面。
新加坡华乐团五人小组与哈雷管弦乐团合作由黄佳俊改编的华乐交响协奏版《图画展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