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童与词典——杨贵谊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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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贵谊近照

家世背景

百多年前，神州大地灾祸频仍，民不聊生。为了躲避灾难，求取温饱，祖籍福建福清的杨枝荣、刘亚妹夫妻被迫背井离乡，他们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

由于无法适应都市生活，他们只好到柔佛州笨珍县的乡下去垦荒。于是乎，他们拖家带口徒步来到距离现今大笨珍四五英里之遥的巴力交怡村，在自己亲手建造的小茅屋里安顿下来之后，开垦出十几英亩属于自己的小胶园。

1931年8月18日，他们的次子贵谊出世，接着又有俩儿俩女陆续来到人间。随着人口的增加，单靠自家的胶园已不足以维生，待贵谊稍稍年长一些，他即跟兄姐们一起成为了小胶童。

贵谊家的小胶园附近有三户马来人家，他们跟马来邻居往来密切，家庭成员大都讲得一口流利的马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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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育

巴力交怡村的居民基本上由马来人跟华人组成，华人不足十家，多数父母大字不识一个，根本无力顾及孩子的教育。至二战前夕，整村仅两个华族家庭的三个男孩入学读书，其中二人为贵谊兄弟。

九岁那年，他跟随哥哥踏进了位于大笨珍港脚的华文学校——大同学校。他们上学途中会经过大笨珍一所马来学校，贵谊常常被马来学生朗朗的读书声所吸引，因为他们的发音跟口语一致，而当时的华校老师采用普通话授课，刚入校的学生只懂方言，故而短期内存在语言障碍。自那时起，贵谊便萌生了学习马来语的念头。

在学校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贵谊发现老师在人们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地位，由此心生敬佩，并立志将来要跟他们一样教书育人。

1941年12月8日，日军登陆马来亚，所有学校被迫停课。

日本投降后，位于小笨珍的培群学校率先复课，贵谊和哥哥听到消息后赶紧前往报名，哥哥报读五年级，贵谊报读三年级。半年后，大同学校复课，贵谊回到大同并跳级报读五年级，哥哥则南下新加坡报读华侨中学。

苦学马来语

在笨珍受限制居留期间，他从正在学马来文的弟弟那里得到启发，决心在求学无门的情况下自修马来文。两个月后，他移居新山（继续限制居留），进入一家私立英校读书。两年后再次面对停学的厄运，他只好到一家洋货店当学徒，同时苦学起马来文来。

他借来两本马来文书本天天阅读，被会说马来话的余老板发觉。余老板表示自己也有意学马来文，并请来在马来学校当校长的尤素夫老师教自己。尤素夫老师也是一位著名的马来作家。

当尤素夫老师来店里给余老板上课的时候，贵谊就在一旁竖起耳朵仔细聆听，不明白的地方过后再请教余老板。同时，他还找到一种辅助学习方法，那就是不时买一份《马来前锋报》，选一些简短的新闻来阅读，不明白的地方就去请教一位时常碰面的马来三轮车夫。

经过一年的努力，他基本掌握了爪威字母及罗马字母拼写的马来文。为了尽快提高自己的马来文水平，贵谊跑遍新山的各个角落，凡搜寻来的马来文读物，他都反复阅读并悉心收藏起来。

那时，一对在新山一所英校任教的夫妇跟他分租同一座屋子，做丈夫的获悉他在学习马来文后，从学校带回一份马来文杂志《儿童娱乐杂志》，贵谊如获至宝。此后，贵谊每个月都会购得一份，这些5分钱一份的杂志被他完好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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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成真

1954年底，贵谊的限制居留令得以解除。次年，已获人身自由的他喜闻本地第一所以华语为媒介语的民办大学——南洋大学将开办先修班，高中仅上了不到半年的他前往报考，两个月后结果公布，他榜上有名。

1955年底，他被南洋大学正式录取，成为首批进入该校的学子。他入读教育系，后转入政经系，但他自始至终最为热衷的，则是学习及教导马来文。

在等待入学的日子里，他受邀参加了“泛马学生文化节”，并跟同好林焕文及吴诸庆成为好友。开学后，他们一起被选为南大学生观察团团员，赴印尼参加了为期一周的“万隆亚非学生会议”。此次印尼之行，他除了购得大量珍贵的学习资料外，也萌生了毕业后去印尼深造的愿望。

1957年，南大学生筹委会应同学们的要求，开办了三个马来文夜校班，林焕文、吴诸庆、杨贵谊各负责一班。此外，贵谊还在校外团体的马来语学习班教书，以赚取部分生活费。与此同时，他们三人还编辑了马来文版的《大学论坛》，为同学们提供了一个研习马来文的平台。

1959年，贵谊出版了第一部翻译作品《为祖国立功》，后来陆续翻译及编写了十多部马华双语及单语作品，其中《阿都拉传》及《阿都拉游记》曾在《星洲日报》连载，颇受好评。

大学毕业前夕，他向国立印尼大学递交了申请书及推荐信，但一直没有消息。离开大学后，他应聘为《南洋商报》的新闻记者，期间他依然积极参与马来语文运动，除了回校辅导马来文夜校班的学生，还参与出版了一份马来文刊物——BUDAYA（《文化》）。

1961年初，贵谊收到印大录取通知书，如期前往印尼大学文学院报到。除了拼命学习，他还拼命买书，各类印尼文书籍都是他的心头好。

两年后，他学成归来，被母校南大聘为现代语言文学系马来语讲师。多年的梦想——当老师的梦想，研习马来文的梦想，一并成为了现实。

校园风暴

在南大任教三年后，贵谊计划再次前往印尼大学深造，这次他准备跟同样自学成才的马来文爱好者——他的新婚妻子陈妙华一同前往。他们的申请很快得到批准，但却因印马两国外交中断而搁浅，他只能继续留校任教。此时，政治阴影笼罩南大校园，气氛异常紧张。随着南大建校委员会主席陈六使的公民权被吊销，学生被集体开除、教职员工被迫离职或遭解雇等事件不断发生，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4年底，贵谊没有收到续聘合约，在主持完最后一学期的马来文考试后，他被迫离开自己的母校，离开自己准备为之奋斗终生的马来文教学。但是，事情似乎远远没有结束，无端遭受迫害的他在此后的若干年里依然不断受到骚扰，致使他连一份跟马来文有关的全职工作都无法找到。但这一切都没能使他改变自己的人生志向，那就是专心致志地研究及传播马来文、编纂马来语词典及推广华马文化交流。

1966年，在挚友林健生的介绍下，贵谊成为新加坡树胶公会的秘书，这份跟兴趣爱好毫不搭边的工作他一干就是33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不耽误公会事务的情况下，他尽可大大方方地在办公室搞学术研究及编纂词典。后来，该会理事们甚至允许他去香港一个多月，亲自指导及校对《马来语大词典》的最后排版工作。

杨贵谊和陈妙华结婚照

杨贵谊部分作品

编纂词典

初学马来文之时，贵谊在新山踏破铁鞋也无法觅得一本罗马化拼音的马来语词典。自那时起，他就决心自己动手编纂马来文词典，并开始用最原始的方法把学过的词汇用练习本及卡片收集起来。

没有现成的词典供参考或作蓝本，没有电脑，没有中文打字机，一切从零开始……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贵谊决定跟妻子妙华分工合作：主要收词跟新增材料既分开处理又同时进行。妙华负责把主要收词打成初稿；贵谊把华语解释及增加的词汇以手写的方式插入适当的部位。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1972年，他们编纂的《马来语大词典》问世，这部凝结着他们夫妻心血的词典后来成为国内外马来语研习者沿用至今的工具书，深受好评。其实，他们编出的第一本词典是一部比较小型的《马来语略语词典》，它是大词典的副产品。此后，他们又编纂、出版了另外五本实用词典。1984年，耗时25年的《现代马来语词典》正式出版。

再后来，除了对已出版的词典加以修订，他们借助电脑编纂的《新编华马大词典》（与北京外国语大学赵月珍教授合编）及《新编马华大词典》（与严文灿合编）分别于2012及2015年面世。

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贵谊在妙华等的协助下，先后编纂了16部不同类型的单语、双语及多语马来语词典，成就卓著，有目共睹。

柳暗花明

随着一部又一部马来语词典的问世，有关杨贵谊的各种报道及专访见诸报刊杂志。以“1980年文学节”为新起点，沉寂多年的杨贵谊再次活跃于文化圈：发表论文、参与举办马来语史料展、参加研讨会、发表演讲、办讲座、担任文学比赛评判、参与访谈节目、受邀出国访问……

自1996年起，他被北京外国语大学聘为亚非语系马来专业长期客座教授，教导马来文。两年后，他又被北京大学印尼/马来语系聘为客座教授，讲授马来语发展史。

2001年，马来西亚国民大学马来世界与文明研究院邀他出任特约作家，请他用马来语写一部回忆录，列入马国大出版的回忆录系列。他是首位被马国大邀请担任该职的华人。2005年，他的马来语回忆录Memoir YANG QUEE YEE Penyusun Kamus Anak Penoreh出版。次年，在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的推动及其外甥严文灿和妻子陈妙华的协助下，华语版也告问世。

杨贵谊的世界从此柳暗花明，各类奖项纷至沓来：1993年，他获新加坡文艺协会文艺表扬奖；2002年获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文化奖；2005年获柔佛州传统基金（非马来人组）马来文学奖；同年获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华巫文化使者奖；2008年获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卓越校友奖；2012年获林连玉基金林连玉精神奖；2013年获马来西亚新闻、通讯及文化部词典编撰特别奖；2014年获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中马友谊纪念章；2015年获陈嘉庚精神奖及新加坡马来语委员会特别文学奖。

杨贵谊凭着毕生的学术成就和对华马文化交流的贡献，2009年获马来西亚国民大学颁发的文学荣誉博士学位，成为该大学首位获此殊荣的华人。

而他最大的财富，是家里无处不在的藏书，这些藏书除供自己研究及编纂词典之用外，也是为了给华社保存资料。2012年底，他将毕生收藏的华文及马来文重要著作、出版物及个人手稿等近四万种资料无偿馈赠给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两年后，华研推出了他的学术研究论文集《华马文化论丛》及马来文版HIMPUNAN MAKALAH KEBUDAYAAN CINA-MELAYU，跟他编纂的词典一样，踏实而厚重。

“不朽人生”！这是前华研董事主席周素英女士（已故）在《华马文化论丛》序言中的结语。

除此之外，你还能想到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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