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甘榜精神

寻找甘榜精神

文·罗一峰      图·istock  受访者提供

守望相助也是融入社会的一种方式 。

2012年，我国总理李显龙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呼吁，重建更有温情、更有文化修养的社会，还不忘记提醒国人要更有包容心，宽待外来移民。

翌年5月，他为兀兰民众联络所主持开幕时，感叹甘榜精神的消失，并呼吁人民找回旧日的甘榜精神，并协助新移民融入社区生活。

何谓“甘榜精神”？该如何重塑？

“甘榜”是马来语乡（kampung）的音译，在50至60年代初的新加坡，居民大多都住在乡村，邻里之间守望相助，互相关怀，形成一种和谐、团结的生活氛围，例如逢年过节，左邻右舍会一起庆祝；一家有红白事，其他几户也会前来帮忙，大家患难与共，互相扶持，这样的一种生活氛围，称之为甘榜精神。

自1964年我国实施“居者有其屋”政策之后，政府开始兴建组屋，把原来生活在甘榜里的每户每家先后迁移到不同的组屋区。甘榜没了，随着日新月异的城市化发展，人们的疏离感与自我保护心态逐渐取代了昔日的邻里温情。

这10年来，重建甘榜精神的呼声不断，是否就能找回往日那种待人的真情与善意？甘榜情怀是属于60岁以上那代人的共同记忆，对于年轻的一代来说，可能只是媒体上常见的名词，没有体验过甘榜生活的新移民对它又有什么看法呢？

徐磊

可用科技建立联系

徐磊（持就业准证，原籍宁夏）是一名建筑师，同时他也是本地华社与慈善团体的活跃分子，目前在申请永久居留权。徐磊快人快语，直言他在本地感受到的人情都是从社团里来的，在他住的组屋区，没认识到任何一人。

自我保护的心理

从徐磊的经验看，新加坡人大体上都有服务社会的意识，而他曾经跟不少本地人在不同的社区办过一些慈善活动，但他不认为这是甘榜精神。

“甘榜精神就跟中国农村的社会一样，是一种自强不息，守望相助的奋进精神。但我不认为由团体有组织性的派饭、送物资就是甘榜精神，它必须是居民自动自发地互相帮忙，久而久之在社区中所形成的一种良好风气。”

徐磊坦言，组屋居民防护心太重，所以很少互动，“别的不说，看组屋的设计就好，除了大门，还加上铁闸，都上了锁，可见大家心里还是感觉很不安全的。以前住在共管式公寓反而融洽多了，因为上班下班，进出都是同一个大门，每天打招呼久而久之就会熟络起来，在共有的健身房、游泳池，大家见面也可以聊孩子、聊工作什么的，可在组屋就没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空间，大家都不认识，还谈什么守望相助，可不是每一个人都去民众联络所的。”

利用短信发挥互助精神

徐磊认为，联络所应该将活动“去中心化”，把焦点集中在毗邻的几座组屋，利用周末在组屋楼下组织一些活动，主要是让住户间互相认识，增进感情。

“邻里之间可以创建互助群组，分享生活体验与物资。譬如说，我家里有些东西家具、电脑、书籍……，觉得丢了可惜，想送人又缺乏一个沟通渠道，群组是可以提供这个方便。”作为新移民的徐磊，希望快速地融入到本地社会，并为社区献一份力。

生活不可能回到50、60年代的那个模样，但甘榜精神可以通过现代科技来延续，但邻里之间必须先建立起联系。

绪子逸

把文化拉到同一个水平上

项目经理绪子逸（新公民，原籍沈阳）第一次听到甘榜精神是在本地读中学的时候，那时候虽然对课本上所说的不太理解，但至少有个概念。他认为，甘榜精神有点类似中国的大院与街坊文化，那是一个“一家想买彩电，左邻右舍帮忙筹钱”的年代，互助互惠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可后来，城市化的过度发展，这种文化也渐渐消失了，甘榜精神亦是如此。

手机拉开人们的距离

“以前放工回家，还可以跟邻居互动了解，大人有大人聊，小孩跟小孩玩，现在下班都很迟，每天回家都有做不完的事，别人的事也就少理。”

另方面，科技发达也改变了现代人的沟通方式，“以前没有手机，邻里之间的沟通就比较多，现在的人都是一天到晚对着手机，发微信、看电邮，跟人面对面反而感到害羞，没法开口。”

绪子逸表示，对新移民来说的另一层障碍是，他们往往对甘榜精神也是一知半解，大多数人只知道今日新加坡的富裕繁荣，但不了解以前的穷日子经历了什么，所以有必要将这个文化距离给拉近。

“当我宣誓成为公民的时候，有培训课程介绍新加坡的价值观与核心文化，可惜的是大多是看了就忘，印象不深。其实这一类的课程可以多举办几次，温故知新之余，还可以多了解新加坡政策和人民的想法。”

小贩中心的人情文化

虽说，很多人一再感叹甘榜精神的消失，但绪子逸认为社会上仍有温情，而在小贩中心最能体现这一点。他从最不起眼的小事说起，例如小贩中心里放纸巾留位子的习惯。

“在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在这里，有的人甚至还放包包、钥匙等重要物件，可见新加坡人彼此的信任与互相理解是存在的。”

让他触动最深的一次是，他用餐后一时大意将钱包遗留在餐桌上，他发现后赶紧冲回去看，让他惊讶的是，刚才同桌的老伯不但留意到他遗失的钱包，还帮他看着，等他回来。

所以他乐观认为，如果这种温情能继续发酵，或许可以慢慢地找回以前那种充满人情味的乡村氛围。

赵俊恒

甘榜精神也分年龄层

任职于电脑公司的数据处理员赵俊恒生于广州，长于香港，中学时期来新加坡读书，目前是新公民。由于妻子是新加坡人，他经常从老一辈的亲戚口中了解到新加坡独立时期的旧闻轶事，对于甘榜精神并不完全陌生。

最冷漠的年龄层

社区中是否有互助精神，赵俊恒认为要分年龄层来看。

“我接触过不同年龄层的人，觉得上了年纪的和年轻人会比较热心，老年人会主动和你攀谈，甚至请吃饭；有时候，在街上若遇到什么状况，年轻人也会帮忙。我不是说中年人冷漠，一般上的问路、让位，他们还是会做，但大多数会抱着一种态度，就是先以自身利益作为考量。”

赵俊恒表示，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年人是一个夹心阶层，负担重，生活压力大，可能根本没闲空去照顾其他人，加上他们积累了一定的社会经验，以及现在诈骗案日益上升，导致对外人保持谨慎态度。

社区新不如旧

在社区中，赵俊恒则发现旧区居民比起新区更具甘榜精神。

“可能旧区的居民居住期较长，很多人从小就认识，感情很好，关系自然密切，特别是几十年的老街坊就像是好朋友一样，有的即便已搬到别处，还是保持联系。新区的居民都是刚入伙的，见了面也只是打个招呼，不会深谈，更别说想去多了解对方。”

本地社区常有邻里纠纷，赵俊恒就曾被投诉，也投诉过别人。这件事让他感受颇深，“不同背景的人同住一个社区，摩擦在所难免，所以彼此间需要多一点包容与体谅。”

他也指出，居民在防疫期间更容易体现邻里间的患难与共，“其实大家都有一颗助人的心，只是平时没有机会展现。”为此，他建议有关单位不妨多制造机会，例如让同一座组屋的居民一起搞好卫生，每个家庭派代表共同清扫公共地方或探访独居老人。

“新移民能够参与一些社区活动，可以多认识一些本地人。身边有些朋友，他们来了近10年了，但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就跟刚来时没什么两样，倒不如不移民算了。既然决定长期在这里生活，就应该入乡随俗，在保留自己文化的同时，也要尊重本地的核心价值，融入社区，与本地人多一点互动。”

傅锦相

主动破冰不要计较

飞机师傅锦相（新公民、原籍高雄）移居狮城，不知不觉已23年，这些年来，他搬过四次家，但每一次都选择巴西立的组屋，不为别的，只因为这里比较接近大自然，四处绿树成荫，离海滩仅咫尺之遥，唯一可惜的是新加坡的景观一直在改变中……

怀念草根文化

“那时候搭地铁，从市区回到巴西立，几乎已经没有什么人，现在这一区的人越来越多，以前散步时经过的养鱼场，养鸡场也渐渐消失了。”

傅锦相认为，新加坡变化很大，时间久了就会忘记这个地方以前的模样。他说，虽没有体验过新加坡的甘榜生活，却能感同身受。

“其实这跟台湾的草根文化有点类似，我是在台湾乡下长大的，你种菜，我养鸡，今天我送你一棵菜，明天你送我一粒蛋，物资不是很富裕，但大家过得开心融洽。记得那时候阿公阿嫲对生活非常满足，但这种生活现在已不多见。”

他觉得，新加坡人是很友善，但在表现上比较内敛，不会主动结交陌生人，包括邻居。“我搬到这里已有好多年了，他们也不会跟我说话，但以台湾人的个性，我会主动跟他们攀谈，需要时，我也自动请缨，一旦破冰，距离也就拉近。”

付出，总是有回报的。

不喊口号要行动

至于如何促进甘榜精神，傅锦相认为居委会可以组织一些更到位的活动，“例如可以安排同一座组屋的几个不同族群来个小小的聚餐，新移民家庭可以做一些家乡小吃，而本地家庭介绍他们的传统美食，一举两得，不仅培养甘榜精神，也促进新移民与本地的沟通。”

他坦言，新加坡对外籍人士还是有一个刻板印象，如逃难而来，或者是视这里为踏脚石，但移民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毕竟离开家乡到另一个地方落地生根，需要勇气和决心，所以本地人应该对新移民多一点宽容与体谅。

他也呼吁新移民要尊重本地文化与民情，想要融入新加坡的多元社会，可以先从自己居住的社区开始。不管是融入社会，还是培养甘榜精神，不能口里说说，没有行动，就让自己踏出第一步吧。

张琳

有距离感的存在

张琳（新公民，原籍重庆）21岁来新加坡的一家餐饮店实习，如今是人力资源与移民中介的老板，她一步一脚印地走来，对社会的人情冷暖颇有感受。她以两个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明既近且远的甘榜精神。

有正义感的社会

总体来说，张琳不觉得新加坡是一个冷漠的社会，她以去年发生在美芝路的一起46岁男子当街持刀追砍前妻的事件为例，指出本地社会还是存有正义感，“事发时，周围几家店铺的员工，还有路人纷纷阻止，使受袭击的妇女免受进一步的伤害，其实情况是很危险的，但还是有人挺身而出，而不是担心受累只在一旁围观，可见道德与正义感还是普遍存在。”

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都维持一个距离。平时的话，都不会走得太近，如有需要，也有人会站出来，互助精神就是这样似有还无地隐身于喧闹的社会中。

“距离，是因为现在的人自我保护意识很强，特别注重个人隐私和空间，这种无形的墙使到社会氛围跟以前不一样了。”

甘榜精神有助融入

说到自己的居住环境，张琳认为与邻里之间的尊重是双方建立友好关系的基础。

“像我的前屋主，跟对面的邻居处得很不好，双方都装有摄像头，互相监视，互相指责，女的说男邻居一直在偷看她，男的说女邻居脑筋有问题，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但互不让步，吵了很多次，最后闹到警察上门。”

张琳认为，人不是一个个体的存在，邻里是属于居住环境的一部分，如果经常投诉、吵架，像战场一样，自己也会住得不舒服。她表示，与邻居的关系应该顺其自然，不需要太刻意，如果双方有共同的话题，不妨多聊几句；如果没有，至少也要维持一定的尊重。

“政府一直呼吁居民发挥甘榜精神，目的是为国人制造一个更融洽的生活环境，特别是当越来越多人移民新加坡，邻里和睦对新移民的融入是有一定的帮助，也可加强新移民的归属感，我也希望生活在一个充满包容、互助精神的社区。”

陈素雯

一切从教育开始

大学行政助理经理陈素雯（永久居民，原籍柔佛）是从甘榜时代走过来的人，在她的记忆中，家里的大门永远开着，邻居做粿没有面粉，就跑过来借；电视机开着，左邻右舍会跑过来看。她说，以前在乡村环境下交流频繁，互助关怀发自内心，不像现在。

一切源自教育

陈素雯认为，甘榜精神被社会遗忘，是因为教育的失衡。

“一直以来，学校、家长都只注重功能性的科目，忽略优良传统价值观的灌输，特别是在富裕时代物资充沛下成长的年轻人，在他们眼里，父母的钱得来容易，根本不知道何谓血汗钱，不懂得体恤、也不懂得感恩。”

因为弟媳过世，她近日经常到弟弟家里帮忙照顾一对侄女，孩子们的锱铢必较让她感触良多，“我叫她们做家务，也需要唠叨好几回。她们不但不懂分担，而且还十分计较，今天你洗碗，明天我扫地，一分一厘也要算清楚，对家人都这么计较，还能期待她们对社会有付出吗？更别谈什么甘榜精神。”

她表示，以前的父母还经常携带孩子一起做义工，对于孩子或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可在今日已经少见。

有目的性的义工行为

工作之余，陈素雯还是一名热心于慈善活动的义工，她参与了各种大小型的义务活动，可这一切对她来说，并不是甘榜精神的再现。

“不要看到很多人做义工，就沾沾自喜地认为是甘榜精神的重现。在我看来，不少义工都是带有目的性的，早期的义工出钱出力，是令人敬佩的，而现在的义工，有部分是为了奖励*而做的。例如，做一天义工可获得20元的礼券，有退休的朋友说，他做义工，一天的伙食费就搞定了，像这种有回报的付出，就不是义工了。”

不过，素雯也指出，在宗乡会馆或宗教团体中还可看到全心全意的付出，就是因为优良的传统价值观与道德伦理发挥了作用。她也一再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否则，培养甘榜精神也只能是纸上谈兵。

*有些团体因为需要大量义工，便有一些奖励制度，例如派发礼物包或奖券等。

大塚龍

存异求同的共同努力

居留新加坡11年，拥有四间发廊的大塚龍（持创业准证，原籍东京）居住位于丹戎巴葛的共管式公寓，里面住着许多外籍人士，由于四间发廊都在附近，他每天骑着脚踏车轮流“巡视”，过着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简单生活，与本地人的接触机会不多，可一场防疫让他走入社区，感受这里的社会人情。

初次走入社区

2020年因为冠病疫情防控措施，大塚龍的发廊也被迫暂时停业，他不想终日将自己困在公寓里，便参与疫苗接种的义务工作。与本地人一起工作，对大塚龍来说，是一种崭新的体验，也让他感受到新加坡人对外来者的包容与体贴。

“比较起单一文化的日本人，新加坡人更懂得照顾他人的感受，可能是他们自小在多元文化的环境成长，会很灵敏地感受到对方的情绪，而作出适当的反应，不像在日本社会，对于差异性的容忍度比较差。”

足球队的合与分

大塚龍一直佩服新加坡政府为加强各族联系而作出的积极努力，当他从地铁与YouTube上，看到“重建甘榜精神”的宣传时，他也理解到政府的用心良苦。

“我参加的足球社就好像一个地球村，会员来自世界各地，大家因为有共同的嗜好，平时都是说说笑笑，不分彼此的，可一旦组队踢球，就壁垒分明，自然地分为韩国队、欧洲队、印度队、马来西亚队、新加坡队……虽然这样的分队，纯粹是为了方便队内的组员沟通，但也显示出多元本质上的一种脆弱性。”

在关键时刻，人会习惯性选择跟文化相同背景的在一起，这也反映了本地社会的潜在危机。

“培养甘榜精神可让不同背景的居民，通过日常培养感情，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维系一个和谐、合作的社区。感情会随着时间滋长，也可让居民跨越文化的沟渠，为创建美好生活、共同目标而努力。”

据他观察，新加坡社会的融合还在“一半一半”的状态中，“当然我没有实际的数字，这只是一个方便的说法，我觉得一半的新加坡人已在身体力行中；而另一半，还是保守地活在自己的圈子，他们可能知道但没有做到，尚在努力中。”

噶孜

像接力一个传一个

噶孜（Ghazi Abu Taher）是来自孟加拉的印族人，2015年入籍为新公民。他是居民委员会（居民联系网前身）的要员之一，同时也是马来活动执行委员会（Malay Activity Executive Committees）的执委。62岁的他活跃于社区活动，游走于不同宗教、种族之间，致力于推广居民融合，社区联系。

环境的重要

噶孜认为，实现甘榜精神，就必须创建一个让居民可以互动的平台，而联络所与居委会正好是“现代甘榜”的中心，通过举办各类联谊活动，将不同语言、种族、教育与文化背景的人召集在同一个平台上，增进互动，加深了解。

“组屋区其实是新加坡社会的缩影，共同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其独特的背景，如何在保留自己文化根基的同时融入多元社会，一直是国人所面对的挑战。培养甘榜精神可说是为大家设下了一个共同努力的目标，为自己创建一个和睦、互助的生活环境，也强化了归属感与凝聚力。”

把爱传开去

虽说，甘榜精神的淡薄是不争的事实，可噶孜认为只要坚持不懈，一切都能水到渠成，事在人为而已。

犹记得初来乍到的他，对社区的一切都很陌生。有一晚，他在公园里遇见一名快步走的老妇人，大家寒暄了几句之后，对方邀请他一起走，事后还带他到居委会，鼓励他多参加社区活动，种下他日后加入居委会的因缘。

“我很幸运地遇见Mei Ling（老妇名字），其实她可以完全不理会我，但她还是无条件地协助我这么一个陌生人。”噶孜强调，以身作则就是最好的教育，毕竟甘榜精神是一种源自内心的自觉，而不是一种机械的动作。

“当一个人感受到别人的好意，他自然也会将这份好意传递给另一个人，一个接一个，这种互助的精神自然就传开去。每个人只是付出一点点，但成效可以很大。”

他说，环境只是创建了利好条件，真正发挥力量的还是来自一个人的自觉。

Searching for the kampung spirit

Translation: Hong Xinyi

New immigrants reflect on whether Singapore’s culture of close-knit communities where everyone looks out for one another is still alive and well.

Kampung is the Malay word for village, and the kampung spirit in Singapore derives from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und in such rural communities here in the 1950s and 60s. Kampung residents celebrated happy occasions together, and helped one another out during tough times.

Several of the new immigrants featured in this article pointed out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kampung spirit and the culture of the farming villages and urban clusters in their own hometowns.

In Singapore, this close-knit way of life started to change when villages gave way to public housing estates from 1964. With rapid urbanisation, people are now more likely to keep to themselves in their neighbourhoods. But calls to revive the kampung spirit have never ceased. We ask some new immigrants about their views on how to keep this sense of community alive.

Xu Lei (originally from Ningxia, Employment Pass)

Architect Xu Lei is an active member of community and charity groups here, and these associations are where he has found a sense of connection. However, he doesn’t believe that charity work undertaken by such organisations counts as examples of the kampung spirit, which should be driven by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themselves.

He shares that he doesn’t know anyone in his community, which is a public housing estate. Individual blocks in such estates don’t have common facilities (like gyms and pools) where residents gather, so Community Clubs (CCs) tend to serve as neighbourhood hubs. Xu suggests that CCs can decentralise their activities, and hold events at different blocks, so that their residents can get to know one another better.

Daniel Xu (originally from Shenyang, new citizen)

Project manager Daniel Xu believes that it’s hard to sustain the kampung spirit in a fast-paced urban lifestyle, where long working hours leave little time for other pursuits. The widespread use of technology doesn’t help wither. “Nowadays, everyone stares at their phones all the time, and talking to people face to face takes more effort.” Still, he sees Singapore as a fundamentally warm and trusting society. For instance, the practice of using tissue paper packets, or even bags and keys, to reserve seats at hawker centres shows a high level of mutual trust.

Jason Chiu (originally from Guangzhou and Hong Kong, new citizen)

Jason Chiu first came to Singapore as a student, and now works in data processing. To him, the kampung spirit is still alive, but more so among the elderly, and the young, who tend to be more helpful. Middle-aged Singaporeans are still courteous, but are more focused on their many responsibilities and are often warier of strangers. He also observes that older residential estates have a stronger kampung spirit than newer ones. “Perhaps this is because the residents have stayed in these estates for a longer time, and are naturally closer to their neighbours.”

Cruise Fu (originally from Kaohsiung, new citizen)

Pilot Cruise Fu has lived in Singapore for 23 years, and finds Singaporeans friendly, but reserved. They rarely take the initiative to speak to strangers, but he finds that once the ice is broken, it is easy to connect. To foster the kampung spirit, he suggests that Residents’ Committees (RCs) can organise activities such as small communal meals. “New immigrants can make some dishes from their culture, and locals can introduce their own cuisine. This can cultivate the kampung spirit and also allow new immigrants and locals to get to know one another better.”

Jonni Zhang (originally from Chongqing, new citizen)

Having started interning in Singapore at the age of 21, Jonni Zhang does not believe that Singapore is a society that is indifferent to helping those in need. Nevertheless, modern life tends to involve keeping some distance from one another. She believes that neighbours should try to minimise conflict and maintain a baseline of respect in their interactions. “The government encourages the kampung spirit because it helps to create a harmonious environment. With more new immigrants coming to Singapore, such harmony is definitely helpful. It can also give new immigrants a greater sense of belonging.”

Tan Shu Wen (originally from Johor, Permanent Resident)

Tan Shu Wen is an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manager in a university, and has personal experience of the kampung era. The emphasis on technical academic subjects these days, as opposed to traditional values, may be one factor for the decline of the kampung spirit, she feels. She is also an active volunteer, but does not believe that volunteering is always a reflection of the kampung spirit. However, clan associations and religious organisations do still attract many sincere volunteers, and this c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ir strong values. The inculcation of such values through education is important for the kampung spirit to live on, she believes.

Ryu Marco (originally from Tokyo, EntrePass)

Salon owner Ryu Marco saw a lull in his busines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2020, and started to volunteer. This allowed him to get to know more locals better. “Compared to Japan, which is more culturally homogeneous, Singaporeans are more considerate, perhaps due to growing up in a multi-cultural environment.

He is also a member of a football group, whose participants come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Even though they all get along, they tend to form teams with members who share the same nationality. That reflects the tendency of humans to cluster with those from the same background during critical moments, and thus also illustrates a potential stress point in society. “Cultivating the kampung spirit can help residents of different backgrounds bond during daily life. Such sentiments will grow over time, and help residents to overcome cultural barriers,” he believes.

Ghazi Abu Taher (originally from Dhaka, new citizen)

Ghazi Abu Taher became a Singapore citizen in 2015, and is a key member of his neighbourhood’s RC and Malay Activity Executive Committee. He believes that community clubs and RCs are perfect hubs for the modern kampung, where people from diverse backgrounds get can to know one another through various activities.

During his early days in Singapore, when he didn’t know many people, he met an elderly lady during an evening walk in a park, and she later brought him to the RC and encouraged him to take part in community events. “I was very lucky to meet her,” he says. “She could have ignored me, but instead she unconditionally helped a complete stranger.” For him, the kampung spirit must come from the heart. “When you feel good intentions from another person, you will naturally express similar intentions towards others. This is what allows the spirit of helping one another to spr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