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故乡的爱驮在背上 ——我喝酱油

那一年，我十岁。安静地坐在课室里，聚精会神地听华文老师讲课。

陈老师是个中年人，很高、很瘦，有时我不免偷偷地想，如果在他头上装置一只灯泡，他便成了一盏会走动的路灯了。他敬业乐业，把他比作在黑暗中为人照路的灯，是再贴切不过的。

陈老师讲课很生动，时常制造机会让学生发言，因此，课室里总洋溢着蓬勃的生气与活力。

那一天，他要求学生用“打”这个字组词。

学生纷纷举手，各种有关“打”的词语“倾巢而出”：打架、打人、打斗、打仗、打伤、打断、打晕、打死、打劫、打杀、打闹、打击、打骂、打破、打中、打算、打消、打招呼、打交道、打听、打扰、打退、打探、打针、打电话、打扮、打包、打字、打扫、打球、打赢、打输、打猎、打工、打牌、打算盘、打发、打哈欠、打雷……同学们七嘴八舌，说得高兴、说得热闹；陈老师突然指着素来沉默寡言的我，要我也说一个词儿，我脱口而出：“打酱油。”

语音刚落，大家哄堂大笑，笑声在课室里来回翻滚、撞击，将四周的墙壁打出了一个个无形的窟窿。这些笑声，像一把一把尖尖的匕首，不断地刺进我的耳膜。我涨红了脸，不知所措。

这时，有个顽皮的男同学阴阳怪气地说：“打酱油？哈哈哈，酱油做错了什么？”另一个男同学兴风作浪：“用什么去打酱油？用拳头吗，还是用藤鞭？”又有人推波助澜：“打酱油，酱油会痛吗？酱油会哭吗？”笑声像波浪，此起彼伏。

酱油当然不会哭，可是，此刻，眼泪却盈满了我的眼眶。我不明白，我究竟说错了什么，竟会成为众人讥笑的对象？

这时，陈老师猛地一拍桌，大声喝道：“安静！大家安静！”

他的脸色严肃得近乎阴森，他的声音严厉得近乎尖利，大家立刻噤声，教室瞬间死寂。

陈老师正色说道：“打酱油，有什么好笑？有些词语，你们没听过、没见过，并不意味它不存在。打酱油，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词语——‘打’在这里是‘用容器取液体’的意思，比如：打醋、打水、打油，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里常见的表达词语。”

他这一番话，像紧箍咒一般，霎时让同学们哑口无言，也把我从尴尬中解救出来。

陈老师紧接着以“打酱油”为例，引申出其他有趣的词语，比如：打照面、打秋风、打圆场、打脸，等等。他还进一步教会了我们许多与“打”有关的成语，比如：精打细算、打抱不平、打草惊蛇、打落水狗、打退堂鼓、趁热打铁，等等；让我们第一次体会到华文的多姿多彩与变化无穷，也深深感受到它的魅力与美丽。

陈老师既是路边的街灯，也是海畔的灯塔，把我们学习的道路照得很亮、很亮。

那时，我做梦也想不到，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打酱油”竟然成了网络流行语。比方说：“我只是来打酱油的”——指的是事不关己或“不予置评”的意思，相当于“路人心态”。有时，也用以自嘲，形容自己在某件事里“毫无存在感、没有起作用”，比方说：“这个项目我没参与，纯属打酱油的。”

语言的奇妙转折，令人始料未及。

打酱油，在我童年里，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那时，我们住在马来亚怡保的甘榜里。每逢星期一早晨，当丰沛的阳光肆无忌惮地洒满大地时，总能听到三轮摩托车“突突突、突突突”地由远而近的声响，那是一种既粗旷而又亲切的“呼唤声”。这时，母亲就会说道：“啊，老吴来了。”她从厨房的纱门橱里取出早已准备好的玻璃瓶，趿着鲜红色的木屐，“噗嗒、噗嗒”地走向屋外，我紧紧跟在她身后，一起去打酱油。

老吴的摩托车上摆着一只只圆肚窄口的大陶钵，钵口以一层厚厚的白布密密地裹着，再用麻绳扎紧，既防晒保鲜，也防止溅洒。陶钵里装着的，是酱油、米醋、辣椒酱、甜面酱、豆酱、麻油、棕榈油，等等。早晨清新的空气中氤氲着各种酱料交织的香气，还有，一股等待的感觉。不一会儿，主妇们三三两两地聚在摩托车旁，一边打酱料，一边闲话家常。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她们的声音是有色彩的，周遭那一片桃红柳绿、嫣红姹紫，把我由顶至踵淹没了。主妇们都是熟客，老吴一看到母亲，就知道她要打酱油。他手脚利落地解开绳索、掀开白布，用长长的竹杓从陶钵里舀出深褐色的酱油，一勺一勺地、缓缓缓缓地注入瓶中，酱油在阳光下泛着温柔的亮光，咸咸的气味里散发着浓郁的豆香……

回到家，我怔怔地看着那装满酱油的瓶子，痴痴地想：如果用力擦一擦，不知道会不会有个巨人蹿出来？巨人终究没有出现，然而，瓶子里确实藏了黄豆的魂魄，每回旋开瓶盖，它便会飞出来，攫住我们的味蕾。

那时家境清贫，餐桌上自然没有大鱼大肉；但是，味道纯粹的酱油，始终是我们味蕾最大的慰藉。

父亲常常从菜市拎回便宜的肥肉，切成碎块，熬出一锅金光灿烂的猪油。那一刻，他庄重得像在举行仪式：每人一大碗白饭，淋上一勺滚烫的猪油、浇上一圈酱油，最后再撒一把酥脆的猪油渣。

猪油渣在嘴里嘎嘣作响，袅袅升腾；猪油与酱油在舌尖交融，唇齿之间蕴含咸味的油脂四溢，那滋味，天啊，简直勾魂夺魄！白饭一碗接一碗地吃，吃得昏天暗地。那，就是我童年的“山珍海错”了！

蒸鸡蛋与蒸嫩豆腐，是常见的家常菜，富含营养而价格廉宜。两者摆在桌上，平淡无奇，但只要一浇上酱油，瞬间便有了生命、有了活力。

自从八岁那年随同家人从怡保移居到新加坡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打酱油”了。

打酱油，成了我童年里最实在、也最温柔的记忆；而在我成长的岁月中，这气味不断地发酵、繁衍，变得更为肥厚、更为丰盈，最终化作我乡愁的一部分，跟着我游走于天涯海角。

多年下来，我养成了“无酱油不欢”的习惯，哪怕是佛跳墙，若缺了酱油，我也觉得寡然无味，亲友常常打趣地说：

“你呀你，简直就把酱油当饮料！你是喝酱油的，不是蘸酱油的！”

这话，其实一点也不夸张。

婚后主炊，我发现超市里摆卖的酱油，多半缺乏灵性与魂魄，它们是名副其实的商品，我嗅不到那股从大地溢出来的豆香。让我魂牵梦萦的，是家乡怡保的老牌子——兰花牌特级酱油——这家酱油厂创设于1930年，千锤百炼地酿成的天然酱油，不含添加色素，味道浓郁鲜美。每次回返怡保探亲，我总要捎回二三十瓶，广赠亲朋戚友。

最近，在新加坡陶然居私房菜用餐，出其不意地邂逅了个性彰显的酱油，色泽澄清，香气缭绕，入口瞬间让我生出“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喜。

陶然居的东主兼主厨黄培健，对酱油要求极高，他一丝不苟地说道：

“盐是百味之王，而酱油，就是盐的升华。对于一般人来说，酱油是咸的——彻彻底底的咸，但是，为什么偏偏会有人称它为甜油呢？我理想的酱油，就是含有甜味的。我向柔佛一家小作坊提供酿制酱油的配方，要求业者按照我的要求调出我所要的味道。以这配方酿出来的酱油，咸中带甜，这甜味啊，是黄豆与盐、时间、阳光和酵母圆融结合所催生出来的结晶，是纯天然的。这种味道，与其说是甜，更贴切的形容是鲜。鲜甜的头抽酱油，是厨房必备的。我对烹饪的理解是，对食材一定要有绝对的尊重，能够找到最新鲜的食材，就以最朴实的方式来处理，根本不需要繁复的调味；食客在品尝后往往会惊叹：啊，这么简单，却又与众不同。”顿了顿，他又幽默地补充道：“柔佛的小作坊出品，价钱虽然贵些，但却能够符合我的要求。如果我用其他酱油，味道哪怕只是一丁点儿不同，也过不了自己心肝的那一扇小门。”

培健进一步阐明他的理念：

“我烹饪时，用的是减法，别家烹饪以堆砌为妙，我却以简单致胜。更明确地说，调味不在多，而在准。只要一味好酱油，便能引出食材的灵魂，带来悠长的回味。比方说，白切鸡、白切肉，等等，一旦遇上我的酱油，味道就好像坐火箭一样冲上云霄。有一回，我用清水白煮澳洲羊排，煮熟后，蘸着这酱油，一口气便吃了一公斤半耶！再举个例子：猪肉渣熬汤八个小时后，往往变得又老又柴，然而，只要蘸一蘸我的酱油，立刻咸鱼翻身了！”

我捧腹大笑，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酱油同党”。也许，以后我们可以举行一个“酱油品鉴会”，像品酒一样遍尝世间好酱油。

最近去阿尔及利亚旅行，来到了撒哈拉大沙漠边缘的一座城市——贾奈特。傍晚时分，到一家餐馆用餐。一进门，便和一名中年华籍男子打了个照面。素昧平生，可是骤然涌出的笑意却像失去方向的溪流，流向他的额头、两颊、下巴，流满了整张脸。他激动地起身与我们握手，热切地说：

“我来这儿快一个月了，一个华人的影子都没见着哪！”

交谈后得知，他来自重庆，被派驻于此，为期半年。

语言不通，他靠翻译器应付；天气酷热，他尽量减少外出；社交生活单调，他有看之不尽的视频解闷；家人远在千里之外，他每日视讯联络。唯独非洲的饮食，他难以适应。

阿尔及利亚味道浓烈的香料他全然接受不了，他想念家乡缤纷如繁星的酱料，对着这儿干巴巴的辣味烤鸡、烤羊、烤牛，他胃口宣告死亡。谈到这儿，他忽然举起桌上一罐产自重庆的老干妈辣椒酱，喜不自抑地说：

“瞧，这是我的救星呢！几天前家人空运来给我，我每天都随身携带哪！有了这罐辣椒酱，我天天如置身于家乡，食欲起死回生。”

啊，尽管来自不同的地方，可是，我们都被舌尖上的乡愁苦苦折磨着。小小一勺酱料，便能让我们尝到故乡温柔的气息。

不讳言，每次出国旅行，我最想念的，便是那瓶个性鲜明的酱油了。任何食物，只要有了它，我奄奄一息的舌头就会立刻变得生龙活虎。

以后出远门旅行，我必定会在背包里放一瓶酱油；而这，就等于把故乡的爱驮在背上游山玩水了！哈哈！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