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何时开始有华人“住番”

我在教学过程中（包括教《马来亚史》《东南亚华人史》《东南亚华人社会》）经常面对学生提出的几个问题：华人何时移居到南洋？何时开始“住番”于新加坡？华人“住番”的原因或目的是什么？

要准确回答以上问题并不容易，因为没有足够的历史记载或历史文物可以佐证。学者们当然也没有共识，而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多属于个人的主观臆断。因此，我个人认为，谁的说法比较接近或符合史实，就取决于其所掌握的历史资料与所采用的历史方法论。

研究历史尤其是悬而未决的历史课题，我们往往需要同时使用望远镜与放大镜，即同时采用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缺一不可。正如中国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所说的:“分析不怕细致、深刻，否则不能揭示历史事件的本质，综合不怕全面、概括，否则不能显示历史的全貌、线索。因此，在分析的时候要钻进个别历史事件里去，用显微镜去发现问题；在综合时，又要站在个别历史事件之外，高瞻远瞩，用望远镜去观察历史形势。”

基于以上历史方法论，我们应该可以从以下几个领域，进行宏观与微观的探索。首先，我们得了解中国古籍中的南海（南洋）与新加坡。根据班固的《汉书·地理志》记载，早在二千多年的西汉武帝年间，中国与南海（南洋）便建构了海上丝路。中国正史中的帝纪、列传或地理志、食货志，不时提及或讲述南海某些邦国。例如：定都于巨港的三佛齐是南洋最重要国家之一，《旧唐书·帝纪》就提及三佛齐曾七次遣使进贡，最早一次是在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最晚一次在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又如（梁）沈约《宋书·蛮夷传》中简介了南洋七国，即林邑国、扶南国、诃罗陀国、呵罗单国、媻皇国、媻达国、阇婆婆达国；（唐）房玄龄主编《晋书·南蛮传》再讲述了中南半岛的林邑国与扶南国。又如（唐）姚思廉《梁书·海南诸国传》对南洋似乎更重视，除了讲述林邑、扶南，还增添了盘盘、丹丹、干陀利、狼牙修、婆利等五国；（唐）魏征主编《隋书·南蛮列传》介绍了中南半岛、马来半岛的林邑、真腊、赤土三邦国。再如《新唐书·地理志》关于海上丝路的叙述最为详尽，它提及马来半岛的赤土国与丹丹国。至于《宋史》《元史》《明史》记载南洋邦国的数量更多，多达二十几国，包括原来的真腊、三佛齐，还有占城、蒲甘、阇婆、勃泥、暹罗、爪哇、安南、满剌加、苏门答腊、满者伯夷、彭亨、柔佛、急兰丹，等等。

《新唐书》封面

南洋古国在中国正史文献不断出现，意味着双方关系密切，中国人对南洋很关注，也有相当程度的认知，所以住番者与日俱增。这对我们解答“新加坡何时有华人住番”这个问题，自然有所帮助。当然，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古籍何时开始提及新加坡？它出现的次数如何？就我所知，《汉书·地理志》所提到的皮宗岛（Pulau Pisang），似乎就是新加坡岛。之后出现在中国古籍的新加坡，为数还不少呢，只是名称各异，主要的有罗越国Laut（《新唐书》）、蒲罗中Pulau Ujiong（宋代《太平御览》）、龙牙门（宋代《诸番志》）、淡马锡Temasek（明代《郑和航海图》）等。

黑石号复原样貌

其次，南海与新加坡的考古新发现，为我们提供了物证，证明唐宋以来南洋与中国的商业往来相当繁盛。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在南海或南洋海域包括暹罗湾、爪哇海等，总共发掘了百多艘载满商品的沉船，除了中国船外，还有南洋船与波斯、阿拉伯商船。其中包括1987年发现（2007年开始发掘）的“宋代沉船南海一号”，出水文物多达18万余件，其中精美瓷器约16万件（套），其它的是金器、银器、铜器、铁器等，还有1万7000多枚铜钱（以宋代铜钱为主）。1998年发掘于苏门答腊南部海域的商船“黑石号”（属于波斯或阿拉伯），出水文物同样非常可观，遗存的唐代陶瓷器、金银器等多达6万余件，其中陶瓷器5万余件。以上两艘沉船出水文物的特点是数量大、种类全、规格高、珍品多，由此可见海上丝路贸易之繁盛，远远超出文献记载与我们的想象。（见《中国考古》2022年12月15日）。

唐代青花白瓷的极品

染上西亚风格的彩瓷

带着西亚风格的金杯

第三，南洋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也是很实在的、很具体的，其中包括南洋从中国输入丝绸、陶瓷、茶叶、金器、银器、铜器、铁器，等等。至于由南洋输往中国的，除了土特产品、珍禽异兽，就是某些中国没有的农作物（经济作物）。有趣的是：凡带着“胡”、“番”、“洋”的名称，似乎都是引入栽种的农作物。根据多位当代中国学者考证，在汉代引入中国的有胡椒、茄子、大葱等（从西域输入），在魏晋南北朝引入的有扁豆、黄瓜、开心果、芝麻等，在隋唐引入的则有香菜（芫荽）、菠菜、莴苣、胡萝卜、丁香、豆蔻等。宋代以后传入中国的农作物，种类更繁多，如番茄、番薯、番石榴、花生（海南话叫番豆）、辣椒（海南语叫番椒）、南瓜、丝瓜、洋葱、小洋葱、玉蜀黍、马铃薯等。以上这些农作物原产地除了南洋，有些是南美洲（如花生、辣椒、玉蜀黍），有些则是南亚或西亚（如大葱、菠菜），但似乎都是由“住番”华人从南洋带入中国的。众所周知，唯有住番一个时期后，他们才知道以上农作物的经济价值，以及如何利用其种子来栽培。除了某些香料，凡是蔬菜类由于保鲜与价值问题，似乎不可能成为贡品或主要商品，不言而喻。

异域风情的高脚瓷瓶

精美无比的唐代白瓷

第四，不同民族语言的相互渗透是个缓慢而长久的历史过程。从双方语言的互相影响中，也可知道华人住番的历史，非常悠久，起码千年以上。就新马闽南语来说，常用的马来语借词至少有百多个，以下就是例子：菜市场叫pasar，肥皂叫sabun，结婚叫kahwin，空虚叫kosong，玉蜀黍叫jagung，马铃薯叫kendang，寄宿叫tumpang，打扰叫kacau，错误叫salah，应该叫patut。就马来语（印尼语）来说，使用的闽南语借词则在千个左右，例如：茶壶是teko，豆腐是tauhu，韭菜是kucai，公司是kongsi，楼上是loteng，房间是pangking，劳工是kuli，巴结是pakat，舢舨是sampan，膏药是koyok，垄沟（水沟）是longkang。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无论是马来语还是闽南语，双方的借词都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也就是与华人住番密切相关！

看来最晚在唐代，华人已经开始“住番”（短暂定居）于南洋沿岸地区，除了最靠近中国大陆的中南半岛，还有马来半岛、爪哇、苏门答腊等地。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最南端，凭着其区位优势，在海上丝路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显然也是早期主要“住番”地之一。关于这点，或许可以从几个不同角度来做微观考察。首先，以物物交换为主体的海上丝路贸易中，必须要有个货物集散中心；而集散中心的海路交通，必须四通八达，方便商船进出港口。自古以来，新加坡就具备这一客观条件。新加坡港口是个天然良港，开阔水深，风平浪静，商船容易停泊，所以自然而然成为各地商人青睐的首选。其次，自古以来，马六甲海峡就是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的重要航道，而新加坡位于马六甲海峡南端，扼着海峡的咽喉，是来往两洋的商船必经之地。古代如此，现代依然如此。其三，新加坡位于中南半岛、马来半岛与马来群岛之间，属于温和的海洋性气候，从来没有地震、海啸、台风的肆虐，显然是最佳的“宜居之地”，即最适合人们定居与经商的好地方。其四，自然地理告诉我们，新加坡位于季候风带上，在帆船时代处于最优越位置。每年从12月到次年3月东北季候风吹起，中国商人可以乘风南来；从6月到9月西南季候风吹起，中国商人可以顺风北归，或者前往印度、波斯、阿拉伯。但由于经商上的需要，或为了等待季候风的转向，他们往往必须在新加坡等地住番一年以上。

黑石号航线及发现地点

综合以上宏观与微观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早在宋代之前的唐代，华族商人便开始在南洋住番了，主要地点包括中南半岛的林邑、扶南，马来半岛的丹丹、罗越（新加坡），苏门答腊南部的三佛齐（室利佛逝），以及爪哇岛中部的诃陵（阇婆）等地。他们自称为“唐人”，而当地土著也称他们为唐人，正如《眀史·外国列传》所说，“唐人者，诸番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

（作者为复旦大学博士、资深教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