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词典 逛京城 品京味儿

读词典 逛京城 品京味儿

我在新加坡从事华语文工作16年，如果有人问我，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新加坡人有超强的语言能力，新加坡好像一所语言学院。

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有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新加坡习称淡米尔话）和英语四种。华语（Mandarin）是“新加坡华族的共同语”。共同语之外，还有几种主要方言：福建话（新加坡习称，即闽南话）、福州话、潮州话、客家话、广东话、海南话。这几种语言集中在一个幅员724.4平方公里、人口564万的蕞尔城市岛国里，相互接触与碰撞，彼此间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相互吸收，为新加坡的多元文化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

自1979年以来，新加坡一直坚持推广华语。现在，17到39岁之间的新加坡华裔年轻一代，80%能流利地讲华语了。在地球村里，“华语”一词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使用频率不断提高，内涵和外延也不断变化，中国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全球华语词典》（2010年5月）的“前言”和《全球华语大词典》（2016年4月）的“序”将华语定义为“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不过，《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第7版，2016年9月）对“华语”的解释依然是“指汉语”；《现代汉语应用规范词典》（2019年1月）的释义是“中国话，多用于境外华人对汉语的称谓”。

在客居新加坡的岁月里，我结识了好几位华语电台和电视台的主持人或播音员，也结识了好几位话剧界与相声界的朋友，他们的华语讲得都挺标准。有一次与程茂徳先生聊天儿，他一开口，我就冒昧地问他祖籍是不是北京，因为他讲的华语与众不同，带京腔，有浓郁的京味儿。程先生回答说，他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他这一口带京腔的华语全是靠模仿学来的。语音，口耳之学，靠模仿是可以习得的。

我是从香港去的新加坡，在香港工作时曾接触过好多位从北京移居香港的汉语教师，他们的普通话讲得很标准，有的就跟程茂徳先生一样，一口京腔。在香港，居然有人愿付高额学费，特请这样的老师个别教授普通话。我的一位同事是厦门人，讲得一口京腔普通话，挺受学员欢迎。这两件事儿让我看到了京腔普通话在境外和海外的市场价值。

普通话只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它不是北京话，北京话跟上海话、福建话、广东话一样是方言。我在早报工作时的同事陈伯汉先生是上世纪50年代华侨中学的学生、话剧圈的活跃分子，一口北京腔标准华语说得挺溜的，曾被北京籍的历史老师误认为同乡。

伯汉兄回忆说，1959年自治伊始，新加坡广播电台在维多利亚剧院举办综艺演出，他跟朋友曾鹏翔受邀参与其盛。演出那天，首任总理李光耀是座上嘉宾，休息时到后台跟艺人一一握手，走到曾鹏翔面前时对他说：“你的华语很好听。”当时，曾鹏翔表演的是诗歌朗诵，用的就是“北京腔标准华语”。后来，他凭那口漂亮的华语，在广播界大放异彩十几年。

伯汉兄说，当年用“北京腔”形容华语，不过是借以标榜华语的“漂亮”，为突出标准华语的魅力提供一个参照点。讲究“漂亮华语”在1960年代后半期至70年代蔚然成风，在同侪中，似乎只有程茂德始终坚持北京腔，不论什么场合都不肯“放低身段”（详参陈伯汉《新加坡的标准华语》和《新加坡的漂亮华语》，2014年5月19日和6月9日《联合早报》言论版）。

拜读伯汉兄写的这两篇回忆文章后，我脑海中油然浮起一串问题：新加坡人为什么要借“北京腔”标榜华语的“漂亮”呢？为什么连李光耀都觉得曾鹏翔的北京腔华语很好听呢？程茂德先生又为什么那么执着，始终坚持北京腔，不论什么场合都不肯“放低身段”呢？我想，原因之一是北京话比普通话更生活化，更口语化，更接地气，更贴近大众。北京话的儿化音现象比普通话多，语言因而显得绵软、动听。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为躲避新冠疫情，远离群魔乱舞、暗淡失色的“东方之珠”，我一溜烟儿似的回到内地江南老家，宅在家里喝茶，读书，听听音乐，看看电视，倒也舒坦。忽一日，看到微信公众号上一则书讯：《北京话儿化词典》（增订本，以下简称“增订本”）出版。随即网购一册，次日书到，开卷阅读。

说起“读”词典，不禁怀念起新加坡华文界的前辈学者卢绍昌先生来。我与卢先生相识于香港，熟稔于新加坡，他曾对我说过，有空就读《现代汉语词典》。以前我总以为词典是供“查”的，不是拿来“读”的，退休后不忙着“揾食”，闲云野鹤似的，有的是时间，于是就学卢先生读词典了。

“增订本”收录北京话中的儿化词语7400条，“它们绝大部分还活跃在今天的口语或书面语中”，而条目所用书证都选自“充满京腔、京味儿、京韵，又京范儿十足的佳作”，并随文注明出处。从18世纪中叶清乾隆年间的《红楼梦》到2017年3月出版的《北京话》，共计77种书刊，另有“其他主要参考书目”17种，总共94种之多；其中新加坡人熟悉的老舍的著作最多，共15种。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前副所长张伯江先生在为这部词典所写的“序”中说：“北京话儿化现象的语言学价值，在这部词典丰富的实例中，得到了深刻的揭示。”

我读“增订本”，还深深地感受到它彰显了北京话儿化现象的文化价值。“增订本”有意增收一些体现北京民俗、风土人情、独门手艺、著名街景、景区、城池的词语，我特喜欢读这些条目。比如我们常在媒体上听到或看到“四九城儿”，只知道那是北京城的代称，不知道它的来历。“增订本”告诉我们，它泛指当年北京城的布局。旧时，北京有内城、外城之分，内城分东西南北四个城区，共有九座城门：朝阳门（齐化门）、崇文门（哈德门）、正阳门（前门）、宣武门（顺治门）、阜成门（平则门）、德胜门（健徳门）、安定门（安贞门）、东直门（崇仁门）、西直门（和义门），统称“四九城儿”。有趣儿的是每个城门各司其职，譬如正阳门走龙车（皇帝每年出此门到天坛祭天，到先农坛耕地）宣武门走囚车（犯人被押往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处斩），德胜门走兵车（出城），安定门走兵车（回城）。再如“燕京八景儿”，这是老北京著名的八处景点，即太液秋风（在中南海）、琼岛春阴（在北海公园）、蓟门烟树（在西土城）、卢沟晓月（在卢沟桥）、金台夕照（在金台路）、西山晴雪（在香山）、玉泉趵突（在玉泉山）、居庸叠翠（在居庸关）。

俏皮话儿是“指活跃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幽默、生动、活泼的话语”，它简洁、形象、幽默、风趣，饱含风土人情、富有生活哲理，“是人们多少年积淀下来的”，不失为我们了解北京俗文化的一个窗口儿。

北京话里的俏皮话儿十分丰富，是北京话的一大特色。限于篇幅，仅举一例说说。比如“嗝儿”，俗指死，含诙谐或不尊重意，常常是小孩儿口中说的粗俗的戏谑语。同义的还有“嗝儿踹”“嗝儿了”“嗝儿凉凉了”“嗝儿屁”及“嗝儿屁啷当”“嗝儿屁着凉”“嗝儿屁着凉大海棠”等。周有光先生就写过一篇讲“嗝儿”的语文小品。

话说中国“文革”期间，1971年9月13日，林彪连夜乘专机仓皇出逃，不料飞机失事，坠落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机上人员全部暴尸于异国荒野。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随行的一个会讲华语的记者拿着红皮袖珍本《毛泽东语录》，指着林彪的照片问一个胡同儿里的小孩儿：“他到哪里去了？”小孩儿回答说：“嗝儿了。”老外听不懂，再问：“什么？”小孩儿：“嗝儿屁了。”老外三问：“什么？”小孩儿：“嗝儿屁着凉了。”老外四问：“什么？”小孩儿：“嗝儿屁着凉一个大海棠！”记者十分无奈，“啊”地叹了口气，原来他始终没有听懂。当时，京城的小孩儿都知道林彪是个大坏蛋，摔死了，所以用一连串的戏谑语来回答记者的问题，谁知对牛弹琴，听得老外一头雾水，好不尴尬。他如“赔本儿赚吆喝”、“响鼓不用重槌儿”、“缩脖儿坛子”（形容身材矮小、颈项短的人）、“听蛐蛐儿叫唤去了”（借指人死了，蛐蛐儿即蟋蟀），运用了鲜活生动高超的修辞手法。像这样的俏皮话儿，“增订本”增补了不少。读这些词条，觉得挺有趣儿。

京剧是中国的国粹，形成于公元1840-1860年间，1917年始进入鼎盛期，至今已有百多年历史了。京剧在北京扎根、生辉，深受北京人喜爱。“增订本”增收了“范儿”，这个词源于戏曲表演，原指演员在舞台上表现出的一种从容自若、信心十足、精神饱满的状态，引申为“风格、做派、气派”之意。近年来，在中国的媒体上，我们看到了大量的新“范儿”，如“京范儿”“北京范儿”“中国范儿”“国际范儿”“民族范儿”“文化范儿”“文艺范儿”“时尚范儿”“君子范儿”“淑女范儿”“倍儿有范儿”等等。说得文雅一点，“范儿”就是“风范”（风度与气派）。“范儿”都蕴蓄着正能量，是个褒义词儿。

如前所述，在香港和新加坡都有人对京味儿情有独钟，“增订本”富有浓郁的“京味儿”。那究竟什么是“京味儿”？如何理解“京味儿”？这还真是个问号儿。作者告诉我们：“京味儿”不仅仅是形象、生动、丰富的北京话特有的语音、语调，也不仅仅是儿化词语，它体现的是一种有着丰富历史传承的、厚重的北京方言文化，是立体的、全方位的，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增订本”作者贾采珠是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从小生活在北京城，对北京话，特别是其中的儿化词比较熟悉，对研究儿化词怀有浓厚的兴趣。1990年，她编著的《北京话儿化词典》在北京出版；2019年，“增订本”在上海出版。初版和“增订本”倾注了她几十年的心血。

“增订本”一典在手，笔者想读就读，想查就查，忽前忽后，随心所欲。读着读着，浮想联翩，1958年我初到北京，那会儿正当年轻，好奇心很强。到王府井溜达，听马路上的交警、百货大楼里的售货员、饭庄里的服务员和公车上的售票员讲北京话，自觉十分过瘾。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猫在家里读词典，好似又到北京了，正在逛京城，品京味儿，瘾头儿又上来了。

（作者为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前语文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