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学模范 中华、养正、尊孔与宽柔的因缘系谱

养正学校旧校舍（摄于1914年）

1917年，近代中国实用主义教育家黄炎培受教育部委派“下南洋”，考察英荷两属殖民地29埠79间学校。黄炎培留下深刻印象，令他“喜不能寐者”并赞誉为“南学之模范”的计有四间学校，它们是：爪哇三宝垄中华学校、吉隆坡尊孔、新加坡养正和新山宽柔。

这四间学校的规模不一，以中华学生人数最多（464人），其次是养正（350人），再次是尊孔（253人）。人数最少的是新山宽柔，学生只有一百余名。因而，黄炎培并不是以学生人数或是校地校舍规模来衡量学校的优劣，而是着重于办学宗旨和教育方针来评定其所以为“南学之模范”。

1917年中国北洋政府教育总长颁发给宽柔学校的匾额。现挂于宽柔一小大礼堂。

中国教育总长颁给养正学校的牌匾“功资养正”

办学理念

黄炎培是中国实用主义教育的提倡者。被他赞誉的这四间南洋模范学校，其办学理念和教育方针，自然是深获黄炎培认可及赞赏。黄炎培返国后，在《教育杂志》（第九卷第九号）撰写了《南风篇》。文中记述中华学校“一切设施，采生产的实用主义”。尊孔重视商业实习课，其手工课程亦“多趋实用”。而养正学校则组织学生成立学生储蓄银行，老师教学方式“纯用启发”，作文命题“皆主开发思想”。至于宽柔学校，创办虽晚（1913年成立），却有能力主办学生成绩展览会，并由学生组织五七公司，“专售国人自制文具糖果”。

由此观之，黄炎培赞赏的这四间南洋模范学校，其办学者均有渊源，相信也拥有共同的办学理念。而这教育理念的核心，即是“实用主义”。宽柔校歌：“尚规律，崇实用”，想来既是此一办学传统精神的弦诵。迄今，宽柔一小大礼堂挂有一幅民国六年（1917）由中国教育总长特颁给宽柔学校的“南离敷教”牌匾。同获教育总长特奖匾额的，还有新加坡养正学校，获颁“功资养正”。

除了办学理念，黄炎培赞誉的这四间“南学模范”彼此之间又有何互动关联？首先，三宝垄中华与新加坡养正的因缘，来自一位校长陆敦（字逸君）。根据陆重山《先兄陆逸君简史》（文见《养正学校金禧纪念刊》，1956年）的记述，陆校长，广东鹤山县人，清末诸生，并曾师事康有为，又与梁启超相交。维新变法失败后，目睹国事日非，他只身下南洋，从事教育，掌教于三宝垄中华学校多年。1906年新加坡广肇惠三府邑人筹办养正，乃礼聘陆敦前来新加坡，担任养正第一任校长，校名时名“养正学堂”。

1907年陆校长以事辞职，返回中国，养正改由宋木林（又名宋森）继任校长。在他主持下（1907-1915），养正顺应时代需求，扩充课程，加授英语，校务日益扩展，学生人数增加。民国成立，改称养正学校，又附设夜学以备贫民子弟及年长失学者入学。

1915年增设女子教育部。1916年，宋木林转往吉隆坡尊孔担任校长，亦颇有建树。宋木林是民国初建时期新马华校实利主义教育的重要推手。执掌尊孔之时，加授英文及华语。1917年增办夜间商业补习科。

华社兴办新式学堂，在当时是属于所谓的“侨教”不论是在养正抑或是尊孔，宋木林校长深得学生敬爱，是学生的良师诤友，而且深具“爱（中）国心”。他在养正举办国货展览会，在当时还是一项创举。宋木林在尊孔掌校之时，亦同样提倡“爱（中）国”运动。时值五四浪潮，宋校长因策动抵制日货运动，最终被英殖民政府逮解出境。

宋木林校长

陆敦校长

办学渊源

掌校尊孔期间的宋校长，其实是一位无政府主义的追随者。其思想“过激”，有脉络可寻。 “巧合”的是，当年接替宋木林，担任第三任养正校长的梁襄武(即梁冰弦)，曾担任过好几间报馆的总编辑，是中国提倡成人教育的先驱。他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介绍过不少前卫的学说，也曾和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等人推动勤工俭学，鼓励有志青年半工半读。

至于“南学模范”四校之中，学生人数最少，创立亦最迟的新山宽柔，谈其创办渊源，则得上溯其前身。早在1913年“华侨公立宽柔学校”成立之前，一批广肇帮热心教育人士已在新山兆南街广肇会馆创办了育才学堂。虽说育才是一间以粤语教学、“以资培植粤侨子弟”的学校，但其在1911年正式开学，已是“采行新式教法”的学堂。民国肇始庆祝首届双十节国庆盛典上，育才学堂学生一律西装校服，举行军事体操。这与当年中国新式学堂“尚武精神”的办学模式，有其一脉相承之轨迹。

育才新式学堂的教育模式，开拓了新山华社各界人士的视野。基于此新式教育的刺激，1913年，宽柔的倡办，据说是在广肇帮的黄羲初和骆雨生，以及两位潮籍人士陈迎祥和郑亚吉发起，在育才学堂的办学基础之上，再结合新山“五帮”（亦即潮州、广肇、福建、客家和海南）跨帮群整合的力量，共同创办一所不分畛域，以华语授课的“华侨公立宽柔学校”，开放给各籍贯子弟就读，开华社风气之先。

值得留意的是：养正和宽柔的创办，同是与广帮社群有深厚渊源。新加坡养正学堂的前身其实是创立于1905年的广肇学堂，是新加坡其中一间较早转型为新式学校的帮群学校。而其创办人之一的黄亚福（号莆田），也就是新山宽柔学校的首任总理。

黄亚福原名黄福，少时随泥水木匠师傅南来。初在新加坡当学徒，后来结识同是广肇府人的富商胡亚基，在胡氏的引见下，认识了当时的柔佛天猛公。柔佛王室信任黄亚福，把不少柔佛政府的建筑工程交给他承包，遂到新山发展，从一名普通的水泥木匠，发迹成为著名的建筑承包商。1880年，黄亚福更是从建筑承包商扩展业务到胡椒甘蜜的种植，甚至执掌了柔佛椒蜜公局。

新山昔有“小汕头”之称，但最早建立会馆的不是潮州人而是广肇帮人士。1878年广肇会馆成立，成为柔佛最早的华人会馆。黄亚福是广肇会馆的首任总理，并捐赠兆南街二间店铺和一段地皮兴建会馆会所。1911年广帮邑人以广肇会馆会所为教室，创办育才学堂。1913年宽柔成立，黄亚福亦是宽柔学校的首届总理。

黄亚福在华社之所以备受肯定，并不仅仅在于其财富，还在于他在华人社会及文教公益事业中所做出的贡献。除了热心于新山的文教公益，黄亚福也是新加坡广惠肇留医院的倡办人，并担任该院总理多年，亦为新加坡台山黄家馆和养正学校赞助人。他也曾出资购置一片土地作为碧山亭冢地，名为“黄福山”。在中国，他在广东台山县的故里倡建广海善堂，以济贫病者，又筑万安坟以收殓白骨。

黄亚福的家族后代亦多才俊杰人，承其父之风范，也相当热衷于社会公益文教事业。尤值一提的是其千金黄典娴，更是新马华人女子学校的奠基者。1905年黄典娴在新加坡创办了华侨女学，并担任校长。中国清朝政府要到1907年才公布章程条例落实女子教育政策，黄典娴却比清朝政府还早两年就已在新加坡华人社会创办女子学校了，其识见、义举，被时人誉为“南洋之女豪杰”。

更有意思的是，宽柔之创办，出力尤多的另一位广帮关键人物黄羲初，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已加入新加坡同盟会，并受委为同盟会柔佛分部部长，并且与时任新加坡养正学校的宋木林校长熟稔。宽柔创校事务，黄羲初多向宋校长咨询，诚是黄羲初在办学问题上的“私人顾问”。据说，1913年5月18日宽柔正式开幕之时，宋木林校长还亲率铜乐队助兴及协助运动会一切事务。由此观之，“新新”(新加坡和新山)之关系，广帮的养正学校和新山“五帮共建”宽柔学校的创办渊源，亦是相当密切的。

养正学校创办人（左起：黄莆田、何乐如、叶季允、朱子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