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桥路上一“新楼”

在我念小三时，因为一场变故，使我们举家从有花园的住宅迁到新桥路上的店屋居住。而这一住，就住了十多年。

新桥路与摩士街交界处的这栋店屋，建于1941年，三楼的一个单位，曾为本文作者1966-79年的居所

我们入住的单位，在新桥路与摩士街交界处的一栋店屋内，原本是爷爷的医馆。爸爸生意失败，意欲举家移居遥远的新中国。爷爷与孩子孙子血浓于水，以让出他租来的这层“新楼”挽留。我们终于留下，不久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爆发。

爷爷把这层楼称为新楼，我猜想有两个原因：一、他先租下丁加奴街9号的单位，故这里是“新”；二、这座店屋的落成时间比9号迟，故也是新。从建筑角度来看，较诸传统店屋，它的结构新—全为钢筋混凝土；式样新—全无立面装饰； 布局新—平面阔而深，且无天井；设备新—水、电、抽水马桶俱全。

新楼位于三楼，出入都要走楼梯。那是两道很陡很陡的梯阶，从一层到二层，又从二层到三层，没有扶手，也没有平台。用“险”字来形容并不为过。我每次小心翼翼地上下不曾跌倒；哥哥好几次下楼梯走得太快，一失足，便像坐滑梯一样滑下去。

新楼布局简单，走到楼梯顶头是大门，一入门往左转是个颇高耸的长方形空间，我们自行用板壁分隔成厅堂、卧室等。往直走是厨房，尽头是浴室、厕所和后门，连接通到一层的螺旋梯。

从摩士街口看“新楼”；建筑物落成的年份就塑在旗杆下

发现新楼的热、吵、湿、浊、秽

长方形空间很深，不能全赖自然通风和采光，故天花板上悬挂多把电风扇和多盏日光灯，这些在爷爷设医馆的时代是常用的。由于我家经济拮据，为免多付电费，电风扇形同虚设 ，白天灯也尽量少开。我多在窗边读书做功课，常感闷热，浑身“粘粘”的。

在新楼读书做功课乃至睡觉都很有挑战性，因为它很吵。噪音来自无论日与夜都车水马龙的新桥路，那些引擎声、喇叭声。噪音也来自每天中午“开档”，到了近午夜才“收档”的十多个路旁唱片摊。华、粤语流行歌曲播个不停。哪一首流行，一天到晚便要听哪一首的选段，重复又重复，听得人极度厌烦。

刚搬入新楼数个星期后的一个晚上，在睡梦中忽然被来自父母亲房间的声音吵醒。原来下大雨屋顶漏水，雨水从天花板滴在他们床上，唯有拿搪瓷面盆、铁桶等盛水。水滴叮叮当当发出声响，爸爸忧伤地说：“屋漏更遭连夜雨。”眼泪簌簌掉落，我们跟着也哭将起来。此情此景，历历在目。

过了半年腊鼓频催，又有所“发现”。 新楼一层五脚基上现烧现卖的肉干摊（包括现在已十分著名的“林志源”）为了应付农历新年期间的需求，都增设烤炉。油烟日夜飘入新楼，我们全都被熏成“会走动的肉干”。更“精彩”的还在后头。到了元宵节的傍晚，牛车水一带的商店不约而同都燃放爆竹，壮观者从三层高店屋一直垂到地面。街道仿佛成了战场，新楼似被雾锁烟笼—浊雾和硝烟呛得我们几乎窒息。

新楼的秽也是颇吓人的。就在马路边上，尘多无可避免，随你洗、抹、扫，总难以做到时时窗明几净。而蛇虫鼠蚁—檐蛇（粤语，指壁虎）、蚊子、果蝇、金头苍蝇、红蟑螂、黑蟑螂、小蜘蛛、大蜘蛛、小老鼠、巨老鼠、黄丝蚁、小黑蚁、大红蚁常不请自来。随着家中杂物越积越多，有些更成为“住客”。

应付新楼的热、吵、湿、浊、秽

新楼的环境是如此地“不宜居”，我们怎样“生存”呢？答案是：接受事实，在能力之内能改能避的，都付诸行动，不能改不能避的，便都默默地忍受。

应付“热”最早期用的是扇子，葵扇、纸扇都有，既便宜又环保。后来市场上出现廉价小风扇，用电不多，也被采用。应付“吵”一方面“习以为常”地忍受，另一方面爸爸在获悉本国有声音管制法令后，以各种方法恳请有关部门控制唱片摊声量。通常有一段时日情况会改善，但不久即死灰复燃。“湿”的原因是新楼的屋顶因业主竖起巨大广告牌，供商家展示广告以收费，破坏了原本可靠的“马赛尔”屋瓦的防水性。我们找补漏师傅补救，经常是这里补好，那里又漏，“大珠小珠落玉盘”是雨季新楼一道常见的风景。“浊”也是季节性的，只在腊月和春节。应付“肉干烟”用忍，“爆竹烟”却唯有避。经过第一年可怕的经历，爸爸每逢元夜都会带我们到平常难得一入的电影院看电影避烟，元夜于是变成举家期待的一个日子。至于“秽”—哈，那些蛇虫鼠蚁是打死都要来住新楼的，出动DDT喷雾器、苍蝇拍、蚊香、缠鼠胶、捕鼠夹、毒鼠药，均阻挡不了它们的决心。

我念完高二，从服役起开始离开新楼。先是“外宿”兵营，后来得奖学金赴英留学，又住学生宿舍。兵营与宿舍的条件都比新楼好，但在假日与假期我还是喜欢回新楼家住，全不当热、吵、湿、浊、秽 为一回事， 因为那里住着我至亲的人。与新楼之缘直到我念完大三那年，哥哥结婚，与我们一同搬到金文泰西两个相比邻的组屋单位方结束。

（作者为本地建筑师、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