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庭辉访谈始末

李庭辉访谈始末

文·齐亚蓉

图·受访者提供

缘起

“你一定要写写李庭辉，他是早期新华文坛的奠基人之一，绝对不应该被遗忘。”这是骆明的原话。

“建议你采访一下李庭辉先生，我把他家的电话号码告诉你。”《源》杂志总编谭瑞荣在电话里如是说。

“你知道李庭辉先生吗？”求助身边的“狮城百事通”，他大摇其头。

“很简单，我帮你查查看。”

“哦，李老先生出生于1931年，88高龄了，历史学学士及硕士，哲学博士，集教授、学者、作家于一身，还是作家协会创办人之一，身份特殊、份量不轻啊。可能年事已高的缘故，能找到的资料有限，得靠你自己挖掘了，先打个电话过去约个时间采访吧。”

 

预约

“李庭辉先生吗？我是《源》杂志特约撰稿人，想对您做个专访。”电话那头电视机的声音尖锐而高亢，震耳欲聋之势。

“你是谁？你说慢一些，你的声音太低了，我听不清楚。”

“您把电视音量调低一些……调低一些。”感觉喉咙快破了。

“我—想—采—访—您。”我一字一顿尽力高喊。

老人终于听明白了，但要他家地址时问题又来了，好不容易听清楚在碧山13街，大牌号及门牌号码却怎么也听不清了，最后是一把女性的声音，她用的英文，我随手写在了台历上。

“我这个星期四下午两点来你家采访，可以吗？”

“今天是星期一，明天星期二，后天星期三，我外后天来。”

最后再借助英语，前后总有七八分钟，预约成功。

访谈

小小的狮城，小小的碧山，从22街到13街，几步路的事。

差五分两点的时候，我已经站在了李老先生家门外。最高层，把头的屋子，门口几棵巴西木郁郁葱葱，数朵艳丽的假花伫立一旁兀自妖娆着，木该是老先生的所爱，花当是老太太的心头好吧。

准时按响门铃，两遍后门开了一道缝，一位笑容可掬的老妇人把我让进了屋里。客厅里的老先生坐在高高的特制藤椅上向我伸出了双手，电视开着，但音量比之电话里低了许多。

“多谢提拔！”听我再次说明来意后，高高瘦瘦的老人拱手抱拳，煞是风趣可爱。

示意女佣关掉电视后开始跟老先生聊起来，一脸福相的老太太坐在一旁忽闪着大眼睛。

“她是英校生，不大懂华语。”老先生笑言。

“您的腿怎么了？”一进门就注意到老先生不良于行。

“中学时跳高摔伤了胯关节，手术后痊愈了，年老后出现退化现象，必须借助助步器才行。”

“您的耳朵应该不大好吧。”我尽量提高音量。

“他的眼睛也不大好。”老太太笑着说，随手递过来一个纸板，要我把姓名及电话号码写下来。

打开手机开始录音，一问一答间，很快进入主题。

1931年5月5日，李庭辉出生于马来西亚怡保一个贫苦的家庭，他是父母的第二个孩子，上面有个姐姐，后来母亲又生了两女一男，父亲（祖籍广东清远）是猪肉贩，母亲（祖籍广州番禺）为车衣女，七八岁时他们把庭辉送进了英华小学，希望他将来可以去洋行做“财库”（账房先生之类），让他们老有所依。

庭辉的聪明好学有目共睹，但父母送他入学读书的原因仅仅因为他是家里的男丁。后来他的弟弟也被送进了英华小学，但姐姐和两个妹妹就没那么幸运了，尤其天资聪颖的大妹妹，至今想起，这个当哥哥的仍然引以为憾。

庭辉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非常喜爱读书，中学毕业会考时，除英文成绩一般外，其它科目皆获优等。但由于家境贫寒，父母没办法供他入大学深造，中学毕业的他即开始赚钱帮补家用。他先在一所小学教英文，第二年又去了一所中学。这期间，他申请到了一份政府奖学金，二十一岁那年他进入当时的马来亚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前身）历史系主修东南亚历史，三年后获学士学位，再两年后（1957年）获硕士学位。其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给了他一份奖学金，希望他前去攻读博士学位，但签证被拒，原因是他属亲共分子。跟马克思同一天诞辰的他笑言自己那时极其崇拜马克思及毛主席，“非常左”。

美国没去成，他应聘去圣安德烈中学教英文，两年后（1959年）调至华侨中学教英文，跟当时在华文文坛大放异彩的同仁苗秀成为了莫逆之交。

三年后（1962年），他被聘为新加坡大学（后改名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讲师，两年后（1964年）出任新加坡政治训练所副所长；1968至1969年应聘为南洋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1969至1971年担任新加坡政府教育部副提学司；1971至1972年应聘为加拿大西部安大略大学客座教授；1973年起在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担任研究员；80年代初转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1985年荣获哲学博士学位；1990年被聘为东亚哲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室主任直至1992年退休。所有这些安身立命之职靠的都是英文，但其实，他一直觉得自己的华文好过英文且以此为豪，从未接受过正规华文教育的他何以有这种自信呢？

恩师陈季

必须回溯到七八十年前。身处小城怡保的庭辉自小就读英校，华文只是每周仅仅三节课的一门学科，但骨子里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之情不但从未泯灭且随着年岁的增长益发强烈起来。课堂上的《中华文选》远远不能满足求知欲愈加旺盛的少年庭辉及其志同道合者们，他们常常相约钻进专售中文书刊的书店苦读。貌似偶然实属必然，某日他们中的黄松龄同学独自逛书店之时，一位先生毛遂自荐要教他中国文学。庭辉自然而然一同走进了老师设在霹雳佛学社专授中国古典文学的课堂，他们每周三个下午去那里上课。

这位老师姓陈，单名季，出身书香门第，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的大元帅府任参军，陈炯明背叛孙先生后他即脱离政治，远涉南洋做起了“隐士”。虽然大学学的自然科学，但他的文学功底极其深厚，于是免费开班收徒以承传中国传统文化。

陈季老师不但要求学生大量阅读、背诵古诗词歌赋，还教他们从事诗词创作，为他们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功底，后来庭辉进入马来亚大学后，他的华文造诣深受校长林溪茂先生及中文系主任贺光中先生的赏识。那时他常常去中文系听课，但感觉中文系的课程内容比之陈季老师当年所教浅显太多。

“我非常怀念陈季老师，没有他就没有文学的李庭辉。”他不止一次这样感叹。

文学的李庭辉

李庭辉觉得自己有着双重身份：历史的李庭辉和文学的李庭辉。历史是他安身立命之本，文学是他修心养性之根。

虽然来自中国广东的父母都没进过学堂，但作为华侨的后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早就渗透在了庭辉的血液里、骨子里，每周三节华文课怎能满足他愈来愈强烈的求知欲？于是，华文书局就成了少年庭辉及同伴们最常流连的场所。就在这里，他们遇到了恩师陈季，只能说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陈季老师不但给他们打下了稳固的古文功底，还把他们创作的诗词整理成册，这应该是庭辉最早的文学作品，到了马来亚大学，他对华文文学的兴趣只增不减，以致常常前往中文系听课，从而引起了系主任贺光中先生的关注，后来更在新华文坛担当了重要的角色。

1966年，他与魏维贤、杨进发、黄敬恭等创办了华文社团—新社，并在1966至1972年担任社长，出版刊物《新社季刊》、《新社学报》、《新社文艺》、《新社文艺丛书》等，1970年他当选南洋学会副主席，同年又与黄孟文、苗秀、连士升等成立新加坡作家协会并当选为首届主席，也就在这一年，他荣获总统颁发的公共服务星章（BBM）。1971年他与孟毅、苗秀等主编了《新马华文文学大系》一套共8册。这一系列的活动对于推动本地华文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而他本人的文学创作也相当丰硕，他在《联合早报》拥有自己的专栏，一篇篇短小精悍而又极富哲理的小品文令人击节赞叹，后来集结成册，是为《觉照心语》，而他唯一的散文集《馀澜水花》文笔之凝练优美堪称大家之作。但其实他最为擅长的是填写古体诗，这当然与他的恩师陈季老师有着直接的关联，计有《鸡肋集》、《三弃诗集》、《菩提叶》、《诗偈对话》、《卧云轩墨余》（上、下〉。其诗词以谈论哲理居多，这单单从书名即可窥知一二。

退休多年，加之年事已高，李老先生除了定期检查身体外几户足不出户。这当然是因他不良于行，但其实他并没有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疾病，只是器官自然老化，比如耳不聪目不明，比如记忆力衰退。尤其后者，好多东西都“记不得”或“不知道”了，但他手中的笔始终没头停止，他是真正用笔为文之人，白纸黑字，醒目非常。

看到桌上他最新的一首诗作（2019年1月16日）：

有感应当发

无病勿呻吟

劝君挥笔墨

行行出自心

笔录下来后即向李老先生及太太告辞，米寿之年的老者了，哪里忍心让他太过劳神呢？

后记

结束访问的时候看到录音时间仅仅1小时18分，这么短的访谈前无“古人” 肯定也后无来者，原因是老先生太多东西“不记得”了，实在不忍强行“逼供”。好在拿回了四本他的作品，翻来翻去后老先生的形象也就逐渐清晰、完整起来，所有疑问貌似也都有了答案。但因为缺少细节，没办法按既定模式构思，只好对访谈的始末做个比较全面的记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李庭辉绝对是新华文坛的一块“老宝”，值得后辈同仁膜拜学习。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